第一章 《当代》的文化品格
第一节 《当代》的创刊
1979 年 7 月 6 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同时以 762 字的小篇幅刊登了一则新华社七月五日电讯——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创刊：“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里，又开放了一朵新花，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文学季刊——《当代》创刊号即将出版。”在数年后的各类文艺大事记中，这个事件被记载为“文学（综合），中直，当代”②，“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北京创刊”③，“本月，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北京创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④，以上记载显示，《当代》的创刊被化约为简短的表达。这个看似并不重大的文学史事件和简短到用一句话便可以记录的历史事实，其后潜藏着各方力量的分野、交锋和整合，通过这一事件向前追溯及向深挖掘，能够发现是新时期甚至更早的政治、社会、文艺脉流的涌动与变化共同推动并促成了它的产生。
一、创刊背景：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
首先，文艺政策的逐步调整。在《当代》创刊之前的多年时间里，文艺的脉流便已缓缓地、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它产生的那一刻做了大量的积蓄与准备工作。1975 年，在“文革”接近尾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意识地恢复和调整文艺政策。毛泽东在谈论文艺问题时专门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①7 月 14 日与江青谈话再次提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②7 月 25 日对电影《创业》做出批示，认为对此片的批判“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③在此基础之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发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④，“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⑤ 1977 年末，《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多次组织座谈会，发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从理论上批判了“三突出”、“主体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等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批判后期已涉及到恢复党的文艺方针的问题，但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此次讨论并未完全肃清“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1978 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复刊仅 3 个月的《文艺报》作为文艺界的思想阵地，首先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进而推及整个文学界并发展至文艺政策的领域，提出“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口号。该讨论在文艺界的全面展开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文艺政策的恢复、调整和文艺思想的转型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奠定其思想和理论基础。1978 年 12 月 18日至 22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会议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已做好迈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准备。1975 年至 1979 年间，在中央的倡导、引领和各机构的实践探索中，错误的文艺政策被反拨，流毒被肃清，逐渐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开创了文学艺术民主的新局面，为《当代》的创刊提供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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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当代》的现实主义立场：直面人生，贴近现实
一、话语资源：革命现实主义
自创刊之日起，《当代》便旗帜鲜明地倡导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它的风格、它的底色、它的旗帜，甚至是它的生命线。刊首《发刊的几句话》简单明确地介绍创刊目的和刊物特点，紧随其后的文章是《文学，应当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该文署名为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组罗君策执笔，罗君策参考严文井在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又经屠岸修改补充后送交严文井过目认可。文章为《当代》的刊物主张、特色和选稿标准进一步定位，为刊物此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可以被视作《当代》杂志的创刊“宣言”。该文讨论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方法。首先，该讨论的理论前提是对于既定意识形态规范的遵守。《当代》创刊时期普遍的文艺自由氛围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革新之下，政治场域限制、规约和影响着文学场域，因此这篇纲领性的文章将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准则的遵循摆在首位，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艺自由、文学自主”的社会语境中，文章依然热切地将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以代表人民和党作为历史使命，“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是党的文学”。以上表述中，坚定的政治路线成为《当代》倡导文学方向的前提，进而奠定了杂志的主流地位。其次，作为文学期刊的《当代》关注文学相关问题，在《文学，应当象生活那样丰富多彩》中讨论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章标题和开篇均表明杂志对二者关系的态度，即“文学，应当是生活的镜子。生活，是文学的唯一的源泉”。文学来源于普遍的现实生活，当代的生活现实即“亿万人民为了美好的未来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文学应当“踏着时代的步伐，和生活的脉搏一起跳动”。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中，重视表现当下鲜活的现实，成为倡导“当代性”的理论来源。最后，文章中对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创作原则和方法做出了深入探讨，申明杂志的现实主义立场，“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始终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但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是基础”，“历史反复证明：人民需要现实主义”。在坚定、明确的现实主义立场的指导下，该文对现实主义作品提出了新历史语境下的新要求，作品主题要广泛多样，应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表现人民群众的“胜利的喜悦”与“挫折和痛苦”，“揭示光明必然战胜黑暗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求作品要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并具体规定如何塑造先进人物、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从宣言的整体内容而言，对现实主义的倡导与要求贯穿全文始终，这份纲领式的宣言对《当代》发展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在此后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当中，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一方面保证了杂志稳定的风格和气派，另一方面也在《当代》在多次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保障其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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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代》与当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当代》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发生重要变化，文化界随之清理和反拨由来已久的极左路线，以巨大热情批判文革，呼唤人道主义，为改革开放寻求现实依据，追求艺术上的突破，产生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接续性的潮流，《当代》积极参与其中几种文学潮流，为当代中国文学开掘了扩大的叙事空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整体节奏，在取舍之间坚定地践行并丰富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一、伤痕反思文学：阔大叙事空间的开掘
在文学界复苏和解冻的新时期之初，最为重要的文学潮流即“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提法源于对“文革”灾难的描述和揭露，主要表现文革与极左主义给人带来的心理与精神创伤。反思文学在暴露“伤痕”的同时侧重对悲剧原因的追溯和后果的反思，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①。事实上，尽管这两种文学潮流的概念和提法出现略有先后，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这两个概念均指涉了“文革”对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涉及对精神痛苦的表达以及痛定思痛的思索，二者间共通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新时期初期创作的一种概述。在经历历史沉淀的今天，伤痕与反思的边界已经被打破，因此笔者在论述这一重要的文学潮流时不将二者作以分别，在伤痕反思文学的共同范畴内讨论《当代》杂志是如何参与并构建新时期之初的文学。
当代研究者一度重返八十年代重述文学历史，伤痕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品却并未在重述中动摇，几乎所有的文学史版本在列举伤痕反思文学样本时都要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郑义的《枫》和《老井》、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的《生活的路》等。将这些作品投射至期刊当中，我们发现在伤痕反思文学潮流逐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当代》的创刊丰富并壮大了这股潮流，并且，在伤痕反思文学潮流以中短篇小说为重要创作实绩和经典范例的情况下，通过长篇小说与报告文学为这股文学潮流做出填补空白的独特贡献。
在当代文学史领域，许多研究者将 1976 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视为新时期文学潮流的源头，“如果要追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源头，就一定要从‘四·五’运动诗歌算起。正是在这里，才最清楚地表现出现实主义文学和历史变革的必然要求的内在联系。”①“追溯新时期文学的潮头，1976 年 4 月，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产生的天安门诗歌事实上已经吹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②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中国民众在长期压抑与悲痛中产生的具有自发性质的文学运动，它最早触及了国家和社会的悲剧题材，促发了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产生。天安门事件是返归新时期文学潮头的初源，其中所包含和透露的悲剧与“问题”延续而下被伤痕反思文学所继承，在这个意义上伤痕反思文学与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相互指向且趋向重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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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当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思潮
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流似乎无法像八十年代一般分条缕析、界限分明地分辨而出，文学潮流的淡化是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尽管如此，文学界仍然存在一些潮流性的命名，用以概念的理论阐释和辨明不同创作之间的差异，如“新历史主义文学”、“新生代文学”、“新写实文学”、“新状态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文学”等等，《当代》在九十年代选择性地参与了部分文学思潮，在选择和忽略间更明确地显现出杂志的风格特色。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式微中的强势爆发
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新历史主义文学①是一个外延丰富且概念模糊的文学概念，我们借鉴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论证对新历史主义文学作以一定解读：“‘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时间……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②据此描述，新历史主义文学事实上是对于回到民间视角的历史小说的总称，在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写传统正史，挖掘民间历史，以哲学思想置换政治思想对历史的理解。在陈思和先生的论述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初期面貌的形成是由新写实小说变化而来，由此我们认为新写实小说潮流的演变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的构成因素之一。事实上，先锋派作家基本与新写实作家同时遁入“历史”的书写，当形式实验式微，先锋派便转向了对历史的开掘，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这个在九十年代初期最值得记忆的文学现象来源于先锋派与新写实流派的共同演进，公认的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家包括苏童、格非、叶兆言、莫言、吕新、须兰、方方等人。据此分析，《当代》或许将在这个文学潮流中出现适应危机，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先锋派和新写实小说在《当代》的缺席，这意味着杂志并不具备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形成的土壤。当然，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当代文学历经了一个最富有变异与转折色彩的‘新历史主义时期’”①时，《当代》杂志对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呈现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种文学潮流的鼎盛时期并没有《当代》在内的推动与参与。之所以将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单独讨论，是由于在这种潮流临近末期（1992 年左右），新历史主义文本文化意蕴愈加稀薄、娱乐倾向愈发加重的语境下，新历史主义在长篇小说领域突显强大的生命力，以长篇小说为特色的《当代》在此领域内爆发出活力，发掘并刊登了新历史主义力作，研究者那里屡被提及的重要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1992 年第 6 期、1993 年第 1 期），张炜的《家族》（1995 年第 5 期），阿来《尘埃落定》（1998 年第 3 期）均出自《当代》。在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长篇小说文本的范畴内，发于《当代》的《白鹿原》、《家族》、《尘埃落定》都代表着这股文学思潮的高峰②，这三部作品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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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的现实主义流变 .............. 70
第一节 人物塑造：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 70
第二节 结构形式：从对立到共生........... 75
第三节 艺术技巧：从借鉴到融合............. 81
第四章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 ................. 87
第一节 编辑话语：文化领导权的隐性表达............... 87
一、编辑理念：在“限度”内最大化“意义”................... 89
二、主要编辑：薪火相传的现实主义话语..................... 91
第五章 《当代》的生存策略 .......... 132
第一节 文学期刊的困局..................... 132
第二节 生产理念转变：以读者为中心.................. 135
第六章 启示与反思
第一节 《当代》的现实主义困囿
一、广阔现实主义的现实限度
杂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主义涌入中国文学界时显示出一种博大包容的态度，在不同场合的理论探讨中《当代》杂志对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理解使其呈现出对广阔现实主义的追求，开放的现实主义理念是《当代》理论建设的一个成功之处，《当代》的此类理论探索参与并推动了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作为以现实主义为风格和特征的大型文学杂志在现实主义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某些理论推动赋予现实主义以鲜活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当代》对广阔的现实主义的倡导与其编辑实践存在矛盾和差异，如果说它力图构建一种广阔的现实主义，那么它的编辑实践过程则尚未跟上其脚步，显露出广阔的现实主义在现实实践中的限度。
（一）现实主义的理论限度
《当代》对于作品的筛选，对于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的选择，以及刊物编辑在不同场合的阐释，都指向其意图在重复叙述和反复确证中形成广阔现实主义的追求，杂志以期用开放性的视野观照丰富的日常生活，通过流动的现实主义认识获得对现实的广阔涵盖。然而，在不断强化的广阔现实主义的追求中仍出现了对广阔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在本文第一章的“理论建设：广阔的现实主义部分”，我们对《当代》丰富、开放、流动的现实主义观念的阐释止于 1996 年的现实主义座谈会，之所以未向后延续是由于杂志在新世纪呈现出了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某些偏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现实主义所能表现的范围和现实主义所能承担的价值，甚至悖离了现实主义的本质。2002 年第 5 期开始，《当代》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一行醒目的文字：“宗旨：文学克隆真实”，随后的几年时间中，不定期出现类似字样，尽管表述方式偶有改变，其表述核心始终围绕克隆真实。在这个时期，《当代》所宣扬奉行的真实性宗旨形成了一种绝对的、极端的状态，当然，我们对《当代》现实主义理解限度的考察仅存在于纯粹理论的领域，或者说仅限于对其宣言的讨论，这并不意味着该时期《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丧失以往的水准而下滑和跌落到一种如何低的水平，考虑到杂志对现实主义的一贯把握，以及杂志审美趣味的惯性和不同编辑对于真实性理解的不同，这个简短的宗旨和宣言所产生的影响被限制在了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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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兴媒介彻底地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互联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介质让当代人表达自我，每个个体都成为了记录者和言说者，这是个喧哗热闹的自媒体时代。处在这样纷繁的语境中，文学史家如何在以比特为单位的数据中做出准确的选择，这个时代的文学历史将如何形成？在这样的思索中，对文学期刊的梳理和考察是一种必要性的工作，尽管文学期刊的发展无法囊括文学发展的所有可能性，但作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基础性环节的文学期刊在组织和选择中基本确定了主流文学的整体样态，以纸质印刷的形式提供了并非转瞬即逝的历史记忆。
文学期刊投射出政治权力、市场经济、文化资本、传播方式和话语交往彼此影响相互缠绕的样态，它是意识形态总体性规范的载体，遵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约引导政治方向，参与重建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经济资本以更为复杂和含混的形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文学期刊之外或者进入其内部，转换为构成性因子并规定其可能性，最终使期刊与经济逻辑达成某种共谋关系。技术力量以其理性的强势，渗透并改变着文学期刊的话语形式和生成方式。文学期刊在美学形式的离心作用之下，意图颠覆意识形态的独白体系，反拨经济权力对表意策略的改变，摆脱技术力量的强势介入，超越外部力量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供的生存合法性是期刊无法切割和拒绝的，期刊的市场化属性又使之无法遵循“输者为赢”的颠倒经济逻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入和技术力量入侵了文学期刊内部，使之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动态图景，在这个意义上，从文学期刊的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的可行性得以确认。
对《当代》的考察建立于文学历史的构建和重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上，以文学史视野观照当代文学领域的代表性期刊，探寻文学期刊的复杂性结构与动态性进程，体察期刊格局与文学思潮的深层关联，审视期刊审美趣味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和引导，分析当代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生存策略及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生成。就《当代》而言，它参与构建了当代文学场域的多种文艺潮流，推进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发展，它以现实主义艺术追求双向影响文学作品的生产者与接受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文学的叙事方式和价值立场，进一步改变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实现了与当代文学审美观念和文体规范的深层互动，有效推进文学内部的自我更新。《当代》所生成的总体面貌来自于其内部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与政治权力及经济资本的相互博弈，几者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不断更新和重塑着《当代》杂志的文化功能和历史命运，为呈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话语环境提供了有效样本。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