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莫言文艺思想的渊源
莫言成长于20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政治因素导致的精神领域和文化领域大起大落的奇特景象在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上留下独特而浓重的一笔。其中既有政治层面的风云变幻，又有现实世界的明抢暗夺；既造成中国当代文化的空前荒完，又幵启了当代文化风姿绰约的黄金期。
这二十年间社会文化领域从空前封闭走向空前幵放，先是疯狂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毒草”，然后又雨后春等般出现了文学的新现象。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经历了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躁躏和n害，习惯了如履薄冰的生活后，精神上呈现出极度痛苦和困惑的状态，甚至已经渐渐麻木淡漠。恰在此时，改革的春风吹散了各生活领域的冰冻，文学艺术生命的种子又怀端最蓬勃的信念奋力综放幵来。长时间只有酷暑和严冬状态之后，人们终于感受到明媚春光，可以期待百花盛开。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文学的种子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如何应对？莫言和他那一代人，给出了回答。从莫言一路走来颇受争议却更加坚定的脚步中，从他作品人物发出的声哄力竭发的呼声中，也许更能够引发文学研究者的一些思考。
莫言的文艺思想形成是特定的现实历史环境和个人特殊的成长环境、经历以及精神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青少年生活及现实境遇的影响、齐鲁民间及历史资源的转化、西方文学作品的流入及影响，构成莫言文艺思想的三大渊源。
第一节青少年生活及现实境遇的影响
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农村，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参军，才离幵出生地，其中文革时期给他打下最深的烙印，影响到他成年以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文革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空间和心理状态被特定的政治氛围束缚、浸染，并被彻底颠覆和扭曲。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各种事件是经历者一块永久性伤症，也是在当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记忆中最丑陋最畸形最不愿去触碰的角落。这个时期，精神上曾经矢志不渝的信仰顷刻灰飞烟灭，真善美遭遇现实的冷酷鞭笞，人性扭曲和变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造就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落后和身体上的迫害，更严重而长久的是一代人精神和心灵上的噩梦，是对人性的怀疑和否定，对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彻底颠覆。这场浩劫摧毁的是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代之以猜忌、掩饰、虚假、挑拨、批斗。莫言性格形成和心理特点与他在这个时期的成长经历、生活体验、社会环境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说道：“我之所以是我，并不是因为身体构造使然，而是因为我对这世界与人生有一定看法，一定的行为举止，而这源于我的生命历程；人格由此铸成，并且拥有特质。”青少年生活的挫折感和过多的磨难会在人格上留下印记，弗里兹李曼认为，具备这种性格特点的人适合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在艺术创作时会更鲜明的体现其个性特点：“艺术方面，他们往抽象、不对称的方向发展；尝试内在繁复的经验，以密码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他们常常捕捉到他人的心理氛围，刻画语言不足以表达的东西，凸显别人看不到或逃避的东西，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的深层体认。”②由此看来，莫言从事文学艺术及创作并获得的相应材料是特殊历史环境和特定性格的共同产物。突然而至的生活变化和事情处理方式上的颠倒和扭曲对情感极其丰沛、善于联想的莫言来说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成年后带给他更多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生命意识、苦难意识及人性特质的不断探索与思考。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这样的社会环境既造成莫言成长过程中的巨大波折又是带给他无尽的素材和灵感的来源。生活总是公平的，上帝在为你关上一道门的同时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点在莫言身上再次被证实。
第二节齐鲁民间及历史资源的转化
一、齐鲁民间历史文化传统
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被尊为孔孟之乡，在礼仪上这里是温文尔雅的，而在文学形象塑造上这里却是矛盾的也是复杂的。一边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代表的较为官方文学形象，另一方是以粗蛮豪放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特色，民间文化形象可以说是对官方文学形象的反抗和再建，同时也是强有力的补充和拓展。山东特殊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当地特殊的民间文化形象并得以流传。高密之名战国时就已有，秦代始设置高密县。高密历史上可谓是名人辈出，春秋名相晏婴、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清代内阁大学士刘墉都出生在这里。据《金楼子兴王篇》记载，“高密”是大禹的字。梁元帝萧绎在书中说：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命，字高密，这在年编的《高密县志》中均有记载。由于特殊的地理枢纽位置，高密后来成了列强必争之地，这里人们的反抗意识也更强烈。莫言的“红高梁家族”系列小说和《檀香刑》就是从民间叙事的视角，展现這染人性本真和生命本色的生活场景和生命样式：那些极具正义感的不受礼法约束的草莽英雄，逾越常规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敢爱敢恨、反抗强敌、宁死不屈的民间侠义精神正是文学史中全新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凸显。莫言说道“一直到了2000年写作《檀香刑》时，（我）才具备了一些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能力，……我在最近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跑》《生死疲劳》的创作过程中，大踏步撤退，向民间文学学习，向中国传统小说学习。”这种不趋同于时下写作方式的大踏步后退，使莫言的创作风格愈发的接近民间文学样式。
莫言作为土生土长的高密人，见证身边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他又借助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发现可以用于创作的素材；同时莫言也在文学的记忆中寻找山东英雄叙事传统的脉络，将豪杰的情怀和蓬勃的自然生命力交织在一起。那一望无际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地，启发莫言从另一个意义上来重新发现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不是以道德和儒教为核心的传统占据了这个历史的核心，而是以民间文化、生命意志和“酒神精神”所构成的另一个一度被湮没的传统占据着真正的核心。这样一个生命哲学的视阈使他发现，自然生命力的蓬勃张扬远胜于正统道德的训诫；另一方面，在价值判断上他又进一步发现，丑恶和美好的东西从来就是生长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是同一个结构和模型的两个方面。“在一个文化结构中，缺少了‘恶，的因素，其生命力也会萎缩殆尽。”这种深深根植在家乡文化土壤的书写传统和文化浸染已经深入骨髓，山东的各种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宗教样式以及民间语言都成莫言小说文本创作的资源。
第二章莫言文艺思想的内涵
第一节莫言文艺思想的政治观
一、反对文学的政治功用
莫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的1949一1979这三十年间，文学创作已经被当成政治的附属品和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宣传工具，这种极端狭險的阶级观念和政党立场限制了整个作家群体的创作自由和文学视野，压制众多作家创作才华的施展。这个时期的文学几乎可以定义为文学价值很小的政治宣传品，如样板戏，如《血海深仇》等小说。莫言的文学观表现出对这样的文学和文学观念的反抗。
文学离不开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有很多卓越的作家在用作品抨击极端的政治，例如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政治与文学》就堪称是世界文坛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并因此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甚至有的评论家说道：“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可见文学的对抗性价值也是深入人心的。‘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形，使你无法控制住自己，使你无法克制自己，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猛烈的抨击。”①当然比较有艺术特色的作家总会想方设法去处理好良知、政治和文学作品三者之间的关系。福柯也曾说过：“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可能会有抵抗。我们可以永远不落入权力的圈套，我们总是能够在确定的条件下依照某种精确的策略减少它的控制”。②莫言总是以其独特的构思试图打破政治话语的垄断和影响，他的小说一个显著特点是让大众有话语权。历史上，大众历来是掌权者控制、压迫的对象，在话语权方面是最弱势群体，在这个统治与被统治的过程中政治话语使大众话语逐渐丧失角色和地位，在政治话语的统治下，大众话语的影响日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和压制。莫言通过主张大众话语权，对抗并消解政治权力话语的单方统治。
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这部小说中，莫言就让大众话语巧妙地戏弄了严肃的政治权力话语。他将故事情节编排得更像一出闹剧故事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文章的引文中首先就给右派下了定义，“从很早到现在，右派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能人的同义词。我们认为，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右派，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跟那地地道道从省里来的传统右派比，朱总人算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右派。当时按照指标每个学校都要找一个右派做批判的典型，但怎么也没找出来。于是组织上派下来一个“反右大王”，选右派的标准就；是让大伙儿齐步走，先出右脚的就是右派，朱总人很幸运先出了右脚，于是成功当选右派。在政治生活中“右派”应该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而小说文本中的右派，却在大众话语中变成了大能人的同义词，这就是莫言创设的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对立的独特情景。和大众生活在一起的右派是这样的：“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大众关于右派的认知都是和身边的生活联系密切，真实而质朴，这就对政治意味浓厚的文学和以追媚为中心的文学写作方式形成巨大的讽刺。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还发现，莫言曾经写过一个中篇《革命样板》，同样是用戏塘的笔调来写《沙家浜》，将其变成武侠小说，郭建光和阿庆嫂都变成武林高手，反讽意味浓厚。莫言在政治因素与文学创作的处理上显示出一个思想成熟作家的真知灼见。
第二节莫言文艺思想的人学内涵
一、作家的共同使命
在莫言的文艺思想中，人学内涵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一、阐述“生命意识”，剖析人性中种种欲望，并进行界定；二、阐述生命原始本能与文明的冲撞引起的人性纠葛；三、阐述自身对生命的人文关照同时来探讨置于暴力结构中的人之生存；四、阐述“人”对生命的执着及如何实现人性的超越。莫言对人性的连释，尤其是在暴力境况中对人性的探索，集中展现出其对人性思索的特色。
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思想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经常讨论的问题。究竟作家是先被生活感动，还是先被人物形象感动，或者是从丰富的生活场景中发现了新的思想萌芽，然后加以提炼，加以提高进而融入到作品当中，这些都没有定论。莫言关于人性的思想，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1985年的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莫言写出成名作《红高粱》，其中喷薄生命的激情，与此相似，他的前期其他作品中更多地显现出与“酒神精神”相契合的人类学视野，对人性中的情欲、本能作出超越世俗判断的评估。当然，为张扬感性生命，作品独尊感性生命，对所包含的邪恶和兽性有偏执肯定倾向，缺乏对生命力中负面因素的审视，一味将生命神圣化。这也成为前期作品重要局限。这一局限，在《酒国》、《檀香刑》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这些小说中，莫言悲悯情怀处于至高点，他对人性在过度追求欲望满足中的堕落和异化做了深刻的批判，这反映出莫言在途释感性生命后，转而寻求生命意义的思考。2004年的《四十一炮》、2006年的《生死疲劳》，又表现出作者对生命欲望的过犹不及的反思。尤其在《生死疲劳》中莫言试图用佛教理念对过度执着的欲望进行稀释和超越，并借此跳出感性生命与理性思维两者对立的思维模式。应该说，莫言小说中以“生命意识”为视野做的人性层面的探讨，展现了对自身限度不断挑战和超越的印迹，并且这个探索仍在继续。2009年12月出版的《蛙》，以个体的新生命诞生来挺救沉沦在政治之下的人性，体现出莫言执着地从不断深化的“生命”角度来探寻人性的新努力。莫言在访谈中说道：“应该站到人的高度上，站在全人类的广度上，来进行我们的文学创作。要求作家站在人的高度上和人的立场上写人的文学。所谓的文学作品里面的同情或者怜悯，所谓的人性关怀，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是体认到的作家的使命。
第三章莫言文艺思想的价值与影响....28
第一节莫言文艺思想的价值.....28
第二节莫言文艺思想的影响....29
第三章莫言文艺思想的价值与影响
第一节莫言文艺思想的价值
莫言文艺思想的价值，来源于它的独特性。莫言说道：“二十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我认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化特征的生活。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语言。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所谓作家的个性化，当然不是指那种表面性的离经叛道和不拘小节，一个作家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他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在当代中国文坛，文艺思想的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莫言希望在这个语境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代中国文艺思想，以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流。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交，钱谷融等人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重新唤起文学对人的关注，此后西方文艺学思潮蜂拥而入，推动文艺学树立科学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敬畏人性，尊重个性，莫言文艺思想的独特性，首先是在这个背景上发生的。
其次，莫言文艺思想的价值还来自他背靠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书上记载的各个事件的集合，还是人类深邃而辽阔的心灵历程史，莫言依靠敏锐的感觉和思考，依靠诚挚的灵魂和勇毅的坚持，体认这部心灵的历史，他的文艺思想既是个人心灵成长的印记，也是中华民族心灵史的印记。这里面，不缺乏中西方文学碰撞出的灵感，但其精神内核却是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广袤而深厚的土壤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的文艺思想既是对自我的论证和超越，又出自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冷静审视。
结语
莫言的文艺思想是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反思、评判与阐释，从而构成理解其文学作品的重要入口。如同其创作一样，莫言的文艺思想具有独特内涵和价值，因而同样值得重视。
在当今文坛，和莫言并驾齐驱的作家不在少数，这是中国文坛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作家群体，我们从莫言的文艺思想中，看到这个群体文艺思想的自觉。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叙事，这是莫言的旗帜，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帜。作家应该是有担当的个体，有勇气成为大众仰慕的榜样，自身可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却能引导他人精神的飞翔。莫言的小说像极了口感极佳的美食，等着我们一一将其排放到餐桌上，这其中就包涵了中国特色的叙事艺术和传统的语言表达技巧。莫言小说语言中充满了各类信息同时也有无数的情感冲突，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传达了中国精神的内在和魅力。莫言的文艺思想既是对自身文学创作的详尽阐释与表述，也是对文艺创作的反思与评判，同时还是对当代文学爱好者技术层面的教授和精神、灵魂层面的洗礼。莫言的文艺思想在中国文坛可以说是独成一家的，值得批评界深思，同时他是以一种斗士的姿态在审视世界。
像莫言一样自信，既是对作品的自信，也是对思想的自信。这是莫言给予中国文学的启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