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中政府和媒体关系问题与对策研究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美国公共管理学家J·格鲁尼格和汉特于1984年首创危机传播理论,8年之后J·格鲁尼格又联合 L·格鲁尼格将其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完善。从广义上讲，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公共机关被合称为“政府”。在本文，取狭义，把政府限定为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行政机关,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本文的研究背景是，我国政府与媒体关系，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从单向管控到双向互动的巨大转变。政府逐渐认识到媒体在政治教化之外更广泛的功用，引导媒体发展，尊重传播规律，积极引导他们为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服务。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媒体发展方兴未艾，如何在"现实”、"虚拟”二重世界同时展开公共危机传播，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新问题，政府和媒体关系由此走入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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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本文广泛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上涉猎历史文献和具体案例、在分析上兼顾系统考虑和历史对比研究内容上，在逻辑上注意严谨周密。不仅兼顾了“危机传播中政府和媒体关系”涉及的方方面面，并结合传播学、心理学相关理论，提出了时间效率、媒体整合、议程设置等十项互动策略。由于篇幅和学识所限，本文还有不少遗珠之憾。比如，对政府和媒体实际互动现象的挖掘还不够深入透彻，在指出问题的环节，评价的主观性较强，论证的严密性不够。在给出方案的环节，有时流于纸上谈兵，实际操作性、可行性较弱。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向专家学者请益、继续向危机传播一线的工作者求教，继续在下一步的工作研究中反思、总结、提高。
“多元共治”的“多元”，是指治理主体多层次多群体，是现代社会世界各国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社会转型的目标。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治理目标的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多元共治”并不要求政府从各领域退出，不是追求"尽量缩小政府”、"尽量弱化政府”，而是要建设"适度政府、活跃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治理主体之所以多层次多群体, 主要是由于社会组成结构日益复杂多变，政府作为权力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公众认可的事业、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力量也可能成为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的权利"次中心”、"类中心”。包括政府在内, 任何一个治理主体都不可能单独解决一切问题, 而应彼此相互依赖和合作, 寻求公共利益和公共原则, 并将其法律化和制度化,通过 "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按照多元共治理论来思考，一旦危机来临，社会各结构单元应该相互依赖，加强合作，“上下级”、“民与官”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系统”。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媒体和公众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的信息传播,提高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效率,实现公共危机的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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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危机传播中政府和媒体关系的基本模式

2.1 西方国家政府与媒体关系现状
2.1.1 重视并加强危机传播中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与协作
与正常观念相反，加速危机相关信息的传递和流通，而不是一味封堵，恰恰是风险控制最有效的方法。危机一旦发生，政府和媒体应该同心协力、密切协作。一方面，政府需要把危机最真实的情况及时向公众通报，就不得不依赖媒体；另一方面，媒体更需要与政府保持一种较为融洽的关系，以确保信息的快速、真实。现代西方国家经过各种危机事件的历练，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深刻地领悟到如果政府和媒体之间充满猜忌和龃龉，那不仅会限制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的积极作用，最终也会限制政府进一步掌握情况、把控舆论的能力，最终影响自己的执政质量甚至执政地位。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西方政府对待媒体的态度逐渐从"预防”、"应对”向"引导”、"使用”转变。在具体事件中，特别重视政府与媒体间"相互告知”、"相互通报”，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机制实现双方的沟通与协作，这样便可以进一步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将媒体报道对危机处理的影响和干扰限制在最低限度，达到掌控、运用和依赖媒体的目的。
2.1.2 重视发挥专门性的组织机构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作用
由于危机传播是一门综合性、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学科，包括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专业机构、职业组织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其中既包括有官办机构，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它们会在危机传播管理当中发挥无可取代的作用。这些组织通过在政府、公众以及媒体之间建立完善的沟通网络，使得灾难相关信息可以无阻畅通地流动，从而达到有效协调危机传播中政府和媒体关系的目的。另外，这些组织、机构还通过组织专业的危机应对训练、提供危机应对手册、指南等等，来提高媒体从业者在危机来临时的应对能力，间接实现对媒体的掌控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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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前我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传媒改革分别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依旧"在路上”。目前，成熟的政府和媒体互动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型，但经过一次次公共危机的挑战和洗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逐步积累和总结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做法，主要认识包括以下两点：
2.2.1 转变认识、主动作为，养成公关意识
当前政府正处于职能转变的关键期，正由过去的"全能型政府”逐步过渡到"服务型政府”，政府应努力确保“转型正义”，为社会提供健康的环境、高效的服务、创新的机遇。这个背景下，政府公关意识的引入和强化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出于构建良好关系、维护自身形象、应急处理事故等目的，政府往往会针对媒体、公众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宣传和交际活动，比如信息公开、记者吹风会、媒体联谊会、新闻发布会等都属于政府公关的范畴。政府开始培塑公关意识，也是一种主动和平等精神的实践，不再"颐指气使”,而是俯下身去主动了解和适应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在危机传播方面,要与媒体形成良好的互联互通，不能一味"宣传”而忽略"传播”,而是从两个概念的结合处着眼,变"堵”为"疏”，使"宣传”更富有温情、更贴近人心，更潜移默化。
2.2.2 积极应对、拓宽渠道，鼓励舆论监督
现在有一些政府官员指责媒体“不服从”，指责媒体对公共危机的报道和舆论监督是为了市场利益而取悦公众，这种观点认为媒体只是一种工具而无视其传播规律和新闻准则，显然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来自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政府要有气魄和肚量，敢于正视现实,认真查找问题,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批评、建议认真查办,从而塑造开明求实的政府形象。相反，采取打压、漠视、推诿、听之任之的态度则是不理智也是不可取的。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等原因,我国公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一直不是很顺畅。当前,大众传媒已然成为政府与公众展开沟通的主要渠道，在行政透明、信息公开的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大众传媒在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媒体的日益市场化、娱乐化、自由化，西方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越来越低，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仅仅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媒体不能再承担“舆论代言人”的责任。就我国来说,政府既要努力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满足公众知情和评论的合法权力,让媒体可以一边链接政府一边牵系公众，但同时又要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使他们获取信息并不单纯依赖媒体。政府应积极鼓励新的沟通管道的开拓和发展，例如鼓励中介机构、商业组织、公益组织的发展，不断提高公众的自主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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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危机传播中政府和媒体关系的现状和问题............. 7
3.1 政府对待媒体的问题 ............. 7
3.1.1 信息管制过度........................ 7
3.1.2 媒介素养不足.................... 8
第 4 章 危机传播中构建政府和媒体良好关系的具体对策........ 9
4.1 制度建设方面 ................. 9
4.1.1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9
4.1.2 建立一套健全完备的法规制度................ 10
第 5 章 结论............ 21

第4章 危机传播中构建政府和媒体良好关系的具体对策

4.1 制度建设方面
4.1.1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
目前在我国，拥有直接管理媒体活动权力的机构主要有中共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广电局两大系统。这两大新闻传播管理系统是我国长期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对于"危机传播”这个新课题而言，单靠这两大体系，还不足以出色完成"媒体应对”的工作需求。简单来说，危机的爆发就启动了危机传播的进程，而危机传播与平时传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平时传播讲究"导向正确”，而危机传播在此基础上还特别强调"反应迅速”和"有序推进”。西方国家长期的危机传播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为做好媒体应对，必须在政府内部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由相应级别的行政领导挂帅，专门负责、统一指挥、减少层级、提升效率，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合理统一调配，实现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努力发挥整体最佳战力，确保信息快速传递、决策科学有效、行动迅即反应。以美国为例，1979 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Management Agency）宣布成立，整合包括军队、警察、消防、医疗、民间救援组织在内的广泛力量，担负调配救灾资源、准备应急事务、灾后维稳重建等任务。"91l 恐怖袭击"过后不久，美国国土安全局吞并了这个机构，但相关功能却被国土安全局保留下来。他们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美国应对公共安全事故的最高管理机构，建立了合理的应对体系，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援组织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指挥、统一调度，经实践检验，运行效果良好。再如加拿大，1988 年，一个全新的公共服务单位在加拿大成立，《应急管理法》的内的所有应急管理措施均由该单位负责执行。至于日本，其内阁首相身先士卒，亲自担当危机管理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启动全国危机传播。另外，日本的"都市防灾中心”和"街区自救系统”等建设，也在世界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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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
危机传播是现代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其中，政府和媒体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就理论基础而言，本文探讨了多元共治、危机沟通、信息控制等科学管理理念。
就基本模式而言，本文在此提出，要将“公众”也纳入分析的视野，构建主体、客体、环境三个要素共同组成的复合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除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之外，本文还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形成一套高效顺畅的工作机制。
本文结合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具体案例，详细分析了政府和媒体在互动中各自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并综合心理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提出了时间效率、媒体整合、分级传播、信源调控、议程设置、巧借招牌、借事喻理、故事引导、同频共振、软硬兼施等十项策略。
在效果评估环节，本文建议从危机传播全程考虑，区分应急反应、信息投送、舆论催化三个阶段，分别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注重自我评估与他人评估相结合，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相结合，整体评估与分别评估相结合。
由于篇幅和学识所限，本文还有不少遗珠之憾。例如，对于政府与媒体的实际互动现象挖掘得还不够仔细全面，对于科学互动规律思考的还不够深入透彻。在指出问题的环节，有时评价主观性较强，论证的严密性不够。在给出方案的环节，有时流于纸上谈兵，实施的可行性较低。以上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向专家学者们请益、还需要继续向危机传播一线的参与者求教，还需要自己在下一步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思考、总结、改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