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作家群：战时的形成、疏散与聚合
（一）在黑土地上的跋涉
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东北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从此中华民族开始逐渐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岁月，为了民族的解放，最先失去家园的东北人民奋起抗争。在纷飞的抗日战火中，渐渐在东北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上孕育出一批优秀的文学青年，他们是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罗烽、骆宾基、李辉英、辛劳、师田手、铁弦、邹绿芷、丘琴、雷加、姚奔等。他们的文学创作开了抗战文学的先河，形成一种共同的特点：以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遥祭关外失去的国土，描写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和敌伪统治的仇恨与反抗，抒写他们光复国土的企盼和割舍不断的乡愁，表现出一种粗犷、刚健的艺术风格，后来的文学史家将他们称之为“东北作家群”。
萧军出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风云激荡的年代，在他出生7个月后，他的母亲因不能忍受丈夫的粗暴而服毒自尽，萧军也常被父亲棍棒相加，这些童年的记忆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加之他出生的东北地理环境恶劣，有茫茫的林海雪原，有白山黑土，导致在此生活的人和别处的人有着很大的地域差异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东北民风粗犷，人们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贫困和反抗把很多人赶进了荒山、草莽，干起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绿林勾当……人们希望自己的子弟到外边去闯一闯，或者当兵，或者学手艺，或者干脆上山当盗匪”。萧军自己也说“当胡子（当地人称土匪强盗为胡子），我认为这是好汉子干的，……痛痛快快地打死自己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多么豪侠的生活啊！”很难想像，这是萧军在 70 岁的高龄时写在自传里的话，即使在耄耋之年，萧军对这样一种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作派也竟是如此的认同。正是这样的环境铸造了萧军粗犷豪放、嫉恶如仇、崇尚武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九·一八”事变前的 1925 年，萧军顺利考入张学良在沈阳创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军事，开始了自己的尚武生涯，走出陆军讲武堂后，萧军成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真正的军人。他甚至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之后，和几位革命友人谋划建立一支抗日义勇军。但是消息泄露，萧军和他的营长朋友被迫出走逃亡。从此萧军告别军队生活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离开军队后流落到哈尔滨的萧军生活无着，但为了生活和自己的理想，他拿起了笔，为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他到了《国际协报》副刊部当主编助理，协助报刊编辑一些儿童刊物，一面以 “酡颜三郎”作为笔名，写些稿子发表在副刊上，主要有《飘落的樱花》，《孤雏》、《桃色的线》等作品，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32年夏，报馆收到了一封求救信，写信的人正是后来的萧红，萧军对萧红的遭遇非常同情，在生活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从此二人结为伉俪，互相扶持鼓励，共同从事文学创作，走向了人生新的征途。
（二）战时的疏散与聚合
哈尔滨是东北作家群雏形形成的地方，也是他们文艺人生的起锚地，他们最初在哪里跋涉，哪里就留有他们跋涉的足迹与汗水，留有他们痛苦的记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约而同地先后来到此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环境使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哈尔滨曾是帝俄的势力范围，帝俄一直对这座城市有潜在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明显。日本人入侵东北后，对哈尔滨的控制比起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相对宽松一些，有利于进步的抗日文艺宣传和文艺创作开展，于是，前卫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志于抗日文艺的青年先后来到此地，开始自己艰难的跋涉。但随着战事的延伸和抗日文艺活动的展开，日伪的迫害便开始伸向他们，他们渐渐感到活动的艰难，于是开始分批向关内流转。
1934年，由于叛徒的告密，罗烽被捕，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次年无罪释放。后与爱人白朗离开哈尔滨奔赴上海，参加“左联”，成为“左联”的的重要成员。以后他们夫妇曾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并先后担任过上海文艺协会秘书、上海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宣传部长，主编过半月刊《哨岗》。1941年皖南事变后，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罗烽和艾青等7人从重庆奔赴延安。在战时颠沛流离中，罗烽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剧本，主要有长诗《碑》三部曲、中篇小说《莫云与韩尔谟少尉》，小说《狱》、《满洲的囚徒》、《呼兰河边》等，其中《满洲的囚徒》取材于自己的经历，是罗烽的代表作之一，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萧军萧红到达上海后，鲁迅先为他们介绍了茅盾、胡风、叶紫、聂绀弩等左翼作家，使他们很快融入到上海的左翼作家当中，成为左翼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壮大了左翼作家的革命队伍。萧军和萧红在从青岛奔赴上海之前，就将已经完成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中篇小说《生死场》的稿件寄给鲁迅，鲁迅看后非常赞赏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并为《八月的乡村》作序：“……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5）肯定了《八月的乡村》在当时起的政治作用。
骆宾基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年轻的作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辗转山东、北平、哈尔滨等地求学、谋生。1935年萧军《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出版的消息极大地鼓舞和吸引了他，他于是他也从哈尔滨来到上海。1936年，他在上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当作品写到一半时，他曾向鲁迅先生写信求助，但病重的鲁迅已经不能给他看稿，小说完稿之后，茅盾和王统照都很赞赏，并积极协助出版。
二、东北作家群：延安文艺建构的重要群体
（一）延安文艺发展流变及其本质
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独特的一种文艺现象。说它引人注目，是因为在中外文艺史上，从未有那么多文艺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而且聚集在一个小小的山城，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工作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信心十足地聚集在一起，组织起那么多文艺团体，创办了那么多文艺刊物物，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创造出人类文艺史上的奇迹，从而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说它独特，是因为在中外文艺史上，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文艺形式，这种文艺形式是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艺术化的完美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艺形式。
说到延安文艺的发展流变，新时期以来，有众多的学者探讨研究，学者们都试图描绘勾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演变轨迹。从笔者狭窄的视野看，学者们的描绘勾勒并不能令人满意。以本人之见，延安文艺的源头是左翼文艺和苏区文艺，它的起点是 1936 年在保安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它的终点是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而它的影响至今还在延续。
从 1936 年到 949 年的延安文艺，其发展流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情况都不一样，有联系亦有区别。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就期望文艺能为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服务，但那时的文艺人才及其缺乏，不可能组织什么像样的文艺组织，创办象样的文艺刊物，文艺活动只能在连队中进行，文艺也只能是一种宣传。1935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中国共产党开始总结思考以往的文艺经验教训，有意将文艺纳入到整个革命工作中，使其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于是开始思考并制定发展文艺的新政策。丁玲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个著名作家，她的到来给共产党期望的文艺事业带来一种契机，注入新的活力，于是才会有 1936 年“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保安的成立。它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对发展革命文艺事业有了更大的信心，因此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亲临并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同志讲：“……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农大众的文艺创作……我们要文武双全……”（8）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有新的期望并加强组织领导，延安文艺的帷幕由此拉开。
（二）东北作家群与延安文艺建构
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众多热血沸腾，激情洋溢，满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左翼文艺家参与建构起来的革命文艺，它上承左翼文艺苏区文艺传统，下启中国当代文艺。是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最为独特耀眼的一种文艺形态。在它的建构过程中，以地域作家群落和准文学流派面目出现并引人注目的唯独东北作家群。
提起东北作家群与延安文艺建构，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萧军和舒群、罗烽、白朗。四人 1940 年来到延安，这时延安文艺已进入第二个阶段，而这个阶段是作家率性而为的自由时期。当时哪里有文艺活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到了延安的文艺的建构之中，他们二人与丁玲共同发起并组织文艺月会，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并亲自担任主编，之后还成立了“星期文艺学园”。文艺月会成立后，每月举行一次座谈会，组织大家一起讨论文学理论与创作等有关文艺问题，讨论的话题十分丰富。月会成为文艺家畅所欲言进行文学交流的场所，促进作了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对文艺理论与创作的研究 。
《文艺月报》创刊后，由萧军和舒群等人轮流担任主编，以“大胆批评”为办刊的宗旨，在每月的1号或者15号出刊，总共出了17期。萧军在第7期登了《第八次文艺月会座谈拾零》等几篇文章，刘雪苇对其中的两篇作品和萧军发生了争议。在这一期的月报上，萧军写文章分别批评了何其芳、周立波在《解放日报》上刊载的诗《革命，向世界进军》、《牛》。对这两篇作品萧军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批评：认为何其芳的诗让他“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他似乎不适于再写这样的诗了，还应该更深些，更深些”。（10）另外，1941年6月17 至 19 日，《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艾青、舒群、罗峰、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人经过讨论提出意见，由萧军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文章开始寄到《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萧军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登在了《文艺月报》第8 期，文章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他们的不同看法，有意与周扬进行辩论和商榷。《文艺月报》除刊登各类文艺作品外，也刊登一些针锋相对的论争文章，促进了延安文艺界自由活跃的气氛，给延安文艺界的活动带来生机与活力。由此可见《文艺月报》确实履行了“大胆批评”的办刊宗旨。
三、东北作家群：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播者………………20
（一）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20
（二）为共和国的诞生擂鼓呐喊…………22
（三）坎坎坷坷多灾多难的命运…………… 24
三、东北作家群：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播者
（一）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
在延安的各个解放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开展文艺运动，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思想纲领。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文学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要废除洋八股，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代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的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任务、特点和方向，明确指出文学服务的对象为工农劳苦大众。这些论断直接推动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比较完整的工农兵文艺思想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当时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也被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艺指南。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解 放区的文艺工作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的作家艺术家投身工农兵生活。新文艺方向的优待下并没有真正的认同工农兵的的思想情感，在生活中也很少与工农兵接触。周立波回忆说：“整整地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回”，在创作上由于缺乏对工农兵生活的了解，“硬要去写，吃力不讨好”，表现工农兵主题的作品在事实上被冷落了。实际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明确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艺术家也要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的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学习,明确了文艺的方向,鼓足了信心, 创作出了许多“为工农兵服务”的好作品，“尤其在文艺创作和戏剧活动方面，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踏上了新的文学征途。各文艺协会也根据自身实际工作的需要，详细制订了实施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计划。为了更好的促进理论学习,《解放日报》还专门开辟了“创作和思想的道路”的专栏,旨在提高大家的文艺思想水平。解放区的“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趋于一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第二年，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报道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随后又摘要刊发了《讲话》的主要内容，重庆的一些左翼作家还通过其他途径读到了《讲话》的全文。1944年5月，中共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等人到重庆介绍贯彻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的精神。延安的文艺思想和方针，逐步为国统区的作家所了解，并成为左翼作家分析文学界形势、确定工作步骤和方法的基本标准。为工农兵服务的倡导以及阶级意识在延安文艺中的兴起，无产阶级主体地位在文艺中得以确立。工农兵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标准，随着农民革命的胜利，得到了党在政策上的保护。
结语
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东北作家群文学价值的认识上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是因为东北作家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准”文学流派，它更是一群革命活动家的组织。在解读东北作家群的整体过程中，会发现他们即使在流亡的途中也不忘革命创作，特别是舒群、罗烽和白朗等还要奔波于地下的革命工作，解放后虽然在文艺界担任各项领导职务，却又因为各种政治上的批判运动，文学创作一度受到了中止。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横跨了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成就主要以小说为主，虽然有独特的选材和表现方式，但是受到时代与政治形势的限制，对于社会生活的表现和人物的刻画，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立意的丰富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等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建国以后的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给东北作家群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动乱的十年浩劫中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手稿都被丢失或者销毁，这也对后来东北作家群的研究者们带来很大的困难。东北作家群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和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客观上又促进了东北文学的发展。他们豪放、粗犷的艺术性格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正在逐渐的被人们所重视，因此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东北作家群应该成为文学史中光辉的一页。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导致怜悯和恐惧，可以陶冶人的情感，东北作家群以写作抗日为主题并将人物置身于时代背景下的作品，表现对国家民族的关注，解脱自身内心的苦痛，而国破家亡的流亡生活又加深了他们对东北故乡的怀念。由于延安文艺运动的影响，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也就是 20世纪30年代初期 40 年代末的抗战文学，以及社会主义新时期，即六七十年代东北作家们被打倒蒙冤时期的小说创作。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代表作家萧军、罗烽、白朗、舒群等人都直接参加了延安文艺，坚守“暴露黑暗”的文学立场，在延安文艺运动中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并且受到了延安整风的冲击和审查，甚至在建国后的反右斗争中也未能幸免，文革时期又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精神和思想上经历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折磨，可见其对东北作家群们人生命运轨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是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结合，在大的时代背景中表现生活的横断面，刻画突出的情节矛盾，来反映时代与社会总的面貌，以及人性的本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