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刘熙载文艺思想简述
刘熙载（1813～1881年），晚清著名学者、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经学家和语言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又曾字熙载，世人多以融斋先生称之，江苏兴化人。刘熙载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少年时期的乡居生活。刘熙载的父亲刘松龄，字鹤与，是当地著名的隐士，在刘熙载十岁时去世。数年后，其母也离开了人世。自幼孤贫的刘熙载，笃行力学，曾师从戎烛斋、张秉衡、姚瑟馀、徐子霖、解如森、查咸勤诸先生。道光十九年，刘熙载二十七岁，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自此，刘熙载进入他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中年时期的宦游生活。道光二十四年，刘熙载中进士，次年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奉命值上书房。咸丰六年底，记名以道府用。咸丰九年回京，仍为翰林院编修。咸丰十年，赴武昌任江汉书院主讲。同治三年，征为国子监司业。同年秋，被任命为广东学政。同治五年，请长假回故里，从此脱离官场。第三阶段是晚年授徒讲学生活。同治六年，刘熙载受应宝时聘请，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直至光绪六年，历时十四年。刘熙载的大部分文艺思想形成于这十四年，这十四年也是其学术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光绪六年，刘熙载因寒疾离开上海，由友人护送回乡，光绪七年，卒于故居古桐书屋，享年六十九岁。
刘熙载一生著作颇丰。在龙门书院讲学期间，刘熙载整理教学笔记汇集成《持志塾言》，该书分上下两卷，以“格物致知”、“明心见性”为纲，格言式地阐释立志、为学、洁身修行以至立事处世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目标要求、方法途径。《持志塾言》教学笔记的姐妹篇《读书札记》，涉及教育思想、教学经验。整理、编撰三部关于音韵学的系列性学术著作：《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 总结谈文论艺札记《艺概》，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卷，论述了古典诗、词、曲、赋、散文、书法等的历史流变、创作理论和鉴赏方法。文艺创作集《昨非集》四卷：《寤崖子》收寓言故事42则，《文集》收各体散文16篇，《诗集》收古诗、律诗、绝句143首，《词集》收词30阙，又附4首曲和一套6首步步娇。另有遗著《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和《制艺书存》，汇刻成《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一、艺术本质论
文艺本质是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一直有着“言志”说和“缘情”说两种观点的争论,作为中国古代两种影响最大的学说,它们各从某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刘熙载在继承前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艺者,道之形也”的观点。他在《艺概·序言》中说：“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根极于道。”“艺”是形式，“道”、“意”是内容。“艺”与“道”关系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艺”与“道”的统一，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艺概·文概》中，刘熙载进一步表达了他追求形式和内容和谐统一的理念，他说：“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于一偏。”“指归”，即旨趣和归宿，也即内容；“气格”，即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和艺术格调，也即形式，如果两者只求其一，是不能创作出好作品的。
除了用“道”之外,刘熙载还用“天人之合”阐释文艺的本质。“天人合一”是我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它的意思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直接言明了人如何回归自然，即应与自然一致。庄子是最早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进行阐述的，他说：“人与天，一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刘熙载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把艺术看成是“天人合一”的产物，他说：“天只是以人之心为心，人只当体天之心以为心。”（《持志塾言·天地》）又说：“《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艺概·诗概》）刘熙载所说的“诗为天人之合”实际上就是道与器、理性与感性的融合，概言之即是诗是天人合一的结晶、情理合一的产物。诗文如此，书亦如此。刘熙载在《艺概·书概》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从文字、书法艺术的根源来看，应该说是“肇于自然”、“立天定人”；但从审美创造的能动性来看，又应该说是“造乎自然”、“由人复天”。在原始的自然中是找不到艺术美的，因为它渗透着人为的因素，是人类审美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诗为天人之合”，或者说，诗为“天之心”与“人之心”的结合，即美和艺术作为审美对象是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辩证统一，这是刘熙载文艺思想的核心。
二、艺术主体论
我国古代文论家历来强调创作的主体性，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人，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刘熙载也不例外，他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加鲜明深刻地阐述了抒情写意的重要性。他说：“《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为之物，尤言语之精者乎。”（《艺概·文概》）刘熙载指出了语言与“心学”的关系，即语言是用来表达内心想法的。在《游艺约言》里，刘熙载进一步强调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与“心学”的关系：“文，心学也。心当馀于文，不可使文馀心。”这里的“心”，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文学艺术展现的是创作主体的心灵，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刘熙载强调文学作品必须体现创作主体的真实情感，认识到了创作主体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
刘熙载还十分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并把人品美作为诗品美的基础，他从文即心学出发，把为文与为人相统一的思想概括为“诗品出于人品”。他说：“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艺概·诗概》）刘熙载借助屈原《楚辞·卜居》的话把人品分为上中下三等。所谓“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是指不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而“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欲小人的志行。只有品格高尚，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刘熙载认为，创作主体的人品不仅会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内容，还会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形式：“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艺概·诗概》）“格”，即要求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需辩证统一。在论书方面，刘熙载也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还可以想像到书家的为人。
刘熙载既重视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又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认为对创作主体来说，志、旨、才、气，缺一不可：“《文心雕龙》云：‘嵇志清俊，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艺概·诗概》）但是，刘熙载过分强调对情感进行规范，过分强调道德对情感的规范作用，具有明显的道学气息，是历史的倒退。虽然其主要主张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偏颇同样非常明显。
第二章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环境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成大潮，启蒙思潮掀起了反思和批判的高潮，科学实证主义兴起，太平天国战乱，英法联军入侵，清政府消极抵抗、卖国求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变革”这把双刃剑，在让中国面临阵痛的同时，也激发了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有着深厚爱国情怀的刘熙载，在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的同时，面对国难，积极投身经世致用的社会潮流。正如他自己在其著作《持言熟志》中言：“志于隐，志于仁，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志于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同时，晚清政府文化制度方面的变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大放异彩，为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而媒介技术的革新，尤其是印刷术的突破性发展，为刘熙载文艺著作的刊刻出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第一节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条件
任何文艺思想的传播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的。刘熙载文艺思想在晚清的传播，理所当然受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它们影响着传播主体的传播方式、接受者的价值取向等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就刘熙载文艺思想在晚清的传播条件而言，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晚清政府有关文化制度方面的革新、晚清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是与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联系得最为紧密的三个方面。
一、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
刘熙载所生活的晚清，是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内有战乱，外有入侵，是中国的政治社会陷入极大危机的时代。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清军连连溃退，清政府不得不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中国接连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而国内，清政府越来越腐败，战乱、起义、革命四起，中国陷入极大的民族危机之中。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激发了成千上万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着坚贞民族气节和强烈爱国主义情结的刘熙载深感内忧外患的压力，积极投身经世致用的社会潮流。刘熙载在《持志熟言·力行》中说：“人外无道，道要在人上尽，事外无理，理要在事尽上。”意为修身与治事应统一。刘熙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大部分官吏也都离开了北京，刘熙载却留了下来。《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刘熙载传》记载：“庚申，都中有警，官吏多迁避，熙载独留。”洋务运动兴起后，刘熙载还撰写了一些鼓吹实学、推行洋务的时文。他写的《机器开矿不用人力策》一文即被收进薛福成编写的《新政应试必要初编》一书中。
可以说，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是刘熙载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直接动力，而他的这一思想也正好迎合了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潮流。为了应对时代危机，刘熙载的众多弟子，如胡传、张焕纶、李平书、葛士濬、袁昶、范当世、姚文栋、祁兆熙等新型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为主旨，致力于晚清的边防、教育、外交等，为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过程
一、传播主体分析
传播者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决定着传播内容的特点、性质及质量。传播者不仅掌握着传播工具和手段，决定着传播过程存在与否，而且在信息制作上有自主权，决定着信息内容的选择和取舍，甚至决定了受众的思想与行动所受到的影响和变化。刘熙载是刘熙载文艺思想的创造者，也是传播者。从刘熙载的著作、学人弟子对其评价及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熙载的品格个性。
首先，刘熙载是一名粹然儒者。刘熙载可谓儒家正人君子的典型，他自幼接受的便是《四书》《五经》的儒家正统教育，青少年时期则致力于准备科举考试，中年宦游，晚年讲学，一生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志向，表现出正直的书生本色与儒者气象。他在《昨非集》中自称：“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计较为先儒争辩门户。”姚永朴云：“兴化刘融斋先生学极渊博，而接人语言木讷，诚意盎然。或有所询，倘未记，则直答曰‘不知’。徐入内，检平时抄撮诸册出示，云倾所问乃如此。”（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三）其次，刘熙载厌恶世俗的繁文缛节，向往清静率真的隐逸生活。刘熙载于《梦受丹经》诗中亦云：“昔余学道尚年少，数访仙踪问壶。”又自述生平曰：“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寤崖子传》）刘熙载的“扁舟浪迹元真子，白鹭飞飞傍钓衣。天地古今同宅舍，问何归与不曾归”（《歌张志和词为绝句以当和》）等诗句无不明显地表现出其超脱、达观、归田园居的心境。再次，刘熙载博古通今，治学无门户之见。刘熙载广学博览，六经、子、史、天文、算法、字学、韵学等无不通晓。《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刘熙载传》记：“（刘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不好考据。熟于周秦诸子书。”俞樾则称其“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春在堂全集》杂文四编三）总之，作为传播者，刘熙载的这些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传播内容、传播动机以及传播受众。
除了刘熙载自己外，刘熙载的同仁、评介刘熙载文艺思想的学者、刘熙载的弟子等都是刘熙载文艺思想的间接传播者，也因为他们的参与，刘熙载的文艺思想在传播的同时得以丰富和发展。
二、传播媒介分析
传播媒介指的是传播内容的渠道，是沟通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中介，是传播内容的载体。晚清传播媒介多样，但就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而言，主要是口头传播和纸质传播。
一、口头传播
所谓口头传播，对于刘熙载而言，主要就是讲学授徒。同治六年，刘熙载接受苏松太兵备道应宝时的聘请，到上海龙门书院任书院山长。据《光绪松江府续志》载：“在学宫东南，巡道丁日昌倡设，同治五年，巡道应宝时踵成之。始就蕊珠书院山长住院主讲，择取肄业生入院读书，月给膏火。六年，建书院于吾园旧址，凡堂厅楼号舍房等共五十楹。”（《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七“学校志·龙门书院”）刘熙载在龙门书院主讲十四年之久，期间兢兢业业，以身为教，赢得时人众多赞誉。黄嗣东《刘熙载》云：“吴越之士闻风来学，前后著录者数百人，及其病殁，诸生千里赴吊，莫不哀恸，其感人如此。”（黄嗣东：《刘熙载》，见《道学渊源录·清代篇》卷二十八）。
第三章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的接受..............22
第一节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接受主体分析......................22
第二节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的整体接受概况.......................23
一、晚清学人对刘熙为人治学的接受.....................24
二、晚清学人对刘熙载文艺理论的接受......................26
三、晚清学人对刘熙载经世致用思想的接受.....................27
第三章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的接受
刘熙载所生活的晚清，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终结期。它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发展推到了顶峰。而刘熙载在继承和完善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并再次掀起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发展的浪潮，完善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刘熙载对前人的思想有继承，有发展，同样，其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期间，刘熙载的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这些人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近代文化教育、边防外交、城市建设等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稍后出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国维深受刘熙载文艺思想的影响，其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中的诸多观点直接或间接来自刘熙载的论述。
第一节 晚清刘熙载文艺思想接受主体分析
接受主体，即文学作品的接受者，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受众、读者。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创作、传播及接受三个环节，只有完成这三个环节，文学作品的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刘熙载的文艺思想自其开始形成时就被不同阶层的读者解读、诠释和评点，并因此得以更好的传播，其内涵也得以丰富，对晚清学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接受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接受者自身的文化素养、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因素。刘熙载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其文学理论中，与小说、戏曲、诗歌等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是，它深奥难懂，对接受主体的文化素养要求更高，因此，刘熙载的文艺思想在民间鲜有流传。二是创作者的读者意识。创作者的读者意识，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客观反映，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能否被接受。刘熙载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很少与达官贵人交往。《京寓秋日寄友》一诗描述了他的生活状况：“幽居门巷拟山阿，一径清风动薜萝。谢病且求逢客少，避名还恐著书多。云开蓟北千峰晓，梦隔江南八月波。安得结邻偕隐士，菊蓠携酒近相过。”（《昨非集》）据《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记载，刘熙载惟一交往的达官是大学士倭仁，两人虽“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刘熙载不喜名利的性格使得他的文艺思想也少在达官贵人间交流。三是社会环境的制约。“一个时代的多种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就具有某种无形的但确实存在的共有的、基本的视界或规范。它作为一种文化环境、一种社会心理、一种精神空气，包围着、浸润着、熏陶着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人；它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视野、水准，预先规定着这个时代每个个体的文化眼光与水准的最高极限与可能度。这是每个时代群体文学接受所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12]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特定的接受视域，并成为这个时代文学接受的基础。如本文第二章所述，晚清文化制度的革新、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仁人志士爱国救亡图存意识的增强等，使得刘熙载的文艺思想有了得以传播和接受的必要条件。
结语
在中国文学史上，刘熙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几代学者百余年的研究，关于刘熙载文艺思想的研究已从文学旁涉到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渐从零散走向系统和成熟。但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亟待研究却鲜有学者论及的课题。本文分三章考察了刘熙载文艺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文学思想或观念的传播与接受与时代是息息相关的。任何文学的传播接受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与社会文化整体密不可分，个体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必然要受到时代文化整体的制约。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催生了刘熙载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忠贞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在迎合时代潮流的同时对当时的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晚清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制度的革新使得刘熙载的文艺思想有了较为便利的传播平台。
第二，读者或受众在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重大作用。晚清学者，特别是王国维等人对刘熙载文艺思想的传播和接受，不仅丰富了刘熙载文艺思想的内涵，而且对我们了解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第三，外部环境和接受者自身因素都是影响接受活动的重要方面。外部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接受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如晚清的社会现实使得刘熙载经世致用的思想得到仁人志士的强烈响应；接受者自身的个性、经历、思想等内在因素的不同，使得接受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存在差异。
第四，重点读者的个案研究对考察创作者的历史地位及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学大师王国维“深有取于融斋”，是晚清诸多学者中受益于刘熙载文艺思想典型代表，其对刘熙载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刘熙载文艺思想和历史地位的最大肯定。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著作中，有很多很精辟的文艺思想，往往是我们苦思很久都想不出来的。刘熙载身处激烈社会变革的晚清，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却极为开阔的视域分析和总结了他对治学与教学等方面看法。他的这些看法，常常让我们产生某种强烈的钦佩心情，他的诸多文艺思想不仅影响着与他同时代的人，对当代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由于历史原因，刘熙载的众多著作除了《艺概》外，流传甚少，刘熙载众多精辟的文艺思想未为我们所用。因此，加大对刘熙载著作的收集、整理力度，发掘刘熙载文艺思想中的精粹，科学地评价刘熙载及其文艺思想，把对刘熙载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