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古希腊时开始，哲学家们就开始讨论和幸福相关的主题。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幸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果卓越的包括心理学界的 DanielKahenman，ED Diener 和 Tom Tyler，社会学界的 Ruut Veehoven，经济学界的 RichardEasterlin，Robert Frank 和 Andrew Oswald，政治学界的 Robert Lane 等一大批学者（陈永真等，2009）。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民生工程被提上议事日程，“以人为本”成为各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执政者们意识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单纯以GDP 来衡量，“幸福指数”逐渐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不仅反映了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也体现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市化对中国是一个巨大机遇，可以卓有成效地发展经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率，缩小城乡差距，增强人民福祉。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在城市的大汇聚中带来的利益诉求多元化与城市社会服务设施不完善、效率低、质量差、能力不足的矛盾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10年上海世博会公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后，不仅学术界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和公众也将城市居民幸福感、城市幸福指数视为衡量城市社会管理的重要指标，各种各样的幸福城市排名见诸报端。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由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和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调查”，这两个评选主要从城市宜居情况、居民就业情况、地域文化情况、舒适程度、生活质量、生态环境、社会文明情况、社会福利及保障水平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定，衡量城市居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满足感、安定感及城市对外界群体的吸引力。近期，央视财经“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发布了2015年的幸福城市排名，合肥、太原、海口、长沙、石家庄二三线城市名列前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反而不高，这说明经济因素不是决定居民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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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community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Tonnies于1887在《共同体与社区》一书中提出。1933年，费孝通等燕京大学学生第一次将其翻译成“社区”，自此，“社区”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一直沿用至今。学术界对社区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滕尼斯（1987）从情感主线出发，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的同质人所组成；罗伯特从人文区位理论出发，认为社区是城市的单位；费孝通（2001）从地缘关系出发，认为社区是在地缘基础上（而非血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从国内外不同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理解中可以总结社区的基本特征：社区是地域性的，会产生人际关系，也是社会互动的载体。国外学者最初对城市社区的阐释主要基于两种视角，帕克(Park,R.E.)、伯吉斯(Burgess,E.W.)等从城市社会空间角度入手，认为城市社区是由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具有独特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地域单元，即“自然区”（ Burgess,1964）。美国学者桑德斯（1982）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出发，认为社区是由家庭、政府、教育、卫生、福利、宗教以及娱乐等各种不同主题构成的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总和（程玉申和周敏，1998）。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杜晓燕（2006）、曹广存等（2006）认为城市社区指由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密集人口所组成的在某一区域生活的共同体，相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社区成员具有数量多、异质性强、生活方式复杂、思想政治文化相对发达、人际关系松散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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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马斯洛（1943）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首次在其论文《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由其动机决定，而人的动机是由他们的需求决定的，但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从低到高按层次逐渐递升，可分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尊重的需求(esteem)和自我实现的需求(self-transcendence needs)。生理需求是维持生存的需求，如衣食住行等，是级别最低、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安全需求同生理需求一样，也是较低级别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灾难、疾病的痛苦等。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指个体在社会当中，希望得到家庭、朋友以及群体的关心和理解，是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情感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自我成就和自我价值的感知，二是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和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指个体在群体或者社会当中，能够发挥自我潜力，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在管理学领域，需要层次理论常常被视为激励理论的一种代表性理论，在实践当中得到很广泛的应用。例如在企业管理当中，管理者通过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条件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通过提供医疗、工商保险等满足员工安全的需求，通过建立和谐温馨的同事关系，开展同事聚会等满足员工情感和归属的需求，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满足员工尊重的需求，通过授权行为让员工发挥自己的潜力，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样地，这些理论也被学校应用于对教职工和学生的管理当中。本文也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认为在社区管理当中，管理者应当注重社区居民的安全需求、情感归属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通过改善管理和服务的质量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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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体研究模型的提出
为充分揭示并阐述城市社区管理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引入了心理安全感、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以及社会支持四个中介变量，分别进行概述。首先是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是居民的一种主观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居民幸福感的具体体现。城市社区管理对居民心理安全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在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心理安全感在城市社区管理对居民幸福感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其次是社区归属感的中介作用。社区对居民来说，不仅是生活的场所，也是感情和精神的寄托。社区的归属感，能给社区居民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社区归属感在城市社区管理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关系。再次是社区参与。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社区管理和公民参与成为研究的热点，谈到社区管理，必然要涉及到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不仅是基层居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居民的一项精神追求。社区权力的多元化趋势意味着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当中的一员，也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社区参与就是话语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因此，本文也试图探究社区参与在城市社区管理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最后是社会支持。Meehan等(1993)证实了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积极情感相关。当个体获得各种社会支持时，可以获得较高的幸福感。王大华等（2004）通过研究发现，亲子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关系。那么，社会支持是否也会在城市社区管理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呢，本研究将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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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问卷设计 ...... 28
3.2 数据收集 ...... 30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测量量表的信度分析..... 33
4.2 测量量表的效度分析..... 33
4.3 控制变量的处理 ............ 35
4.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 35
4.5 假设检验 ...... 36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 41
5.2 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42
5.3 对实际社区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启示 ........ 43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测量量表的信度分析
量表的信度（Rbliability）一般用 Bronbach’s α 值进行测量，这个值越接近 1 表明信度越好。一般要求 a 系数大于 0.7，如果大于 0.8，则表明量表的信度非常好。本研究通过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得出各变量测量量表的信度如表4.1所示。由结果可知，社区管理测量信度最高，为 0.904。心理安全感、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社会支持和居民幸福感的 a 系数分别为 0.851、0.861、0.807、0.735、0.849。各测量量表的信度均符合参考标准，该结果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量表的信度很好。效度分析指研究工具能正确测量所测量的特性和程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内容效度也称表面效度或逻辑效度，指测验本身所包含的概念意义的范围或程度。本研究所采用的城市社区、居民幸福感、心理安全感、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和社会支持六个量表都是借鉴现有的量表，并参考中国文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居民的本土化特征，在原始量表的基础上以及导师的指导下反复修改并不断完善，由此可知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指研究工具能够测量到的理论概念或特质的程度。本研究将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测量研究工具的构建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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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城市民众的幸福指数，不仅能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能反映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风貌。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生活和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对民众的生活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总结和梳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问题转化为可测量的研究变量，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调查，利用SPSS19.0和AMOS21.0两个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区管理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虽然国内外有大量关于居民幸福指数和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但大多站在宏观的角度，如国家层面或者城市层面来衡量居民的幸福感。很少从社区的角度探讨社区管理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建立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城市社区的居民进行调查，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如居民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等变量之后，社区管理对居民的幸福感的正向关系显著性仍很强，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第二，心理安全感对社区管理和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有中介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将心理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但大多是基于企业环境当中的工作绩效研究，很少有研究将其引入到社区管理的背景当中。心理安全感在社区当中不仅体现在居民的人身安全方面，还体现在居民在人际交往当中的心理安全、自由表达意见等方面。本研究通过量表的操作化证实了心理安全感在社区管理对居民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第三，社区归属感对社区管理和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有中介影响。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一种情感体现，和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社区管理有较好的效果时，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也随之提高，进而增加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本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管理通过社区归属感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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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