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廉政行政建设研究

第一章廉政建设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廉政与国家廉政体系
腐败是我们研究廉政问题的出发点，只有深入、透彻地了解腐败产生的根源、本质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才能使廉政建设取得相应的成效。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其记载了不同的腐败现象：“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描述的是爱好女色，长期游玩田猎的腐败现象；“恒舞于宫，酐歌于室”描述的是官员过度沉醉于舞蹈音乐的腐败现象。
透明国际组织行政总裁杰瑞米波普在《制约腐败一－构建国家廉政体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廉政体系”这一概念，该设计是为了使腐败变得“高风险”和“低回报”。国家廉政体系好比一座塔，如图1所示。塔的基座是公众的廉政意识和社会价值；塔的各个支柱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监督审计部门等机构以及维持这些机构正常运转的“核心规则”；塔的顶端则是三个圆球，代表着“生活质量”、“法治”以及“可持续发展”。只有强大的基座支撑着塔的支柱，才能保持塔顶部的水平，这样三个圆球才不会掉落下来，那圆球所代表的价值观才能得到实现。塔中的每一要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强调了各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协作。国家廉政体系是从一个整体的框架结构中来体现系统内部的相关性、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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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部分，后来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教授是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对该理论的宣传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共选择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如何影响和决定集体行为的，特别是对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在经济市场中，卖方提供自己的商品与服务，买方在市场中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商品与服务，买卖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在价格与数量上达成一致。与经济市场相比，政治市场中也存在供求双方，供给方是政府官员，需求方则是选民及纳税人。政府官员需要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选民及纳税人则获取一定数量的公共物品并需支付一定的纳税款项。人的自利性，决定了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政治市场中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选民，都会出现经济人行为。承认政治家“自利”的本性，不仅是理论分析的前提，更是实际诉求。如若否认政治家欲望的存在及存在的广泛性，单纯的认为政治家拥有比社会公众更高的德行，倘若不是单纯的期望，便是别有用心的曲解。
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研究重点就是“政府失败论”。提到这个理论，我们脑海中不免会浮现出50年代的大跃进、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从这些事例可见，政府的决策并不是永远正确。我们会发现，在政府制定政策方面，有些决策并没有起到增加社会公共福利的作用；在办事效率方面，政府可能比企业的工作效率低。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政府机关哪些部门的活动是缺少效率的？怎么去弥补这些不足？以上这些正是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失败论”的研究范畴。公共选择理论重点分析了“政府失败论”中关于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家以美国为例，总结了三点原因：第一，缺乏竞争力。各部门领导不会因工作效率低而被开除，他们缺少高效工作的驱动力。另外，政府机关的活动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各部门之间也缺乏一定的竞争，不同于企业活动指标、业绩的压力，政府部门的工作具有较大的自由度；第二，监督不到位。严格意义上说，政治家们的活动应当受到选民的监督，从而有效保证政府决策活动的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选民掌握的监督信息不完备，导致很难对政府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监督者的作用一旦难以发挥效力，被监督者便能够实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第三，政府机构的自我膨胀。政府官员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通过不断扩大管理规模，增加部门人数，扩大自身掌握的权力，以便享受更高的薪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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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加坡廉政建设动因分析

一、小国危机意识
新加坡是个蕞尔小国，面积约为700平方公里，从地图上看，就是个不起眼的小点。新加坡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连生活用水都依赖邻国进口。地处两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岛，北面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处境十分困难。新马分立的最初几个月，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随之而来的不是合作，而是竞争。对于一个在淡水供应、贸易和生存方面都要依赖邻国的国家而言，新加坡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必须生存下去。新加坡地理条件的限制，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李光耀一针见血的指出，纪律和稳定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李光耀时常劝诫自己的人民，新加坡天然资源匮乏，一旦陷入逆境，就难以从头开始。一个大国可以跨越危机的界限，然后从头再来，然而，对于小国新加坡，一旦越过底线，便是结局。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一直致力于弥补国家地理条件所带来的劣势，极力维护新加坡政治的稳定。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华盛顿和莫斯科逐渐和解；1972年末，美国从越南撤军；1975年，印度支那地区出现共产主义政权。种种因素相结合，改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局面，在新的关系下，新加坡十分担心像它这样的小国利益会遭到践踏。因此，新加坡一方面寻求大国的友谊与支持，另一方面积极修复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我们都知道，政府的廉洁对政治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一直坚定信心肃贪倡廉，他在公众场合中多次强调，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的是政局稳定，依靠的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和效率。有备无患的危机意识，一直鞭策着新加坡历代领导人身体力行倡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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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引外商投资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新政府成立后，人民行动党急需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财政问题，面对严重的经济萧条现状，人民行动党将大力发展经济视作其首要工作目标。据估计，1959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400万元，为了减少赤字，政府必须严格压缩各项开支，包括慈善拨款、研究基金、培训费用和公务员汽车贷款等。当时，政府做了公务员减薪的方案，从部长率先做出牺牲，将月薪从2600元减至2000元，月薪不低于220元的公务员将减少部分津贴，这样做每年可以减少1200万元的财政开支。年底的时候，税收并未萎缩，财政收支也逐渐恢复平衡。新政府发展经济的道路可谓举步维艰。起初，人民行动党主动提出与马来西亚建立共同市场，但马来西亚联邦并不感兴趣。之后，政府将目光投向旅游业，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小，但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当时亚洲的旅游市场还未兴起，新加坡决定抢占先机，扩大市场，努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1961年，新加坡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包括航空展览、汽车展览、摄影展览等，并开展为期两周的文化节活动，吸引外国顾问团和游客。联合国曾派出一个顾问团考察新加坡裕廊工业区，为新加坡政府提供技术咨询。当时的顾问团团长是荷兰人温思敏博士，他在与李光耀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提出新加坡应保留莱佛士的塑像可以增加外来投资者的信心。温思敏博士也因这次考察活动与新加坡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新加坡经济长足发展出谋划策。旅游业给新加坡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少，但不能彻底解决经济问题。李光耀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促进充分就业，仅仅依靠旅游文化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推行工业化，鼓励人们开办各式各样的小工厂。基于对本国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的了解，政府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政策，积极鼓励外商到本国投资创业。为了吸引外资，政府挑选一批年轻有为的官员去世界各国游说，希望外国商人能到新加坡投资创业，但这项工作难度十分之大，新加坡当时还没有任何名气，甚至很多投资者连新加坡在哪里都不清楚。更何况，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腹地面积小，有什么理由让各国投资者选择这里呢？除非，新加坡能够提供一些吸引投资者的有利条件。为了诚挚的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新加坡政府给商家提供了免税优惠政策，甚至将免税优惠期限从5年延长至10年，在这种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很多投资者选择在新加坡创业，甚至定居。除了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之外，廉洁高效的行政效率、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也逐渐成为新加坡的“金字招牌”，吸引了更多的海外投资者。政治对经济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新加坡外向型经济之所以能够长久平稳发展，关键在于政治的高度稳定。要想维护政治稳定，首先要保证政府内部的清正廉洁，没有高效廉洁的行政系统，是不会有那么多商家选择来新加坡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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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政策举措............18
第一节李光耀“强人威权”政治.........18
一、“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18
二、行政权独大.............19
第四章新加坡廉政建设成效评估..............34
第一节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就分析..............34
一、创造了新加坡经济之谜，维护了政绩合法性.............34
二、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高效化，保持政局的稳定.............35
第五章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40
第一节突显法律的终极意义，加强法制建设.............40
一、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观..............40
二、建立严密地反腐败法律体系.............41

第五章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

第一节突显法律的终极意义，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完善有效的廉政法律体系是反腐倡廉最有力、最关键的武器，新加坡之所以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将很多行为规定制度化、法制化，通过制定严刑峻法有效遏制腐败行为。
通过对新加坡廉政立法机制的学习，对构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发展方向。最关键的是要制定一部完善、有效、综合的《反腐败法》，这部法律应在整个制度体系中起到统领作用，使得分散、零碎的法律规章制度协调运作。新加坡《防止贪污法》是一部集实体法与程序法、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综合性法典，它是新加坡廉政建设最得力的工具。有鉴于此，我国应将事前预防和事后惩治的思想纳入到立法实践中去，只有实施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其次，加强对国际公约的转化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专门反腐败的法律，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同时可将《公约》内容转化适用为国内立法，在对《公约》的转化中不断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公约》在各国立法中的转化有不同的模式，我认为我国可采取分割转化模式，针对《公约》中的单条具体规定，适时补充完善我国反腐败立法。除此之外，还需着重考虑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不能存在相抵触的规定，要稳妥的推进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相关法律的立、改、释、废工作；最后，增强现行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但很多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刑法》中关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规定，犯罪分子往往利用其钻法律空子。制定法律的终极意义在于贯彻执行，要想反腐败法律能够富有成效，必须不断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项长久艰巨的任务，我国可以充分借鉴新加坡廉政立法的成功经验，创立一套层次清晰、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为廉政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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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研究，我们清醒的认识到，贪污腐败并非我国独有，而是泛滥于古今中外，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环境里，腐败的定义和类型各不相同，也很难进行实证测量，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清理腐败这颗“政治毒瘤”。新加坡堪称世界上治理腐败最好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廉政运作机制，通过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研究，我们发现新加坡的崛起与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领导才华和管理能力密不可分，李光耀强势的执政风格对新加坡廉政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在新加坡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代人的眼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从人情社会走向了法治社会，从贪腐走向了清廉，从动荡不安的殖民地走向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发达国家，从一个不起眼的弹丸小国发展成为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在一群富有管理经验的领导者的带领之下，这个地图上不起眼的“小红点”正在国际上发挥着超出其国力允许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缔造者，也是新加坡发展模式的主要创造者。李光耀的离世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一个繁荣兴盛的现代化国家，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遗产。他对新加坡的影响力并不会因为他的离世而消失。世界固然在发展，新加坡也是不断更新发展的，他的思想理念将见证时代的前进。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已经形成整体合力，是“综合式”的反贪战略，从领导人的政治意志、法制建设、独立的反贪机构、重视东方价值观以及公务员制度等，可见其已形成一个整体运作机制，环环相扣，互相作用。新加坡与我国具有很多相似性，在廉政建设方面有很多可鉴之处，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我们应紧扣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廉政制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