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英格兰性”
第一节表征他者：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英格兰性”
所谓“英格兰性”，简言之，就是英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族特性，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贝奥武甫》、《大宪章》、君主立宪制、工业革命、莎士比亚、白金汉宫、大本钟、板球一一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其实都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文化符码，是英格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贯穿英格兰历史，同时也最能体现英格兰民族特性的恐怕还是英格兰的殖民主义传统。海外扩张和殖民征服是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国生存和发达的重要保障，英格兰曾经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帝国，其民族意识的萌芽、确立和发展都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作为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集中表述和高度概括，“英格兰性”渗透着英格兰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意识。虽然殖民主义在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英格兰并不是作为一个征服者登上历史舞台的。英格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55年凯撒统帅的军事入侵。罗马征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英格兰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英格兰从原始迈向文明的重要一步。随着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罗马在英格兰的统治也于公元5世纪寿终正寝。但英格兰作为被征服者的命运并没有结束，从公元5世纪开始，英格兰进入“盘格鲁一撒克逊时代”。盘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统治对于英格兰自我身份的形成意义重大，因为"一般说来，在5世纪以前英国被称为‘布列吞’，自盘格鲁一撒克逊人到来以后，才称为‘英格兰’，其含义是‘盘格鲁人的土地’”。盘格鲁一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出现了类似于“战国七雄”的蛮族王国混战争霸的局面,长年的征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盘格鲁一撒克逊时代的诸国割据预示着英格兰的统一，为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最终确立打下基础。盘格鲁一撒克逊统治结束后，英格兰又被诺曼底公国侵占，而这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次被异族征服。在诺曼和安药王朝统治下，英格兰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安苑王朝末期，英法矛盾不断激化，促进了英格兰的独立发展，增强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感，为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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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福斯特和劳伦斯笔下的“英格兰性”
福斯特是英国现代派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英格兰本土作家，阐释和再现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保罗.佩平斯（PaulPeppis)认为“可以将福斯特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看作是民族寓言，它们给一个疾病缠身的国家把脉，为诊断出的病患提供文学治疗”。1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没落造成的社会动荡极大地触动了英格兰知识界，引发了一股书写英格兰的创作热潮，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审视和剖析英格兰的社会现状，尝试重新界定处于过渡和转型期的英格兰民族身份。政客兼文人马斯特曼（C.F.GMasterman)对英格兰应对危机的态度和能力表示担忧：“倘若英格兰人今日被异族征服，当家园被占领，宗教被批判，民族理想四处碰壁时，他们会表现出怎样的精神？……当英格兰被侵犯时，它能否像拿破合战争中的德国和西班牙那样去抵抗？ ” 作家福特（Ford Madox Ford)剖析了英格兰国民性中的弱点：“英格兰人品质中的缺陷在实际生活中不太容易发现，但当我们追根溯源时，它们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很简单，根源在于英格兰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 福斯特对英格兰的民族特性有深入和独到的认识，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指出：“如果你不介意成为一个势利眼的话，那么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爱国者。倘若意识到真正的英格兰人来自下层社会，而不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爱上我们这个种族。职员、股票经纪人、政客、杂货商，这些人控制我们，但在数量上不能代表英格兰，而且他们的自以为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 在题为“英格兰人性格琐谈”（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的散文中，福斯特虽然承认中产阶级是英格兰社会的主导力量，但进一步揭示了中产阶级和整个英格兰民族的劣根性：“顽固、谨慎、求全责备、市恰实际、缺少幻想、虚假伪善，这些是任何国家中产阶级的特点,在英格兰却成了民族特征，因为只有在英格兰，中产阶级统治了 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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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异域想象、都市书写与英格兰帝国身份彰显
第一节《远航》和《奧兰多》：异域空间里的家园回望
和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艾略特等英国经典女性作家一样，伍尔夫虽然也以英格兰为主绘制自己的文学版图，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但并没有把文学想象局限在英格兰，而是书写英格兰的过程中揉进对异域空间的遐想和虚构，在本土与异域、“这里”与“那里”的文化张力中选择和规划对英格兰的文学再现路径。伍尔夫自幼博览群书，熟读笛福、康拉德、劳伦斯和福斯特等有丰富异域旅行经历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有精到的认识。在为纪念《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两百周年撰写的“论笛福” 一文中，伍尔夫认为这部小说的光芒早经盖过了笛福：“这本书好像是整个民族的无名产品之一，而不是个人智力的结晶；说起这本书的两百周年纪念，我们立即会想到，我们是在纪念英国的史前遗迹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大石柱本身。”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给伍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对印度的描写让伍尔夫有身临其境之感：“我们被允许几乎是单独地在这片不寻常的大陆上信步闲游。我们同时地、几乎是偶然地，注意到了许多事物，特别是关于印度这个国家的事物，好像我们真的置身于这片国土之上。” “20世纪上半叶，许多英国小说的现代派革新者都亲身经历过欧洲殖民主义，并且对此产生浓厚的艺术兴趣。” 伍尔夫虽没有福斯特和劳伦斯等同时代男性作家丰富的异域旅行经历，也未创作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文学作品，但她显然深受旅行文学或以“旅行"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伍尔夫以英格兰为背景的小说不仅塑造了像彼得.沃尔什和帕西瓦尔这样的旅行者，而且通过交错异质空间创造“旅行”的意象，比如《达洛维夫人》中的印度、《海浪》中的非洲和《岁月》中的爱尔兰，等等。不怪乎有论者认为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旅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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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达洛维夫人》和《岁月》：都市背景下的帝国空间建构
亚历山大.皮特（Alexandra Peat)认为，有两类相关的社会历史现象影响了现代主义的旅行观念：“首先是现代旅行工业的出现，其次是变化中的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 维多利亚时期大英帝国的空前强大有力地促进了旅行文学和殖民探险文学的创作，“英国公民显然非常渴望能够分享自己国家在国外成功的喜悦，但又不能个个身临其境，因此，他们对传教旅行记、探险记、冒险罗曼司一类的作品产生了如饥似渴的兴趣。”'但维多利亚时代并不是大英帝国的顶点，“日不落帝国”真正的全盛期出现在20世纪头几十年，也就是现代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大英帝国不断拓展的势力范围和巨大影响力一方面为现代主义作家的旅行创造了更多的客观条件，同时也使得帝国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帝国在福斯特和劳伦斯的绝大部分异域背景小说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情节和风格要素；他们以异域为参照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想象也是对帝国的书写，体现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现代主义作家的渗透，以及现代主义作家对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判断和取舍。而对伍尔夫的解读也表明，帝国在伍尔夫涉及“旅行”主题的小说中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文本建构同时也是对英格兰帝国形象的塑造，与地缘政治语境中大英帝国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性，《奥兰多》己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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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性抗拒、历史重写与英格兰本源回归.........133
第一节异域想象中的反殖民话语及都市小说........134
第二节重写一部英格兰史：《奥兰多》、《岁月》........159
第四章女性、帝国与共同体追寻........191
第一节优生话语与“母国”意象：《达洛维夫人》........192
第二节“帝国能指”：伍尔夫小说中的男性化女性角色........216
第四章女性、帝国与共同体追寻
第一节优生话语与“母国”意象：《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性别、种族和民族
从女权主义立场看，民族是一种性别建构。“所有的民族都依靠对性别的有力建构。尽管许多民族主义者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强调普遍的统一观念，但从历史上看，民族一向支持性别差异的体制化。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中的女人和男人有同样的机会，享受民族国家的权利和资源。民族不是对超越时间性的民众的有机本质涌入时间范畴的表达，相反，它们是富有竞争性的文化表征体系，限制和掌控人们对民族国家资源的利用。”女性是西方民族叙事框架中的他者，她们通常是男性意志和价值观的附属和陪衬，没有主体性和话语权，缺乏明确的公民身份，和被殖民者一样，处于“现代民族的史前阶段”。—个主要表现，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和社会分工。男人是民族叙事中的主导，他们“从事公共领域的工作，谈论政治，发动战争。民族是这些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为男人提供了一个履行他们的男性职责的舞台。女人的领域是私人的：家、灶台和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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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对民族无意识的挖掘是深刻影响现代主义者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神话”。本文的论述说明，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与大英帝国的发展史密切相关，是对帝国事务的文化回应和介入。在现代主义宏观文化危机的背景下，伍尔夫从女性立场出发，围绕帝国对特定历史时期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多元探讨。与福斯特和劳伦斯等男性作家一样，大英帝国的盛极而衰让宗主国作家伍尔夫产生一种自卫和防御心理，促使她对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卖格兰性”进行文本建构。如果说《远航》和《奥兰多》是异域环境中的家园回望，那么《达洛维夫人》和《岁月》就是都市背景下的帝国空间建构，二者殊途同归，共同演绎了在与他者的对立中彰显自我的身份认同逻辑。但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对渗透男性殖民意志的民族叙事又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在建构“英格兰悔’的同时，又通过改写旅行文学和殖民探险文学的殖民叙事、在帝国都市空间之外开辟乡村叙事，以及从女性视角颠覆正统和官方英格兰史来解构“英格兰性”然而，特定时代背景下英格兰女性与大英帝国的互惠关系，以及伍尔夫欲在民族国家中为女性争取完整公民身份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伍尔夫与帝国更溁层次的认；小同，使其无法彻底解构“英格兰性”，而只是有限度地对其进行重构同时也表明，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建构不仅是宗主国作家面对帝国的式微所进行的自我防御，也是一位具有女权意识的作家利用殖民扩张和征服的修辞对女性在现实中缺乏的政治权力进行的文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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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