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伟小说的解构英雄叙事

第一章 被解构的“英雄”形象

“英雄”这个称号意味着崇高、伟大、无私等高尚的字眼。当一个人拥有“英雄”的称号时，他所有不光彩的阴影似乎都被遮蔽和隐藏，甚至被涂成一抹亮色。而艾伟的小说揭开了这层虚伪的面纱，让真实的英雄重见光明。艾伟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两类英雄形象：回归平凡的战争英雄，走向堕落的致富英雄，这二类英雄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英雄人物画廊。从英雄自身来说，被解构的“英雄”没有了崇高的革命动机，没有了完美的人格，更失去了美好的人生结局。从英雄与周围女性的比较来说，女性获得了“圣母”的地位，被极大地赞扬，英雄则被贬斥，作家通过女性“圣母”形象，也从侧面解构了英雄形象。

第一节 回归平凡的战争英雄
当代文学中有许多被战争所成就的英雄形象，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和李正，《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和靳开来，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的腥风血雨，生命都曾在死亡线上徘徊，但是他们顽强战斗、奋勇拼搏、忠于祖国。通过对前人的借鉴，艾伟也成功的塑造了此类英雄形象。但与前者不同的是，艾伟是通过公共和私人两个空间来审视英雄的。并且，艾伟笔下的人物大都横跨战争与和平两个年代，小说的界域由一段时间拓展到整个世纪。在战争年代，一个人只要坚持战斗、保家卫国，那么他就是英雄。在和平年代，评价英雄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从政治角度考察英雄，而是借助道德、伦理、人性的标尺去审视英雄。这样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它代表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战争、英雄的深刻反思，冲击了读者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彰显了人道主义的光芒。《风和日丽》中的尹泽桂，曾经是抗日名将，建国后成为大名鼎鼎的将军。尹泽桂的一生，是矛盾纠结的一生，革命和人性在他的生命中多次博弈。尹泽桂是一个革命者。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他避见恋人，驱逐女儿。革命让他的心冷如冰霜，坚如钢铁。尹泽桂又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内心也有柔情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杨沪母女。如果说《风和日丽》主要从公共空间来审视英雄，那么《爱人同志》《爱人有罪》则更多从私人空间审视英雄。《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作为一名侦察兵，勇猛果敢、自信无畏；作为普通人，他坦率、诚实、耿直，当保安时打抱不平，当管理员时怒斥歪风邪气，捡破烂时不在乎别人嘲笑的眼光；作为丈夫，他任性妄为，不够体恤妻子的辛苦，失业后，空虚无聊，养成一些低级趣味。

第二节 走向堕落的致富英雄
文革结束后，社会进入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开始关注物质生活状况，此时的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勤劳致富。如《越野赛跑》中的步年，从普通农民成为致富英雄，最后沦落为赌鬼。文革结束后，全村人都忙着发财致富。最成功的是步年，他经营饭店，开办昆虫食品厂，一年之后成为镇上最富裕的人。聪明勤劳成就了步年的发财梦。可是后来，步年开办游乐场，聚众赌博。他还多次出轨，伤害生病的妻子。为了安抚愤怒的岳父，他居然煽动岳父参与赌博。懦弱委顿的性格和物欲的社会使步年堕落。当代文学涌现出较多致富英雄形象，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步年和孙少安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都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发家致富。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富裕之后的人生轨迹中。相比于一直淳朴善良并积极帮助村里其他人的少安，步年则逐渐堕落腐化并诱惑整个村不劳而获。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步年和少安脱贫致富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可以说，经济时代催生了他们这样的致富英雄。但同时，伴随而来的物欲原则、利我原则、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对他们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时的人格坚守就尤为重要。少安性格坚强隐忍，憨厚质朴，所以可以抵御住经济时代的冲击。而步年意志薄弱，精神萎靡，无力抵抗享乐主义的腐蚀。经济时代造就了致富英雄，同时也侵蚀着致富英雄，但是如果个人有强大的内心，就可以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赢。
艾伟的小说解构了英雄的致富动机、朴实的人格以及美好的人生结局。
孙少安之所以要成为致富英雄，是因为他想让家人吃饱穿暖、健康的活下去。他成为英雄的动机是利他的、纯朴的。步年为什么要发家致富呢？因为他希望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希望妻子接受更好的治疗。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步年还想满足自己不合理的欲望。贫穷的人要想发家致富，必须有一定的本钱。孙少安通过贷款获得本钱，步年的本钱则是通过赌博得来。《风和日丽》中的尹南方利用政策的空子投机倒把，致富的手段具有不正当性。《爱人有罪》中的鲁建白手起家，开办酒吧。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财富，还想借助财富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因此，他们成为致富英雄的原因是自私的、不正当的、为了一己私欲的。

第二章 解构英雄的叙事策略

希利斯·米勒在论作《阿里阿德涅的引线:故事线条》中指出，“任何小说文本都是由纵横两轴的交叉交织组构成的，他将横轴称作是‘线条’，将纵轴称作是‘重复’。横轴是线型的,是时间性的，在那里事件跟着事件，场景跟着场景，所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都被编织进了一个统一的序列中（如一则统一的故事情节或一个统一的意识流程等），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纵轴是立体的，是空间性的，它给每一个处在横轴上的符号刻写上了生活的印迹，将它们与外部世界链接起来”。艾伟的小说也不例外。本章试图运用希利斯·米勒的叙事线条理论和重复理论来分析艾伟小说解构英雄的叙事策略。

第一节 艾伟小说的“叙事线条”
小说《爱人同志》的结尾是，英雄刘亚军自焚而死，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张小影在葬礼上哭泣。首先，这个结尾似乎在打结，刘亚军的死亡终结了英雄产生、发展、高潮、落寞的叙事线条，终结了夫妻间的矛盾关系，一场英雄的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解构英雄似乎到此为止。其次，这个结尾又在解结。刘亚军死了，作为上个时代的孤魂野鬼和遗留物，张小影又该何去何从呢？她被刘亚军的死震动，不再沉溺于圣母神话，努力去适应这个经济时代？还是，陷入一个新的烈士荣誉中不能自拔？如果是前者，那么张小影就从内部身体力行地解构了英雄。如果是后者，那么对于英雄失落的年代来说，就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对于张的人生来说，就是一出永恒的悲剧。儿子长大之后，又如何看待父亲的英雄称号和烈士荣誉呢？如果儿子认同父亲的英雄身份，那么他就陷入了母亲命运的循环怪圈。相反，解构英雄的行为则从父辈延续到子辈，似乎这条路永远没有终结的时候。这些线条都可以再次被打结。无论是打结，还是解结，作者都证明了英雄被解构的必然性，即使英雄死了，被解构的命运也不会终止，妻子、儿子以及其他活着的人们仍然会殚精竭虑的去讨论和言说。
小说《风和日丽》的结尾是，杨小翼的父母、丈夫、儿子全都去世了，最爱的男人已有家室，只剩她一个人在永城的老家看风景。杨小翼的寻父之旅划上了句号。“红一代”几乎都去世了，“红二代”中，刘世军成为局长，夏津博在国外当外交官，尹南方下海经商，米艳艳开公司了，杨小翼成为学者。她们都从政治时代进入了经济时代。结尾收束了刘、尹、夏、伍四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打结。英雄没落，其后人开始了新的人生。然而，这个结尾又是解结。杨小翼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随着父亲的死，她的爱或恨，都没有了意义。人到中年，孤苦伶仃，该怎样过完这悲凉的后半生？红二代们能适应经济时代的风雨吗？红三代们如何看待红一代的精神信仰和红二代的转变呢？也许红三代也只是血统意义上的概念了，并未传承红一代的精神信仰。精神信仰在红二代这里就变成了残余物，我们又怎能期许隔着更远距离的红三代去传承呢？对于红三代来说，可怕的不是没有传承，而是彻底漠视。在文本之外，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后代对于英雄的漠视，同样解构了英雄存在的意义。

第二节 艾伟小说的重复现象
“重复”理论来源于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一书。“重复”意为“一种东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另一种状况下重新呈现出来”[24]。米勒认为，重复大致有三类：细小处的重复，如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等言语成分的重复，以及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同一部作品中事件、人物、场景的重复；不同作品中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的重复。重复有两种形式：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的重复。柏拉图式的重复是“根植于一个未受重复效力影响的纯粹的原型模式。其他所有的实例都是这一模式的摹本…只有在真实性上与模仿的对象相吻合，模仿物才有效力”，即同一性重复。尼采的重复是“假定世界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与所有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相似以这一‘本质差异’的对立面出现，这个世界不是摹本，而是德鲁兹所说的‘幻影’或‘幻象’…某些范例或原型中这种根基的缺乏意味着这第二种重复现象的效力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即差异性重复。“第二种形式并不是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
笔者发现艾伟小说中关于英雄有很多重复的部分，其中大部分代表着作者的表达意图，小部分可能暴露了其叙事资源的枯竭。因此，笔者需要借助系统的理论提升感性的阅读经验，以一种更全面、更细致的方式去理清小说中的重复现象，挖掘作家对英雄的情感态度。于是，笔者引入了米勒的重复理论。正如米勒在著作《小说与重复》的开篇指出：“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本节试图通过分析艾伟小说中的三种重复类型和两种重复形式，来阐释解构英雄的叙事策略。
艾伟小说中的重复，大致有三类：细小处的重复；同一部作品中事件、人物、场景的重复；不同作品中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的重复。艾伟通过这三种类型的重复，解构了英雄纯粹的动机、崇高的人格、美好的人生结局。

第三章 解构英雄叙事的文学意义 ……………36
第一节 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 ……………36
第二节 窥探革命和社会的真相 ……………39
第三节 探察生存的虚无与困窘 ………………41

第三章 解构英雄叙事的文学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人们对于英雄的情感是狂热的，观察英雄的视角是仰视的。而新时期以来，作家笔下的英雄告别了完美，回归了平凡，走下了神坛，人们的情感逐渐冷却，视角也逐渐放平。解构英雄的小说让人倍感新颖，艾伟的小说就是如此。它通过解构英雄叙事展现了丰富的文学意义：小说的关注点由战争中的人到日常生活中的人，促进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小说揭露了革命和社会的两面性，有利于探察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小说表现了外在世界的荒芜和内在精神的困顿，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困窘。

第一节 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
艾伟的小说在表现战争英雄的时候，几乎隐去了所有的革命和战争场面，详细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不避讳英雄的缺点，增加婚姻和爱情的比重，挖掘英雄的内心世界，这使得英雄更加人性化、平民化，促进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
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七年期间的英雄小说，集中表达的是政治、历史、社会的需求，因此多以宏大的战争场面塑造伟岸的英雄形象。如小说《保卫延安》，只描写了周大勇作为战士的一面，忽略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的自然属性被战争所淹没。史诗性小说《红日》不仅描写了战争场面，而且展现了战士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可爱朴实，同《保卫延安》相比还是有所突破的。然而，在当时这种日常生活叙事遭到了指责和批判，“由于‘史诗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不是当作历史的丰富性来理解，而是以能否揭示历史的‘本质’来理解的，因此，它排斥非‘历史主体’的因素，冷落作品对人物日常性格的描写”。日常生活叙事虽然在英雄小说中出现，可是没有获得合理合法的地位，相反还遭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限制。

结语
随着政治时代的逝去，商品社会的来临，解构英雄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艾伟深入英雄的背后，揭掉了英雄光鲜亮丽的纱衣，展现了他们被遮蔽的污点和劣迹。小说中塑造了两种英雄：回归平凡的战争英雄，走向堕落的致富英雄。艾伟对这些英雄进行了解构。被解构的英雄们，其动机不再纯粹高尚，其成为英雄的原因是偶然的、不正当的，甚至是为了一己私欲的；英雄的人格不再完美无暇，而是伴随着丑陋、阴暗与变态；英雄的人生结局不再壮烈庄严，他们的精神状态孤独、绝望而又虚无，他们的死亡荒诞、凄惨而又悲凉。同“圣母”相比，英雄们失去了中心地位，怯懦脆弱，自私自利，畏首畏尾。而艾伟之所以加入解构英雄的大潮，有两方面原因：从外部来讲，解构英雄是批判十七年及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惯性延续。同时，市场经济的来临导致伦理秩序变迁，价值观念转变，从而对解构英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内部来讲，艾伟的童年在文革中渡过，青年时恰逢经济大潮的侵袭，独特的人生经历促使他确立了解构英雄叙事指向。
艾伟小说的叙事线条的开头是任意的开场，真正的开头被掩盖，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就是英雄们被解构的开始，这为循序渐进的解构革命者埋下了辅线，做好了铺垫，同时，实现了文本内外时间的交流，为理解革命者奠定了基础，保证了作者解构英雄的公正立场。而叙事线条的结尾或打结或解结，证明了英雄被解构的必然性，解构了英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叙事线条不是一条直线，本身具有复杂性和非连贯性，这为解构英雄找到了合适的叙事技巧，提供了非单一的叙事背景。话语层次的双重，叙事视角的双重，多种对话性关系，也加剧了线条的复杂性和非连贯性。双重的话语层次，传达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形成两种互为矛盾的阐释，促成了英雄理念、内涵、叙事模式的多义性和多元化。叙述视角的双重，并置了两种不同的眼光，形成两种互为补充的观点，解构了英雄的单一身份、政治理念和绝对评价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