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形象生成史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周瑜形象

首先，作为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在历史上就必然有其原型。这个原型客观存在，他本身固有的特征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改变，史传的撰写者只能从这个基础上进行刻画描写即使是歪曲。其次，无论作者再怎么力图还原历史，客观的叙述，但当人物被写在纸面上的同时就已经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这时的人物形象就已经和真实的形象产生了差距。这种貌似公允实则带有思想倾向的描写直接为周瑜后世的刻画奠定了基础，所以研究这种倾向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节 陈寿《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
周瑜（175-210年），字公瑾，时人称为“周郎”，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出身士族。少时，刻苦读书，不仅文武兼备，且精通音律，是难得的全才，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瑜少精意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当时民间有歌谣说：“曲有误，周郎顾。”初平元年（190年），长沙太守孙坚举兵征讨董卓，徙家眷于舒城，孙坚长子孙策和周瑜同年，与周瑜“独相友善”，两人“升堂拜母，有无通共”，遂成莫逆之交。兴平二年（195 年），孙策开始谋夺江东地区，周瑜筹集船只、粮草，起兵响应，由此辅佐孙氏，创建孙吴基业。其后，袁术知周瑜素有盛名，欲以为将，但周瑜观袁术终无所成，便设法离开袁术，回到孙策身边。建安三年(198 年)，周瑜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年仅 24 岁。不久，孙策谋划进攻荆州，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城（今安徽潜山），“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两人结为连襟。周瑜之后进军寻阳、讨伐江夏郡，平定豫章、庐陵二郡等，随后留守巴丘。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周瑜辅助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与长史张昭共掌东吴军政大权，稳定江东形势。这段时期，周瑜协助孙权“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又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春，讨伐江夏，“为前部大督”，其间充分显示出其杰出的军事才华。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挥兵南下，周瑜力主抗曹，亲自指挥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从而促成了后来三足鼎立之势的最终形成。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在追击曹仁的过程中运用吕蒙之计解甘宁之围，于是“渡屯北岸，克期大战”，周瑜“亲跨马擽阵”，不料中箭受伤； 为了激扬士气，周瑜乃 “自兴案行军营”，最终取得江陵之战的胜利，任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年），为攻取益州，周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岁。

第二节 裴松之注中的周瑜形象
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原则在他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的很明确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本事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徵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也即是说，注书的客观目的是 “增广异闻”。其次，在《宋书·裴松之传》中亦有记载：“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鸩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①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是奉旨注书，这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在人物的品评上必然要符合官方的标准。再次在注书的过程中裴松之的一些主观情感也会融入书中。
裴松之采集野史，对周瑜的智谋与对孙吴的贡献有了更加详细的描写，增强了周瑜进军中原的霸气，以及雅量高致、忠于吴室等特点。
一．王佐之资
（一）拓展霸业的激进派
周瑜与张昭两人有些政见相左，后者明显对东吴争霸的事情极度不满，虽然没有周瑜与张昭直接冲突的记载，但确有明确的记录说明张昭对鲁肃与甘宁的建议表示不屑。这两个人都是周瑜举荐的，他们的意见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周瑜的意见。不过在陈寿笔下周瑜的本传中，赤壁之战前的周瑜并没有让孙权称帝的表示，而是在鲁肃的传记中夹叙了周瑜对东南必有王气的论述。结合陈寿美化传主本人的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东汉王朝毕竟还是正统王权，身为其子民的周瑜依然需要尽力符合忠君的正统道德，所以本传中并没有对周瑜辅佐孙权称帝之类的描述。但是裴松之却有引注《江表传》中的这样一段上疏：
这篇奏对的发生背景是建安七年（202年），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下书责孙权质任子。孙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孙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周瑜诣母前定议。汉代的“任子”制度规定，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任满三年，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即做官。“质任子”，即向孙权征一名“任子”赴朝廷作为“人质”，表面上推恩孙权，本意却是牵制借以控制孙权。这是曹操击败袁绍以后，转而经略南方、进攻孙权的信号。也可以说是，赤壁之战的前哨战。孙权年少，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他邀请周瑜一同拜见母亲，共商对策。周瑜会见孙母，明确表明“勿遣”人质的态度，周瑜这一态度得到孙母的赞同，最后决定“不送质”。这就是这次密议的结果。

第二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周瑜形象

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隋唐两朝依靠武力的征服，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天下的统一。隋唐时期所拥有的长期稳定与繁荣营造出民族雄伟、阔大、强健的精神世界，广大民众对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兴盛、社会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和乐观向上的情绪。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使唐帝国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士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必定要随着发生变化。周瑜的形象孕育在这个统一、安定、繁荣的朝代之下，付诸于文人笔端，因此具有了不同于前代而符合唐代人们审美趣味以及文化心理的别样风貌。

第一节 史传笔记中的周瑜形象
根据《大业拾遗记》记载，三国的故事在隋唐时就已经广泛流传，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发生文学性的创作与变形，如唐代颜师古在《大业拾遗记》中有关于隋代《水饰图经》的记载：“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曹瞒浴焦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这些故事流传的源头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在民间三国故事中人物的神话现象，这种倾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蜀汉人物的身上，从各地兴起的刘备庙、关羽庙、诸葛庙便可得到应证。相比起蜀汉人物在民间的蓬勃发展，周瑜形象在民间的变化是缓慢的。
唐·赵蕤《长短经》中也记载了周瑜忠于孙权，母前定议不予送质，赤壁之战前对曹军的战略分析，以及赤壁之战的战况“周瑜等水军三万，与刘备并力距曹公。用黄盖火攻策，遂破曹公於赤壁。曹公败，径北还。权遂虎视江表。”后者略去了鲁肃从中起到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此时人们心中认为周瑜不仅是赤壁之战的首要功臣，而且是东吴立国的决定性因素。
周瑜之配飨于武成王庙是其宗教形态在政治宗教中的反映。比起文庙中的孔子早就被列为先师圣人，成为国家礼祀对象的崇高地位来，武庙的姜尚则显得无足轻重，这也反映了唐朝文治武功的国策。在唐朝的武成王庙中，周瑜只是六十四个从祀名将中的一个，相比起作为“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的诸葛亮，周瑜的地位很不突出。在祭祀时，武成王、张良、十哲面前供有酒酿，从祀的六十四将面前则没有。为此，五代后唐时国子博士蔡同文奏请“武成王庙壁诸英贤画像面前，请各设一豆、一爵祀享。”但中央政府名义的祭祀说明对周瑜正面的评价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和官方比起来，周瑜在民间的影响却在逐渐变小，只有雷水之滨的周瑜庙还仅存着东吴人民对周瑜的怀念之情。

第二节 诗歌中的周瑜形象
伴随着唐代经济生活的繁荣昌盛，唐代的文学也生机勃勃的发展起来。唐代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上，不过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占据文学发展主流的诗歌这种文体。在这一阶段，涉及周瑜形象的史料记载也主要集中在唐诗中，其他文体中的史料涉及到的只是星星点点。根据清代彭定求等人修纂的《全唐诗》的记载，自唐朝以迄五代十国共九百卷诗歌，现存歌咏三国内容的唐诗有一百三十六首，涉及三国人物达三十多人，其中歌咏周瑜的为三十一首，几近三分之一。虽然比不上同时代蜀汉的诸葛亮关羽等人，但也可以说是士人热切吟咏的对象。
一、知音妙赏
隋唐盛世从整体上看，物质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国民安居乐业，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领域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人们的精神世界相当充实，因而对娱乐风雅之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唐才子传》显示出对风流才子的欣赏艳羡之情，因此周瑜精通音律的特质在这个时代开始受到人们推崇，“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开始逐渐引申发展起来。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周郎顾”的美谈被文人们不断吟咏歌颂，在不同的时代赋予了这条典故不同的韵味。
“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①较早将此典故入诗的有庾信《和赵王看妓》：“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琴曲随流水,箫声逐凤皇。细缕缠钟格,圆花钉鼓床。悬知曲不误，无事畏周郎。”以及隋江总《和衡阳殿下高楼看妓诗》：“起楼侵碧汉,初日照红妆。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并歌时转黛,息舞暂分香。挂缨银烛下，莫笑玉钗长。”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周瑜形象 ....... 45
第一节 史传中的周瑜形象 ................ 45
第二节 诗词曲中的周瑜形象.......... 47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周瑜形象 ..................... 67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周瑜形象

第一节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周瑜形象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素养与对历史题材的把握能力，对已有的故事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加工与艺术再创造，创作出了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越了它之前的讲史话本，从而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的新的一页。《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民间文艺与文人素养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关于三国的故事一直以民间文艺的形式流传着，这些民间的文艺虽有其生动活泼的一面，却比较原始粗糙。罗贯中在此基础上，对三国故事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和艺术加工与提高，“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将雅俗结合，再加上作者自己的丰富想象和大量虚构，使《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为了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
此书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元年（1522）的刊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每卷分为十则，共二百四十则，每则以七言单句为目，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即通常所称的嘉靖本，其后又有各种传抄本通行于世。
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史传无载，材料缺少，其籍贯也有分歧。在元末明初人所撰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此外，明人王忻在《稗史汇编》中称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但不知所据。罗贯中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著述丰富，不仅是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和《水浒传》的作者之一，还作有杂剧三种，今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另外，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也署罗氏名，但恐为书贾假托罗氏之名，其真伪有待商榷。虽然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对罗光中的生平知之甚少，但从他创作的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书会文人的三重身分。

结语
周瑜形象的生成史是一个上下互溶、雅俗共济、交叉演进的过程，客观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变迁。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的撰写到清代毛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诞生，周瑜的形象不断摒弃着作为历史人物的独立特征，而逐渐演化成表达世人心中审美意识的代表性符号。
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其发端，周瑜便开始了形象演变的漫长历程，陈寿以精炼的笔法为我们塑造了智勇双全，英俊风雅的少年将领周瑜，在之后裴松之的注中又加强了其少年锐气的一面，之后的演变也就沿着武将与风雅这两大主题特征演变开去。隋唐时期的世人在建功立业，功勋为主道德为辅的情感驱动下，热切歌颂周瑜辅佐东吴开拓霸业的豪迈情怀，此间的周瑜以英气十足的英雄形象著称当世。宋元时期是周瑜形象的高速发展期，又以赵氏南迁为界，周瑜的形象以极其复杂的形式发展着。上层文人开始充分发展周瑜文雅多情的特质，这让周瑜开始以痴情才子的面目示人，而下层市民却在历朝历代尊刘轻孙的影响下，不断剥离周瑜的功勋附着于诸葛亮身上，这又让周瑜的形象逐渐趋于诸葛亮的对立面。赵氏南迁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迫使周瑜的形象开始向两级发展，一方面需要其在北方曹操面前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一方面又要在诸葛亮面前显得平庸无能，这两种特征同时出现在《三国志平话》中，让宋元周瑜的形象呈现分裂拼凑的状态。元末明初，罗贯中撰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横空出世，成为描写三国历史通俗作品的里程碑之作，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集前人之大成，融合周瑜形象的两种特质，重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光彩照人的周瑜形象。清代毛宗岗、毛纶父子以正统观为其纲领对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删改品评，弱化了周瑜与诸葛亮争辉的一面，最终形成了通行本中才华横溢又心胸狭隘的周瑜形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