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当前,三重下行压力共同作用于我国持续的低生育率：一是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挤压了生育率；二是共同作用于东亚文化圈低生育率的主要要素；三是在持续多年的“一胎”政策引导下，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及生育观念愈来愈偏离高生育率。我国持续 35 年的严格独生子女政策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各种冲突频发，官民矛盾随之加剧。短短 18 年我国就跨入了人口老龄化，曾经由人口数量带来的红利风光不再。生育政策的变迁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伴随着我国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落后于我国的国情，并开始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继 2013 年“单独二孩”政策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后以来，呼声已久的全面二孩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二孩”（第一胎为多孩时，不可生第二胎）时大踏步走来。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行仍然是生育政策的试点探索，人口自然增长率略微提升，比上年提高0.9 个千分点。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仍比女性多 3000 万。纠结于环境、制度等方面的不健全、不完善，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权威稳定的系统解决人口问题的生育政策。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伴随着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最初适合社会发展的政策也会开始积聚实施的风险和负效应，维持政策的社会成本自然也会增加。目前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新形势、新困难迫切需要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其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通过分析我国生育政策从“一胎”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变迁历程，可以欣喜的发现，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概念能在该阶段的生育政策变迁过程中找到存在的证据。其核心观点所提供的因果假设能够对生育政策变迁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倡导联盟框架在运用到我国生育政策领域能够对 “一胎”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变迁作出合理、有效的解释。该理论框架为探讨生育政策变迁策略提供了思路。倡导联盟理论框架主张，在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过程中，联盟成员所持有的政策信仰与价值偏好才是影响人们对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所持基本态度的关键因素，这区别于传统的利益集团或组织归属的观点。相比于其他政策变迁理论而言，倡导联盟框架对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历程的解读具有更强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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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政策变迁的时代。众多政策都在国家转型期跟随时代而变迁。生育政策自建国以来历经数次调整，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出台的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我国历时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开始了彻底大转向。持续 35 年的“一胎”政策告一段落。生育政策的这一变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学者对生育政策变迁的探究较多的是从人口学、经济学的视角展开，较少从政策变迁的角度探索。显然，揭示政策变迁的机制和逻辑，为政策变迁过程的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本研究试图作一补充性的研究，以我国生育政策从“一胎”到放开“全面二孩”的变迁为个案，运用倡导联盟框架来解释分析其政策变迁呈现的政策僵局、政策妥协、政策变迁三阶段性逻辑。具体来讲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
第一、阐释本文的理论依据，论述倡导联盟框架的理论视角及概念解释。从核心主张入手，解释倡导联盟理论框架提出的理论假设及应用方法。本部分对倡导联盟框架中政策子系统中各联盟持有的信仰体系、政策子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因素及外部动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然后提出了政策变迁呈现的三阶段逻辑，最后分析了倡导联盟框架对“一胎”到“全面二孩”政策变迁的解释力。
第二，论述研究客体，剖析生育政策从“一胎”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变迁的历程。客观事实的描述了生育政策的调整过程，首先分析了政策变迁中的两大倡导联盟及其信仰系统。然后，梳理了从“一胎”到“全面二孩”政策变迁呈现的政策僵局、政策妥协、政策变迁三阶段逻辑。主要以时间顺序进行了阶段的划分。
第三，理论应用分析。该部分作为文章的重点，主要把倡导联盟理论框架应用到我国生育政策阶段性变迁的具体实践中。以倡导联盟框架理论为工具详细阐释了我国生育政策从“一胎”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变迁的逻辑。从倡导联盟信念和社会文化价值影响下的政策僵局、政策场域中的联盟互动和焦点事件推动下的政策妥协、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政策变迁三大方面论述了生育政策阶段性变迁的逻辑和推动力。
第四，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变迁策略探讨。基于倡导联盟框架提出了摆脱政策变迁路径依赖、完善政策外部系统、充分发挥专业政策论坛及“政策经纪人”的作用以及拓宽非主导倡导联盟政策诉求的表达渠道四大策略。通过这四大策略的运用，保障生育政策走向更加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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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政策变迁的新视角：倡导联盟框架
2.1 倡导联盟理论框架的提出
萨巴蒂尔认为政策阶段分析模型在解释政策过程因果关系中存在局限性，该模型伴随着政策科学发展演变广受诟病，有学者提出了政策阶段分析模型的替代理论；例如奥斯特罗姆主张的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及金登构建的多源流理论模型。然而，萨巴蒂尔强调对政策变迁的研究要将重点放在政策子系统为单位的联盟间的政策导向学习。倡导联盟框架从提出到完善历经了四个主要阶段：（1）诞生：1986 年在《执行研究的自上而下的途径：批评性分析与综合的建议》一文中萨巴蒂尔提出了“倡导联盟框架”这个概念。2 年后萨巴蒂尔于《政策科学》期刊中比较系统的解释了该理论框架，这标志着倡导联盟框架的正式诞生。（2）发展：倡导联盟研究框架自诞生以来就被萨巴蒂尔及其研究者逐渐丰富，向着更加系统性演变，在《政策变迁与学习；倡导联盟框架》一书中形成的理论框架已经能够比较系统性、较为深入的阐述和解释该框架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3）完善：倡导联盟框架的提出受到部分政策学家的质疑，在这期间倡导联盟框架开始丰富理论框架，使得该理论框架得到完善。《政策过程理论》一书的出版，改进了理论框架体系，在领域内产生了巨大影响。（4）修正：这一时期的倡导联盟理论框架被世界各地学者在各案例中广泛应用，检验分析了该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在理论框架持续修正及吸收其他政策网络理论合理有效内容的基础上，萨巴蒂尔在2007 年出版了最新版的倡导联盟框架图，此时该理论框架具备了更强的解释力。新版本的结构图将在下文中详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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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概念与理论解释
倡导联盟框架（ACF）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美国政策研究者萨巴蒂尔和简金斯—史密斯（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s）为超越政策阶段论而构建的政策过程理论。倡导联盟框架非常注重各联盟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每个倡导联盟均由政策子系统内部不同组织的参与者组成。①政策子系统涵盖的行动者范围广泛，来自不同性质的组织之中，但他们积极关注现行的政策问题。倡导联盟的组成除了传统的利益集团之外，还包括司法机关成员、立法机关成员、各层级的政府成员、社会组织、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狭隘的利益是不能像包容性的信念体系一样聚集人数众多、种类广泛的政策参与者的。倡导联盟框架主张将共享的“信仰体系”作为联盟的核心，该框架假定政策参与者在具备整合系统性的政策信仰体系的基础上能够自觉地把各自持有的信仰转化为政策产物。倡导联盟框架主张将信念而非传统的利益作为联盟形成的基础，正是由于信念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涵盖范围特别广，核实起来相对简单。而一致的信仰体系保证了各联盟采取行动的凝聚力。
1988 年，萨巴蒂尔对倡导联盟框架进行了系统阐述，分析了政策学习的作用，由此形成了初始框架。随着倡导联盟框架的广泛应用，它不断吸取其他模型的合理因素，尤其是政策网络途径与合作途径 ,从而实现了倡导联盟框架的重大突破,政策变迁的原因也由两个扩展为四个,更明确的阐释了外部因素对政策子系统作用的原理,由此形成了倡导联盟框架的第四个版本及其修改版。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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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一胎”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变迁历程..................... 17
3.1 计划生育初步阶段 ............... 17
3.2 计划生育调整阶段 ................ 17
第 4 章 “一胎”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变迁的逻辑.................. 24
4.1 倡导联盟信念和社会文化价值影响下的政策僵局 ................. 24
4.2 政策场域中的联盟互动和焦点事件推动下的政策妥协 ............. 25
第 5 章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变迁策略探讨......... 33
5.1 摆脱政策变迁路径依赖 ............ 33
5.2 完善政策外部系统 ................... 33
第 5 章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变迁策略探讨
5.1 摆脱政策变迁路径依赖
政策变迁一旦进入某一条路径，将会遵循既定的路径持续发展下去，这一路径可能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这就会形成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如果占主导地位的倡导联盟中行动者信仰体系不发生改变，继续坚持不合时宜的旧政策主张，就会导致存在问题的旧政策延续下去。存在问题的旧政策继续延续，符合现状的政策无法出台，政策变迁便会陷入政策僵局的困境。因此，在政策变迁的策略选择上就要采取渐进的过渡性政策来解决固有体制下的政治文化惯性，同时，要着眼于竞争性倡导联盟以政策为取向的学习，并以此作为推动政策变迁的重要路径。关注倡导联盟持有的信仰体系，将其冲突控制在中等程度，将政策问题尽量定量化来推动跨联盟的政策取向学习。此时政府应主动发挥作用来管理和调节政策僵局，推动竞争性联盟互相学习，让政策向着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方向改进。
在倡导联盟框架中，子系统外部事件的冲击是政策变迁的先决因素，它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机会。政策变迁的达成也会受到其他相关政策系统的影响。通过其他政策子系统的配合改进来为政策变迁的实现增加推动力。出台与调整后的政策相关的配套政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均在客观上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政策和法律的保障。对现行政策引发的焦点事件也必须高度重视，以此为契机调和竞争性倡导联盟的冲突程度。同时，在公共政策实施的历程中要完善政策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要关注人民的呼声以及对政策变迁趋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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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政策变迁过程呈现的三阶段逻辑作为分析着眼点来解读“一胎”政策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变迁历程。我们发现“一胎”政策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变迁过程呈现政策僵局、政策妥协、政策变迁三阶段性逻辑。这一分析逻辑强调政策变迁的阶段性、过程性。我国目前处于价值多元化环境中，涉及领域面积广，利益群体数量多、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多。政策变迁需要历经一个渐进漫长的阶段性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一胎”政策到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变迁历经 35 年，之所以历经漫长的过程正是由于其变迁过程需历经三个阶段性逻辑。在生育政策变迁中，各倡导联盟信念的冲突及社会文化价值、结构引发了政策僵局的出现，焦点事件的推动及政策掮客的调和促成了政策妥协。最终政策变迁是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子系统内部事件的推动、来自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和影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因在于当前的政策与社会、经济形势不相适应，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正常功能。政策行动者通过信仰体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倡导联盟之间的政策学习是引发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因。外生性变量诱致了政策的变迁，摆脱了政策变迁路径依赖。政策行动者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并非直接促使政策变迁的实现，但是借助于调整政策子系统内部的权力结构、改变内部的基本规则以及文化文化环境等软因素可以间接的助力政策变迁的实现。因此，通过软因素来寻求竞争性倡导联盟的政策妥协，在推动政策变迁过程中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