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农民工则是“弱势中的弱势”,由于生理特点、身体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导致不同性别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不同。女性农民工往往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者技术含量低的服务业,就业层次整体低于男性。受户籍和性别歧视的双重限制,女性比男性就业流动性更强,就业质量更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广大女性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其获得了更多自由选择的发展空间,同时提高了女性的独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性别差距,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效益优先的“经济人”原则,处于城镇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农民工平均工资低于男性农民工,就业难度高于男性农民工、同时受行业和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有可能滞留在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部门,缺乏劳动力保障以及失业风险更高等问题。这说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同样在子女受教育的过程中,通常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愿意更多的投资,为了把子女送入师资力量强、管理水平高的学校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金,这说明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也存在性别差异。在现有文献的研究中很少有对农民工交易费用进行研究的,从性别角度研究农民工交易费用差异的则更少。本文基于性别视角主要从政策认知、社会资本角度来探寻农民工交易费用的影响机制,为农民工交易费用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研究方法。
1.1.2 本文研究的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求职过程中一方面受自身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受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不畅等影响无法对自身能力和社会需求做到客观合理的判断,同时随迁子女入学难等问题表明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过高,减少交易费用,改善就业状况和随迁子女入学状况有利于实现农民工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进一步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因此对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的研究迫在眉睫,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对农民工的城市交易费用有一定影响。所以本文通过调查全国 28 个省的农民工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描述性分析代表农民工正式制度的政策认知、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及交易费用的现状;其次,实证分析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第三,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降低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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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探究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和随迁子女入学交易费用,通过分析生理性别下政策认知、社会资本、求职交易费用与基本特征和子女入学交易费用与基本特征的现状差异,进而研究在性别视角下政策认知、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民工交易费用。以期达到以下目标:
(1)了解在性别视角下政策认知、社会资本的现状差异以及在性别视角下求职交易费用、子女入学交易费用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特征的现状差异。
(2)实证分析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政策认知、社会资本对求职交易费用的粗效应和净效应并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
(3)实证分析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影响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政策认知、社会资本对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的粗效应和净效应并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
(4)总结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提出降低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的可行性政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规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受有限公共资源的限制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带,作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面临求职交易费用、子女入学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分析农民工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降低求职过程和随迁子女入学的交易费用,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和子女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对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及提高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说国内外有关交易费用的研究有很多,有将其用于分析农地流转、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企业内部市场等领域,还有研究将其用于分析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对商人和商业的作用等群体,但是很少有将其用于农民工这一领域群体的研究,从性别角度来研究交易费用则更少,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大量的相关数据,基于性别视角主要从政策认知、社会资本因素探究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为农民工交易费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从现实意义来说,通过农民工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得出在性别视角下制度因素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和子女入学交易费用都有显著影响,据此一方面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为修订和改变政策提供参考效果,另一方面指出通过信任优化社会资本的质量以及关注性别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差异。希望通过以上几方面能够降低农民工交易费用,缓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就业难”“上学难”的问题以及缩小性别差距,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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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相关理论
2.1.1 性别平等理论
系统化的性别平等理论的发展开始于女性主义理论,其中包括自由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性别平等的问题。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理论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具有同等的理性,在任何领域女性都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及同等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的就业权、选举权、财产权等权利,文化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理论认为:正是基于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征,所以应该在法律上给予女性特殊的权利保护才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激进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理论认为:实现性别平等必须彻底否定父权制即根除男性对女性的家长制权利和女性统治地位,这样的社会中女性能够凭借其自身的能力和根据自身意愿而获得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理论认为:是阶级而不是性别歧视造成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男女在一切领域内的平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在她的著作中指出,妇女似乎是由于先天体力不如男性处于社会不利地位,但是在现如今社会技术发展使体力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妇女依然处于劣势处境,走入职场的妇女却会面临无法平衡照料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在照顾家庭的无偿劳动中对社会结构的凝聚、社会再生产力的贡献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在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成为遭受最大剥削的对象[26]。这一理论观点在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著的《性别平等报告》书中也被提到,书中谈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自由贸易的发展增加了女性有偿就业的机会,但是她们的工作职业往往集中在收入低、无任何就业保障以及不稳定的劳动密集型及外向型产业。这一行业的工作环境差、工时长,妇女所获得的报酬与其生产力不相称并且无任何职业晋升机会。同时书中深入分析了男女工资差距大的直接原因即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从事于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些女性职员不仅平均工资低于正规的从业者,而且通常享受不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诸如带薪休假、病假、产假权利、养老金。很多女性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和社会关系未能获得稳定工作和适当薪酬。间接原因即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合理,妇女迫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及陈规旧俗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她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做家务劳动因而只能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 Leah E. Ruppanner 曾对有关性别赋权指数的报告中谈到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女性的专业职位百分比和两性工资率)与男性做家务时间和比例呈正相关,与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和比例负相关。也就是说,女性的收入增加和她的配偶的家务时间呈正相关,在家庭收入中占更高比例的女性做家务更少,而丈夫做家务更多,并且家务分工更平等。间接原因即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合理,在现有文献中发现性别不仅对就业有影响而且对子女教育投资也有差异,据调查在巴基斯坦母亲受过教育的子女相对于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的子女获得多出 60%-75%的教育支出。Andrabietal 在研究中发现受过教育的母亲会比花费更多的时间辅导子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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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般人群交易费用的相关研究
2.2.1 正式制度与交易费用
正式制度是国家或政府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通过正式方式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好的正式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科斯第一定理揭示了产权安排、交易成本高低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以交易费用高低为依据的产权制度选择标准或评价制度效率高低的标准,科斯第二定理则提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界定影响制度运行的效率,制度的好坏通过交易费用体现出来。在研究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民的影响时运用到这一理论,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产权界定不合理和农地产权的缺失影响,导致农地流转交易费用高,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张五常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制度选择以最低交易费用为标准,制度安排以降低费用为导向,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社会的协调成本,节省交易费用,反之则增加交易费用。
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研究也曾运用于教师绩效工资政策过程和我国的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中,关于教师绩效工资政策,中央政府只是出台了一些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政策框架,具体关于如何进行绩效考核的实施方案由地方政府和学校去研制,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时信息搜集方案的比较和讨价还价等方面的决策成本,政府和学校对绩效工资政策实施的监控成本,以及保证成本、灰色成本、信息搜集成本和不适应成本等交易费用;针对公务员养老改革,2008 年我国公务员养老改革经历了问题的重新建构,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依然没有进展,究其原因林东海在研究中曾说,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分割必定引发重复博弈,而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门的利益博弈过程决定了我国公务员养老改革需要冗长的“政策试点”,交易费用则在这一真实的政策过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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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度因素与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现状的性别差异..........................23
3.1 农民工政策认知........................23
3.2 农民工社会资本............................24
4 制度因素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影响的性别差异....................37
4.1 研究假设......................37
4.1.1 政策认知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37
4.1.2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38
5 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影响性别差异................61
5.1 研究假设...................61
5.1.1 政策认知与子女入学交易费用.....................61
5.1.2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62
5 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的影响性别差异
5.1 研究假设
5.1.1 政策认知与子女入学交易费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农民工群体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其流动形态也发生着变化:从单独流动到夫妻流动再到如今“家庭化迁移”的趋势不断增强,随之而来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也日渐凸显,一方面大多数城市的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收费实行“双轨制”此外还有课本费、学杂费以及其他隐形费用使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高,另一方面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子女入学要办理多重繁琐的手续,这就要求父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增加学校的咨询次数、通过送礼途径才有可能使子女入学这些充分说明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很高。
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高交易费用限制了其接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改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状况,自 2001 年之后,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无法在城市接受平等教育的困难,国家出台了“两为主”的政策,反映出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上中央政府解决的决心。2003 年,国家则进一步要求流入地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在接受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做到与城市子女平等对待,限制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相关学杂费用。2006 政府再一次重申了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平等教育的重要意义,并颁布新的“《义务教育法》”决定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合理分配资金、人才促进不同类型学校均衡发展。2007 年为避免与现行法律政策相矛盾的制度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情况,通过协商教育部与公安部的意见废除了旧的“流动儿童就学暂行条例”,从而对依法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起到了重要作用。2012 年出台有关农民工子女异地升学考试的政策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能就学和升学的受教育权。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提出区域教育发展规划中将逐步把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同时各地政府建立专项奖励资金扩大公办学校的容量并鼓励扶持合格的民办学校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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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依据整体框架的指导,基于生理性别视角,明确求职交易费用、子女入学交易费用为因变量,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特征为控制变量,通过实证分析,部分验证了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影响的性别差异。首先通过交叉表分析不同生理性别下政策认知、社会资本、求职交易费用、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现状差异以及求职交易费用与基本特征、子女入学交易费用与基本特征的现状差异,其次根据已有研究提出相关假设并根据因变量特征建立回归模型,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和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下:
(1) 结论
不同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影响显著,男性比女性在求职时花费的时间多、资金多,不同性别下的受教育程度、流动特征、工作行业、工作职业、是否参加培训对签订劳动合同用时、合同协商次数等求职交易费用也有显著差异,女性决策比男性对子女入学咨询次数多、送礼花费资金少。在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得出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中,对男性而言,越了解劳动合同法、越了解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权益受侵犯知道向政府求助与不知道相比,花费的交易费用越多,越不清楚户籍制度或认为户籍制度对融入城市社会没有影响求职交易费用越少,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与向非公职人员求助相比减少求职交易费用中合同协商次数但却增加找工作花费时间、资金、签订劳动合同用时方面的交易费用,维权向体制内人员求助,休闲活动跟体制内人员一起比体制外人员增加求职交易费用,说明对男性农民工而言,政策认知能力越强,求职交易费用越多,建立与体制外人员的社会网络关系对求职交易费用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但更多的是会增加求职交易费用。对女性农民工而言,越了解劳动合同法会减少找工作花费资金和签订劳动合同用时但是会增加合同协商次数,在女性农民工中越不清楚户籍制度或者认为户籍对融入城市社会没有影响会减少农民工职交易费用,越了解劳动合同法、越了解企业劳动争议条例对交易费用的不同层面影响效果不同,越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条例越会增加签订合同协商次数。社会资本中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与非公职人员相比都会增加求职交易费用,说明对女性农民工而言,政策认知能力越强既可能减少求职交易费用也可能增加求职交易费用,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增加求职交易费用。在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中,对男性农民工而言认为户籍对融入城市社会没有影响比认为影响很大的减少子女入学咨询学校次数,但是却会增加子女入学送礼花费资金,在女性农民工中,认为户籍制度对融入城市社会没有影响比认为影响很大显著降低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社会资本无论对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子女入学交易费用均无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略)
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的行政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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