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乌热尔图民族书写的内容表达
第一节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的彰显
鄂温克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全国共有 30505 人（2000 年统计），主要聚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族自治旗。由于历史上的不断迁徙和居住分散，加之交通不便，互相隔绝，鄂温克族逐渐形成了经济与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三个区域，曾被其他民族分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人。[4]直到 1956 年，党和人民政府才根据他们的一致意愿，统一了名称，恢复了原来的族称“鄂温克”（据说意思是 “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5]）。历史上的“雅库特”就是现居住于根河市额尔古纳河流域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族。这是我国鄂温克族的一个特殊群体，人口极少，远古时代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以传统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保持了古朴、自然的森林狩猎风貌，并创造了与这一自然形态相适应的鄂温克族狩猎文化。敖鲁古雅狩猎文化的种类繁多，内涵丰富，主要由日常物质生活文化和宗教文化两个方面组成，它们构成了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独特存在。乌热而图从步入文坛开始就怀着虔诚的姿态和至纯的情怀，对鄂温克族狩猎部落的这一文化形态进行了独特的艺术记录和审美处理，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凸显出亮丽、鲜活、奇妙的生命色彩，给中国当代文学构成了一道独特且意味深长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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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鄂温克民族兴衰沉浮的历史映现
任何一个民族从兴起之日起，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期间必定会经历一番历史的沉浮。尤其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小民族，更是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自身的落后与不足，外加强势民族的歧视、侵犯、剥削，更加重了她们的灾难，她们渴求着理解、尊重与平等。古老的鄂温克族作为生活在中国北疆的一个边缘族群，历经了千年的兴衰沉浮，饱受磨难与摧残。如今她的躯体已苍老，变得十分脆弱。心怀母族的乌热尔图，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母亲”的前途与命运，不仅对她即将逝去的丰富文化做了一番“原生态”的呈现，还对她过去的历史命运、如今的生存状态以及未来的命运走向进行了一种“民族志”式的观照，诉说了母族的哀愁与忧伤，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以 1985 年为界，在早期的作品中乌热尔图多是对母族过往历史的书写，后期随着作者创作视野的开阔，思想也愈显深刻，逐渐把视线投向了母族的现实生存状态，表达了自己对母族当下生存处境的深沉忧虑。从历史的角度看，鄂温克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偏于中国东北边陲的一隅，作为中国最北边的民族，与俄罗斯毗邻而居，多次受到他们的欺压，苦不堪言。特别是居住在北纬 52 度额尔古纳河畔的这部分鄂温克猎民，承受的苦难更为深重。虽然大兴安岭茂密的原始森林“栖息着鹿、犴、熊、野猪、狍子、飞龙、天鹅、乌鸡等，出产世界稀有的樟子松和闻名中外的白蘑菇”[21]，给猎民提供了世代赖以生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但夏季酷热、冬季严寒的气候，也给这些常年靠森林狩猎生存的猎民带来了身体上巨大的折磨与苦痛。《胎》中的猎手舒日克为给怀孕的妻子补充点营养，不得不在有近腰深的雪地里打鹿，脚趾冻得鼓起一串水泡，一条皮裤也被积雪灌得精湿，“冻得像光腚走在林子里。到了晚上，整个人冻成一个硬壳。谁能猜出硬壳里皮肉的颜色，它是青的。白的、还是紫的？”[22]虽然乌热尔图笔下猎民们的狩猎生活如此的残酷与冷峻，但读起来并不觉得沉重、压抑与悲伤，反而充满一股强劲的力量，禁不住令读者对猎手顽强与隐忍的生存意志肃然起敬。这也是作者内心对母族同胞的一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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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乌热尔图民族书写的美学呈现
第一节语言艺术的民族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是传达情感和表现文化内涵的主要媒介。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特定的语感和语体，土家族作家孙建忠曾说过，“各个民族的语言，各个民族的感情的表达是各不相同的，同样是愤怒，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表达方法。”[53]因此，任何一个作家在表现一定区域、一定人物时，都应选择适合它的特定语言。纵使那些只有民族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借用汉语创作，但他们“所运用的‘汉语’也已经是改造过的语言了，具备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和表达方式，成为熔铸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新的‘汉语’。汉语原有的各种逻辑方式被有意识的改变了。”[54]乌热尔图便是如此，他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注重从鄂温克人的审美感受出发，选择适合鄂温克民族审美习惯和逻辑思维的语言表达方式，彰显出本民族特有的魅力。阅读乌热尔图的作品，在语言方面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选择了许多本民族特有的方言土语和民歌俗语。比如鄂温克人对一些名称的特有称呼。“合克”（祖父）， “额沃”（祖母），“阿敏”（父亲），“额妮”（母亲），“希楞柱”或“仙人柱”（撮罗子），“乌力楞”（ 家族公社），“新玛玛楞”（族长），“靠老宝”（仓库），“安达克”（商人或朋友），等等。这些鄂温克母语零星散落在乌热尔图的汉语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贴上了鄂温克民族文学的标签。另外，鄂温克族辽阔的草原和森林生活，不仅培育了他们宽广的胸怀和质朴的性格，也养成了他们即兴载歌载舞的民族传统。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无论高兴还是难过悲伤，鄂温克人都喜欢用最淳朴的歌唱方式表达出来，长此以往形成了一首首古老的民歌，流传下来成为鄂温克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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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叙事方式的民族性探索
在小说叙事中，不同的叙事手法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从而会影响到小说的审美艺术和内涵。乌热尔图作为一个自觉、独立、有个人追求和情怀的民族小说家，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适合自己表达需求的叙事方式，无论是叙事视角还是叙述主体或主人公的选择上都显现出了他不断探索的痕迹。叙述视角，是叙述者在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时所选取的特定角度。“与叙事诗、戏剧、芭蕾舞、电影等其它叙事形式相比，小说具有运用、转换叙事视角的最大自由度和可能性。”[63]采用什么样的叙事视角，对于小说的叙事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著名叙事学理论家托多罗夫曾经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处观察点出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64]因此，“在小说的讲述过程中，作者必须通过视角的选择和控制，来引导读者从最佳的角度观照、进入小说的现象世界。”[65]而乌热尔图就是一个在叙事视角的运用上颇具造诣的作家，尤其是在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上更见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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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乌热尔图民族书写的美学呈现...........21
第一节 语言艺术的民族性.............21
第二节叙事方式的民族性探索...........25
第三节 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运用.........28
第四章 乌热尔图坚持民族书写的原因探寻...........34
第一节 乌热尔图自身的人生经历............34
第三节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责任意识..........37
第三章乌热尔图坚持民族书写的原因探寻
在如今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大潮疯狂发展和物欲横流的世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思潮肆意横行。面对如此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许多曾经拥有梦想和信念的作家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迷失了方向；然而，我们也依然能看到有些人努力避开时代大潮的风浪，孤独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默默地坚持着最初的梦想，做着本真的自我，不为现实的狂热所迷惑，乌热尔图便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以带有鄂温克独特气息的小说步入文坛，并接连获得几次全国大奖，一时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个独唱。由此被推选为了中国作协处书记，从一个小小的边缘作家，一跃进入了中国作家的“中心地带”。但是，乌热尔图并没有被现实的优越条件所牵绊而迷失自我，在不久之后推脱掉了作协的工作，重新回到任由自己想象驰骋的呼伦贝尔大地的怀抱，并始终如一地站在母族落后、闭塞但质朴、厚实的土地上，呼吸着它的新鲜气息。通过小说、散文、随笔、摄影、历史地理考古研究等多种文学形式饱含深情地记录着母族过去的风土人情和礼仪风貌，观照着母族的兴衰与荣辱，挖掘着母族丰富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回答来自宇宙苍穹的呼喊，哪怕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时代的裹挟中早已渐失从前的面容。我们完全可以说，乌热尔图不拘泥任何形式地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了他的母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骄子。在这样一个冲击、挑战与诱惑并存的时代，乌热尔图为什么能够始终坚守最初的信念，坚定地站在为母族书写的文化战线上？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寻和研究的。笔者以为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有内因也有外因。在这里笔者欲从作家主体这一角度借由两个方面进行一番探寻：一是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二是全球化语境下作者强烈的民族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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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乌热尔图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个不可多得的民族作家，小说、文化随笔、摄影艺术、考古研究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突出成就，是一个想象与研究、智慧与才情兼具的不断探索、坚持自我的作家与学者。从初踏文坛时的懵懂青涩到人到中年后的老练世故，他都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热情而真挚地观察生活、对待人生。有人说，乌热尔图在创作文学和文化作品时，使用的是汉族的文字，创作技法也有对其他民族的借鉴，无形间已失去了民族原本的韵味，但在笔者看来乌热尔图所运用的完全是民族化了的语言和技法，打上了本民族自己的印记，唤起的更多是鄂温克民族的情感。可以说，民族性贯穿在了他文学创作过程的始终，他是一种真正的民族书写。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深知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深厚，他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学立场，不断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层次、创新性地挖掘，力图用朴素至纯的姿态来书写厚重的鄂温克民族。从最初敖鲁古雅狩猎生活的纯真追忆，到猎民坚韧生命态度的深沉敬畏，到鄂温克族特殊情感的真诚感动，再到母族同胞生存命运的赤诚焦虑，乌热尔图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愈来愈浓，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挖掘也愈来愈深，作品蕴藏的内涵也随之逐渐升华。然而，文本内蕴的生成离不开审美艺术形式，只有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结合，文章才可能走向完美。深谙此理的乌热尔图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拘泥于任何既有的写作形式，逐步探索营构了一种表现本民族生活且适合本民族审美习惯的艺术表达方式。乌热尔图之所以扎根于民族的土壤，坚守民族书写，归于一点是他内心强烈的文化认同意识，是他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乌热尔图近 40 年的坚守，正印证了他的那句话，“我可以挺直了腰杆说，我没有疏远、也没有背叛这一片对我恩重如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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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