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困的火狐——论虹影小说创作的“笔障”

第一章 异质文化语境中“自我东方主义”的窠臼

全球性旧殖民时代虽已结束，但用文化霸权征服第三世界以攫取资源的后殖民活动却愈演愈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逐渐兴起，在世界范围造成极大的影响。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判，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在“西方”的知识文化与制度层面中，长期积累着一种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某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

第一节 跨国恋的背后
虹影有一个很明显的创作特点：喜欢写性，性书写大胆开放。这一特点基本贯穿虹影创作的始终。但是，不同时期虹影性书写的缘由和特征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虹影早期创作的小说《k—英国情人》以大篇幅的、赤裸裸的性描写而闻名。这种性描写非常符合“东方主义”中的“东方纵欲说”。西方有着这样的观念：东方“暗示着丰饶而且暗示着性的希望（和威胁），毫无厌倦的肉欲，无休无止的欲望，深不可测的生育本能”。这种看法与东方人的自我看法大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态度始终是较为保守的。因此，虹影在这部小说中迥异于中国传统观念的性描写可以说是完全迎合了西方人的想象。
虹影在《k—英国情人》中两性关系的描写是典型的“自我东方主义”。小说中，娴静温婉的中国女知识分子竟是一个“性欲狂”。长期平淡清冷的婚后生活压制了闵强盛的身体欲望，一旦碰到了富有魅力和生命力的裘利安，她的欲望彻底被激发。闵与裘利安的“北京梦境”完全是一场中西合璧的纵欲狂欢。闵的性欲比小她八岁的西方男人裘利安还强，几番云雨后，“闵毫不疲倦，连想休息的痕迹也没有，相反，越来越精神，欲望越来越强。”而裘利安已经感到“太疲倦了”，“恐怕会死在这个女人的欲望之中”。“一个那么正经的女知识分子，一个原来那么羞涩中国古典女诗人，怎么会是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女人？”大量篇幅的对中国女性性能力的夸张描写，营造“淑女”与“欲女”的强烈反差，除了造成猎艳的文本吸引、满足西方读者的想象，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第二节 东方黑暗物语
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而东方国家普遍还处在封建中央集权的落后制度里，政治体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大大落后于西方。“东方”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不再是13世纪马可·波罗描述的繁盛昌明的帝国，而是贫穷落后、残酷专制的代名词。当西方人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文明成就，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日益膨胀。“东方”被不断地“他者化”，形成了与“西方”完全相反的形象体系。东方学中对“东方”的阐述，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反衬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文明发达的“西方”对“东方”的种种落后残暴之处，有点喜闻乐见的意味。有关东方的各种黑暗现实的描写成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权阶层的酷政、血腥的革命、野蛮与荒谬的政治运动、乖异暴戾的人性、破败贫穷的落后生活……这些都是典型的东方黑暗物语。这种描述不仅出现在西方人笔下，更多地出现在东方作家的作品中，在华文文学中，已构成了特有的文学景观。华文作家写关于母国之“黑暗”的内容，一方面是反思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挖掘民族发展中的问题，这是民族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在争取发声的权利。另一方面，跨文化背景的作家在西式文明的熏陶下，会不自觉地强化东西之间的某种分野，母国的黑暗记忆、苦难过往会愈加凸显出来。这种“苦难书写”是为写苦难而写苦难，还是通过写苦难能挖掘出更深刻的、超越苦难的东西？这要因人而论，但不用对比也知道：两种境界高下立现。
虹影最好的作品都是写个人与民族的苦难和悲剧的，如《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这些作品带着虹影强烈的个人感受，是有过切肤之痛的深刻体验，所以写来更加生动感人，更具深度与力度。如此说来，这一点似乎不能算作虹影的“笔障”。不过，还是可以从“自我东方化”的视角来审视虹影这部分创作，或许可以有些新发现。
在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描写中，政治运动中的中国百姓永远是疯狂的、泯灭人性的。这种血腥残酷的、异化的人性体现几乎是写中国政治运动必不可少的元素。《孔雀的叫喊》交织了历史与现实，将建国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与三峡工程的现代化建设以轮回转世的形式衔接起来。旧社会妓女红莲拒绝被政府改造、分配嫁人的命运，逃跑至南华寺玉通禅师处，柳专员为了把地方运动搞得风生水起，尽快升官调离良县，诬陷红莲与玉通通奸，将二人以“反革命”罪名处死。行刑场面极其血腥残暴，两人被剥光衣服背靠背反捆在一起，“有意暴露出私处”，据说这是四川乡下抓奸后最严厉的惩罚方式。围观看客“乱吼乱叫”，“朝两人吐口水，扔臭菜帮烂布鞋”，“有的人还用尖石头砸他们”。最残忍的是：老百姓跑上去“抓红莲的两个奶子，抓和尚腿间的那蔫成一团的玩意儿”，“街上一个女人竟然找了根擀面杖似的东西，去捅红莲的下身，捅出鲜血来，周围一片喊好”。虹影笔下中国人的残酷令人发指。

第二章 大众消费时代下难逃“看不见的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出现了，中国由此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大众消费时代下，文学的商品属性不断增强，来自大众的审美要求、消费要求呈现出越来越具主导性的地位。中国文学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转变发生了巨大的转向，文学叙事逐渐摆脱了80年代的精英意识和人文主义精神，走向了对大众世俗文化的趋同附和。

第一节 身体叙事的情色作家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虹影系列作品集，封底的作家介绍赫然写着“情色作家”，想必是经过虹影本人同意的做法。从林白、陈染的“私人化写作”开启中国女性为自己的身体和欲望发声的先河，再到卫慧、棉棉等人标榜自己是“身体写作”，这些文学现象是纯文学领域的“女性主义”话语权力，还是商业写作的一种噱头？这一直是有争议的。有评论者给卫慧、棉棉扣上了“情色作家”的帽子，而虹影的姿态似乎更加高调无畏，她直接给自己戴上了这顶帽子。几乎没有从严肃文学起家的作家会公开承认自己是“情色作家”。戴上了“情色作家”的帽子，基本就与高雅的纯文学绝缘了。虹影以她一贯个性张扬的姿态做出有异常人之举，大抵是有意将《k——英国情人》以来的身体叙事风格进行到底，将之固化为自己文学风格的一部分，也是完全拥抱文学市场的一种姿态。
前文说过：虹影不同时期的性叙事是不同的。如果说以《k——英国情人》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是“有心”以性来写文化，《绿袖子》、《上海王》等作品的性书写更显得是“为写性而写性”。“身体写作”与“情色文学”的概念本来就暧昧不清，虹影是有意地以“身体叙事”的幌子进行性描写，以满足大众读者的感官消费欲望。这个幌子的成功利用，是以“性能力”等于“生命力”，“性”等于“爱”的观念为基本前提的，这两种观念为虹影写性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前文说过：虹影不同时期的性叙事是不同的。如果说以《k——英国情人》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是“有心”以性来写文化，《绿袖子》、《上海王》等作品的性书写更显得是“为写性而写性”。“身体写作”与“情色文学”的概念本来就暧昧不清，虹影是有意地以“身体叙事”的幌子进行性描写，以满足大众读者的感官消费欲望。这个幌子的成功利用，是以“性能力”等于“生命力”，“性”等于“爱”的观念为基本前提的，这两种观念为虹影写性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筱月桂后来与余其扬相爱，十几年的情人时光里，“性”始终作为重要元素支撑着两人的关系。二人第一次偷情，有大篇幅身体感官描写，这部分性描写完全没有任何文学意义，结束后余其扬说：“在台上那么端庄，在床上这么放荡。”这种市井流氓的话风是彻底的庸俗，格调低下，实属无聊。虹影不过是想制造出“天真混合放荡”的梦露式妖媚诱惑，以满足大众读者的情色需求。在二人持续关系十年后，虹影写筱月桂“腰身还那么细，奶子还那么挺，脸还那么细嫩”，二人“还像第一次偷情那样，惊心动魄”，“永远没够”。很大程度上，这是虹影的一厢情愿。虹影是否是在用小说人物的美满弥补自己现实婚姻中的失败创伤？这种十年如一日的激情体验也是寄托了现实中很难实现的男女读者的美好向往。

第二节 对历史的“成功”消费
文学与历史的结合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中，文言小说作为“史官之末事”存在，以野史的形式为正史查缺补漏。白话文学中的话本最兴盛的形式是“讲史”，后来发展成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即是巅峰之作。及至现代文学领域，鲁迅的《故事新编》是改写历史的创新之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次短暂的历史题材创作的高潮，包括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以及姚雪垠的小说等。80 年代末到9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历史题材小说。其中一种是“新历史小说”，主要指“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如《红高粱》、《白鹿原》等作品。另一种是古代题材小说，如二月河的“帝王序列”。这部分小说对历史的运用更多是借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抽离现实，拉开审美距离，去书写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或者是将大众感兴趣的历史素材以“戏说”的形式重新解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演绎到’修补’再到戏说经历从意义赋予与被赋予到意义断裂的发展过程。”
比与历史的“意义断裂”走得更远的是对历史的消费。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消费历史已经成为文学书写的一个热点现象。历史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它凝结着民族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历史题材小说有着现实题材所不具备的穿越时间的审美距离，有利于逃避现实生活的庸常琐碎，带领读者进入遥远的、可以无限发挥想象的新世界。消费历史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解构，历史作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被人任意改写与戏说，尤其是在本就虚构的小说中。如此一来，通俗文学领域中历史小说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消费历史成了作者与读者共谋的文学狂欢。
虹影的《k——英国情人》、“重写海上花”系列三部曲都是消费历史的小说，这部分小说的特点是：不仅仅以个人化的视角解构传统历史，还把历史中一些真实人物写进作品中，真真假假，虚实难辨。不但历史被消费了，历史中的人物也被消费了。读者喜欢这种在传记、历史旧掌故和小说故事之间暧昧徘徊的感觉，尤其文本中再加入香艳韵味、传奇色彩，就更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

第三章 在人生经验与艺术经验的丛林中迷失...................23
第一节 “私人化”情结的功与过....................24
第二节 慧眼选材与开掘无力....................27
第三节 多重身份撕扯下弱化的创作力.........................29

第三章 在人生经验与艺术经验的丛林中迷失

尽管在大众流行文化占优势的今天，写作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一种纯个人化的行为。但是，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创作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过程，是作家“自我实现”的过程。 作家是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维系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有着自己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轨迹。作家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其生活经历与创作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人生积淀渗透到作品中，人们也常常从作品中窥见作家的生命印痕。显然，丰富的生活经历和独到的人生经验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

第一节 “私人化”情结的功与过
“私小说”是日本近代小说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作家身边的事情或亲身经历作为创作题材，大胆地描写灵与肉的冲突。现代文学中，郁达夫是“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从30年代到8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五十年。神州大地上进行了一次次激烈的社会变革，持续不断的时代“共名”成为强大的主导性话语。在主旋律的声浪下，“无名”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每一个有着私人化灵魂的个体都被强行地捆绑在一起，共同唱响时代的旋律。到90年代，强大的集体话语被解构，文化发展进入到“无名”状态，“私人化”情结被再度唤起，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成为了一代潮流。可以说，“私人化写作”与“私小说”是隔代继承的关系，都是私人经验、私人意识，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而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作者在这里是一个小写的“我”，而不是大写的“我”。

结语
在不同的语境与理论维度下，虹影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不同的障碍。在跨文化语境的写作中，“自我东方主义”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由此可以反思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先行”、“刻板印象”等问题。虹影的跨国恋书写、中国苦难书写、奇观化书写都与“自我东方主义”密切相关，这也是海外移民作家普通存在的问题。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文学的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虹影的一些作品在海外大获成功，这些作品起到了向海外传播中国形象的作用，在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同时，也不该忘记这种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加值得警惕。
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商业化写作成了大势所趋。创作出兼具市场性与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是当今时代很多作家的追求。虹影利用各种手法满足大众读者的消费需求，在图书市场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然而其作品终不免流俗，市场经济的大潮足以让任何东西变形，甚至变质。
从文学理论中的创作论来看，作家的人生经验与艺术经验都至关重要。能够好好把握这两种经验，将作品、人生经验、艺术经验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是优秀作家必备的条件。虹影作品的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要落脚在这一点上，其最好的作品与最差的作品都与人生经验及艺术经验的处理有直接关系。
虹影在不同维度上出现的“笔障”阻碍了她向更高的文学层次发展。这些“笔障”既来自于外部环境，也缘于自身问题。虹影是否有突围“笔障”的可能性？恐怕还是要靠“个人化叙事”。“个人化叙事”与“私人化叙事”不同，“个人化”是要突出个性化、独特化，不一定是写自己的故事，但是要写出自己独特的感觉。做到“个人化叙事”，就是形成一个作家独有的题材、主题、人物谱系、语言风格等等，形成综合的、有特殊性的文学品格。这样既有助于避免某种主义的窠臼，也能在庸俗化的文学市场中做到一定程度的免俗，如果能兼顾艺术性、思想性，还能打一场艺术和商业两手抓的漂亮仗。当然，做到这一点极其不易，这是一条文学大家之路，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能力。这只是为虹影设想的一个美好愿景罢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