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建国以来，我国的文论在前进中曲折发展，童庆炳把建国以来我国文论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时期；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时期；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但悲哀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论“话语”，当然也就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权。作为成千上万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自己的口里不能说出自己的话语。这是中国文论界出现的“失语”现象，这种情况从五四以来到新时期都始终存在。
五十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 ，我们完全不顾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实践，完全搬用苏联的一整套理论,中心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队伍完全没有自信。到了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时期，是“反修批修”和“文革”时代,“极左”的理论势力把毛泽东的《讲话》教条化,中心概念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理论上盛行“三突出”理论，甚至连文学的“真善美”问题都成为理论的禁区,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者又过于自信，以至于走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错误道路，也迷途不知返。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艺理论的新时期到来了，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完全学习西方文论时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划定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往往是二者交叉并存，对于后一时期，朱立元曾在2006年第三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称：“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可见，我们对八十年代以后的文艺理论分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改革开放以后，了解世界的窗口被打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的文艺理论者从盲目自大转变为虚心向西方求教，一时期引进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书籍，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层出不穷，你觉得女性主义批评有理，我觉得新历史主义有理，他觉得俄国的形式主义有理，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但是不论怎样，西方的“话语”又甚嚣尘上。似乎中国文论发展态势又走向五十年代全面学期苏联时期的老套路，似乎仅仅是学习的范围扩大了而已，中国的文论“话语”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于是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开始反思当下的尴尬处境，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试图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试图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己的“话语”体系。
第二章 朱立元文艺思想体系
新时期以来，朱立元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探索和研究，这和他的学术成长阶段是相符合的，朱立元在《理解与对话》附录中谈到他学术成长的第三阶段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一书就是朱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成果，其实，朱立元在试图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过程当中就逐渐形成了朱立元自己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一书中已初见端倪，2000 年，朱立元的论文集《理解与对话》被纳入“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一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可见出朱立元文艺思想已基本形成体系。其实，朱立元的文艺思想所涵盖的内容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往往一篇文章中既有文学理论又有文学批评，在外国文艺思想研究中往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有涉及。本文为了使结构更加明晰和构建朱立元文艺思想体系本身的需要，暂且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思想和西方文艺思想研究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2.1 文学理论研究
2.1.1 文艺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也同时是文学理论的重点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在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都关注和争论过，朱立元自己也在《理解与对话》自序中坦承：“有的内容已经过时，有的内容人们已经不再关注，有的内容至今学界没有达成共识，有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达成共识，而有的问题却发展成新的问题。”[5]但是我们梳理朱立元文艺思想就不能不理清朱立元思想发展脉络，给读者展示其学术成长的过程。再者，朱立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内容很多思想到现在还闪耀着智慧的火光，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就如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朱立元认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艺术活动的方式。朱立元对于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回答，避免了陷入传统理论回答某某学科研究对象的模式，即“某某”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某某”这一传统模式，很多人会受此模式的影响，比如，有些人就会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文艺”，这种说法简是简单，但往往由于思维惰性而又会带来很多的遗留问题，最终陷入自己的理论死胡同而不能自拔，从而忽略了我们应该主义和研究的更重要的问题。而导致以上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有些词语概念和定义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在不断的变化，有些外延变得更加宽阔，有些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甚至有些变得模糊不清很难界定清楚。就拿“文艺”一词来说，如果想要对“文艺”一词来下个定义或者回答“文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古自今，形形色色的文艺理论还没有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是为什么呢？朱立元强调：“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要对这一问题做穷根究底的回答，已经变得异常的困难。”而对这一问题的穷根究底的研究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恩格斯指出：“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会陷入死胡同而不能自拔，反而使得一些真正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探讨的事情没有的到很好地研究。
2.2 文学批评思想
纵观朱立元的学术成果，他没有关于文学批评的大部头著作，但这并不影响朱立元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大放光彩，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推动者和建构者，朱立元的文学批评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思想，即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统一，视为文艺批评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通过阅读和审视朱立元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朱立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实践，商讨文艺理论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朱立元先生在文学批评中，处处渗透着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统一，其批评思想也因此更具有高度和价值。
2.2.1 批评实践
对于伪现实主义的批评。关于王若水同志对于现实主义哲学基础问题的回答，朱立元不完全同意，朱立元批评了那种把新时期以前几十年的伪现实主义当做那几十年文学发展的全部的观点，并站在历史的观点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认为那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那种观点忽视了在新时期前几十年我国存在的正真的现实主义暗潮。认为如果讨论当代现实主义而仅仅谈伪现实主义是不全面的。朱立元在对比伪现实主义和正真的现实主义时，谈到他们各自的哲学基础问题，朱立元认为，“伪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认识论上是唯意志论”。批判了伪现实主义在社会观上彻底抛弃人道主义精神，而用阶级斗争纲领代之，最终导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走向瞒和骗。他强调，当代正真的现实主义哲学基础是“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存在论”。不是刘再复的主体论，也不是王若水的实践论，更不是杨春时的存在论。
对于“国学热”的批评。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北向南刮起了一股“国学热”之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研究“国学”的热潮。朱立元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一现象，并指出四点意见：第一，倡导者心中的“国学”一词的涵义不清，是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仅仅指儒家文化；第二，不利于当代新文化的建设；第三，忽略了对20 世纪以来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第四，潜意识里有排斥西学的倾向。从朱立元先生的意见中，我们可以发现朱立元一直保持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当前的文艺现象。
对精英文化的批评。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物质生产逐渐侵蚀精神文化家园，文化危机日益显现，代表文明与进化程度和水平的精英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加剧，日趋平面化、“无主体化”，文化产品很大一部分在追求短平快效应，朱立元指出，这一现象“其实质就是精英文化的全面异化”。审美文化作为精英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日益走向消费性，表现在：艺术批评和评论中存在互相吹捧、“红包”批评等现象，艺术欣赏由精神享受转向纯粹的娱乐和消遣甚至只为追求感官刺激，美学和文艺理论日益泛化、实用化、生活化，艺术文化由通俗化转向庸俗化等。
第三章 朱立元文艺思想的主要贡献........................24
3.1 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贡献..................24
3.1.1 有无体系问题.....................24
3.1.2 范畴系统问题.....................25
第四章 朱立元文艺思想的基本特色.......................31
4.1 对话与整合的思维方式....................31
4.2 严谨的实证文风................32
4.3 开放的学术视野...................33
第四章 朱立元文艺思想的基本特色
4.1 对话与整合的思维方式
从朱立元学术成长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两个阶段，朱立元主要以“对话”为主，先后研究了西方古典美学和西方现当代美学，对西方美学史有整体性的把握。以《黑格尔美学论稿》、《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副主编）和《西方美学流派述评》（与人合作）为其代表作，在其学术成长的第三阶段，对话与整合的思维方式都有所体现，较全面的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学习、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艺思想进行比较，吸收和借鉴优秀西方文艺美学思想，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积极关注和参与新时期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难题和热点问题。如《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中西艺术真实观念之比较》、《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论典型的复杂性与审美价值》、《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真的感悟》、《接受美学》等等就是朱立元先生学术成长的第三阶段研究的思想理论成果。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朱立元在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他在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民族化问题上，对话与整合的思维方式表现的尤其突出。如他在探讨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基本思路和观念层面时，从政治“中介”说、文艺本质观、功用观到批评观，层层推进，运用大量事实材料证明了中国传统文艺学、美学在这一基本思路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相进、相通之处，他强调：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这一基本思路，“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思想资料和营养”。又如他在寻求从哲学思维方式层面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民族化时，朱立元从三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也同样是朱立元运用对话与整合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理论成果。
结 语
通过对朱立元文艺思想的研究，我们发现朱立元的文艺思想对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意义是非凡的，虽然他的文艺学思想与他的美学思想比较起来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稍有逊色，而且研究朱立元文艺思想的学者甚少，但这并不影响朱立元文艺思想的先进性，这也正是笔者研究其文艺思想的意义所在。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朱立元文艺思想的内在系统性，坚定了我们构建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信心，学习了朱立元中西对话与整合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实证文风以及他开放的学术视野。
本文是笔者对朱立元文艺思想的初步探索，由于学识粗浅，错误不当之处，望专家读者批评斧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