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关成本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本文基于前后向产业联系视角，采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发布的 MRIO（ADB-MRIO2018）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依据亚行 ADB 原始数据计算而来的派生增加值指标数据库，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共 34 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链参与度、价值链地位指数以及基于增加值调整后的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建立实证模型，验证了通关成本和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之间的关系。

一、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多边贸易机制的完善促进了全球范围关税水平的显著削减。这使国际贸易成本大幅降低，但限制商品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其他因素仍不容忽视，交通基础设施、国家金融环境、文化差异、地理距离和海关边境制度等一系列隐形壁垒都会对多边贸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2013 年 9 月，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一带一路”倡议被首次提出，这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全球范围的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此背景下，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推进贸易便利化势在必行。具体到通关成本方面，单从国内角度来看，高昂的通关成本会迫使企业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费用来装运货物、准备单证和办理清关手续，从而阻碍货物流转并延缓贸易进程。如何在保障海关有效监管的基础上实现海关成本的降低与贸易便利化，是贸易一体化下各国亟需改善的问题。
另一方面，基于要素禀赋理论，随着如今跨国公司的兴盛和运输产业的日益发展，生产的全球化与贸易的一体化成为新型分工体系的显著特征。生产的价值增值可以沿着产品生产链分散于各个国家。从产品的设计研发、零件制造到组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形成了全球性的跨国生产和价值分布，即“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Chain,GVC）。全球价值链使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生产链上的各个国家都将参与最终产品的贸易。在此背景条件下，如果忽略生产中中间品在各个国家间的流转，而仅仅以最终商品总值为测定标准会对各国的贸易状况产生误测。具体来说，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欠缺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今的国际贸易不只是单纯的两个国家间的最终物品生产和交换，这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如若只是简单地将各国贸易数据进行最终加总，那么肯定会导致重复计算问题；二是由于传统贸易统计中囊括了除进出口国以外其他国家中间投入的增加值，从而无法准确地获得各个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因此，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真实地体现国际贸易情况，“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 TiVA）”于 2011 年被正式提出（OECD 和 WT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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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通关环境的改善是贸易便利化的重要部分，本文不仅从通关时间、通关费用和通关文件量化了各国海关环境，还从政策方面分类梳理了 6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十余年的海关改革，根据边境政策改革内容将其分为“申报电子化”、“查验高效化”“基础设施优化”和“管理制度多样化”四个方面。从而使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具化到了国家海关改革措施方面，这是对贸易便利化中的海关政策进行了一个补充和深化。
第二，本文从各个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分工地位进行测算和比较，并以海关改革推进贸易便利化为理论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提高海关效率是否可以促进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已有的研究多为测算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或者从宏观经济层面探析影响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因素，很少有文献将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体系联系起来。而本文认为贸易便利化能推进一国的产业内贸易交换，这一研究视角是对贸易便利化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第三，本文遵循研究的基本方法，在研究背景、政策现状和分工现状的基础上，将海关环境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引入回归模型中，更有说服力地对海关推进全球分工的影响进行度量，为推进边境改革和海关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除此之外，也扩展了其他贸易便利化指标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的影响思路，可以将此研究角度应用到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中，扩展其他贸易便利化指标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
2.实践意义
第一，研究揭示了“一带一路”国家各经济体的通关情况和全球分工参与现状，为外商投资以及多边经贸合作提供参考，为我国和沿线各国促进海关改革进而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依据。文章首先研究和比较了“一带一路”国家近几年通关环境，并且梳理了各国在观察期期间采取的海关政策改革，通过较为全面的前期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海关环境进行了阐述比较。其次，文章又分别对各国在 GVC 参与度、GVC 地位指数以及调整后的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三个层面上的参与特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从各个层面较为立体地明晰了沿线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参与情况。而实证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和海关之间的密切联系，降低海关成本在推进贸易便利化的同时能促进“一带一路”各国更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这对国家促进海关改革、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及产业生产升级都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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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一）增加值贸易
增加值贸易是在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Hummels、Ishii 和 Yi，2001)的基础上被提出的。进一步发展为“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 TiVA)”这一概念，由 Daudin 等（2009）首次提出。Wang 等（2009）随后又将增加值贸易的内容具体分解为直接增加值出口和间接增加值出口。而 Koopman 等（2012）进一步细化将一国总出口价值增值细致分解 6 个部分，首次形成了贸易价值增值分解框架。Johnson和 Noguera（2011，2012）在此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引申出了“增加值出口（Value-addedExport）”的概念。郑丹青、于津平（2016）在 Koopman 等（2012）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中美双边贸易利益为例，将总出口的价值分解为 9 个部分后详细对比了相对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传统贸易的重复统计部分。经过以上的发展历程，增加值贸易逐渐演变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的理论体系。
增加值理论的提出以来，从增加值角度分析中国尤其是制造业的文献不断增多，早年文献主要集中于贸易中增加值的分解和简单测算比较。马风涛等(2014）从增加值角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现状并得出中国国内服务业对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贡献较大这一结论。在此背景下同样研究中国制造业的还有王岚（2014）和周升起等（2014），两者的研究都是基于 Koopman（2012）等的 GVC 地位指数展开的，并共同得出中国制造业近些年来的发展呈“V”型或“L”型变化。在中国与他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研究中，王岚、盛斌（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贸易地位改善的关键所在是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能力。张咏华（2013）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探析了我国制造业与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联系。类似研究中美制造业的还有郑丹青、于津平（2016），他们发现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领域，服务业价值增值才是改善现状、促使中国获利的重点。而在中日双边贸易研究中，康振宇等（2015）基于增加值贸易讨论和分析了中日间中间品贸易发展情况以及中日贸易结构问题。尹伟华（2016）则更为详尽地通过前向和后向垂直专业化率剖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的模式。闫云凤（2015）将双边贸易扩展为多边贸易，选取东亚为主要研究领域，分析了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特征以及考察了各自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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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价值链构架指标
随着增加值贸易的发展，研究学者更加深入地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由增加值构成的全球价值链上，并且从价值链参与度、长度、显性比较优势等多个维度入手来构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生产长度作为 GVC 的基本度量，定义为价值链中的阶段数，反映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这对于评估处于全球生产过程相对上游和下游阶段的国家的专业化模式是必要的。Dietzen bacher 等(2007)与 Inomata(2008)是首先运用平均传导长度(APL)指数测算生产长度的学者，并实际分析了欧洲与亚洲部分经济体在生产过程中的长度定位。进一步深化 GVC 生产长度计量工作的是 Fally（2012 年），他提出了两项指标:"与最终需求的距离"，即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平均阶段数，以及"体现在每个最终产品生产阶段的平均数量"，以量化生产链的长度和部门在链中的位置，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GVC 长度测量方法，并于 2013 年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国家行业层面价值链生产长度。同样运用该方法的还有马风涛(2015)依据 Fally 提出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行业价值链生产长度进行了测算及趋势分析，研究发现以 2009 年为分界线，2009 年之前我国所有部门的全球价值链都有所增长,而 2009-2011 年间全球价值链长度有所下降。研究还发现由于产品生产日益国际化，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增长率要大于国内部分的增长率。但是上述研究都是从一个部门的总产出着手，界定存在争议。直至Wang(2017 b)定义价值链的平均生产长度是国家部门生产要素创造的增值在生产过程中计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等于累计总产出与引起产出的附加值的比率。较为精确地定义了全球价值链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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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关环境现状............................13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关环境比较.....................................13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通关改革..................19
四、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的指标构建................................22
（一）增加值理论........................22
（二）全球生产理论...............................24
（三）全球价值链架构指标...................26
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状况...............................33
（一）数据来源.........................33
（二）测算结果分析............................34

六、 通关成本对“一带一路”国家 GVC 参与度的影响

（一）理论机制与初步分析
通关效率的提高可以加快中间品在国家间的流转和交易。具体而言，全球生产链由中间品零部件供应和整机制造企业组成，企业之间由大量的中间产品往来联系，在庞大的中间品和零部件交换过程中如果能缩短通关查验时间、减少中间单证流程能大大加快中间品贸易。同样，通关费用的减少能降低中间品进出口的交易成本和企业总成本，因此，通关成本的下降和效率的提高能促进经济体更紧密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通关环境的改善能促进一国加快设施改革和资源优化：如前文所述，一国为了能在保障边境合规合法的前提下提高通关效率需要致力于港口基础设施优化、提高海关人员技术以及通过电子化普及来优化通关环境，这反过来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推进。尤其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以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为主，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电子化程度和制度体系不如发达国家完善，优化通关环境和减少成本带来的正外部性能有效促进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参与到全球网络中，也就促进了沿线各国价值链分工的深化。
同样从贸易便利化和降低贸易成本的角度，有学者具体从以运输成本为代表的“硬环境”和制度质量为代表的“软环境”细化分析了成本降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一国内的‘边境后’措施已经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主要因素，在贸易便利化‘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中间品进口的‘最后一公里’成本和中间品出口的‘头程运输’成本。因此，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一国价值链参与。”（刘斌 2019）。根据前文章节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价值链形式简单，经济水平薄弱，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且在高端行业处于下游地位，对上游国家存在依赖。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更依赖软性制度，沿线国家当下亟待改善的是贸易壁垒、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起的贸易成本。边境的负担和海关的资源配置浪费正是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参与分工的原因之一，因而通关成本的降低和边境效率的提高能给沿线国企业更多的机会参与分工从而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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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通关成本进行了一个数据分析对比，并且分地区和国家梳理了这些国家近年来的具体通关改革措施。其次，基于前后向产业联系视角，采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发布的 MRIO（ADB-MRIO2018）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依据亚行 ADB 原始数据计算而来的派生增加值指标数据库，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共 34 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链参与度、价值链地位指数以及基于增加值调整后的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建立实证模型，验证了通关成本和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 通关效率层面。在 2006-2018 年间，各地区都前后采取了通关便捷措施，从“申报电子化”、“查验高效化”、“基础设施优化”和“管理制度多样化”四个方面促进了通关便利化。但是，总体上，通关成本与当地经济发展成反比。具体来说，中东欧和东南亚地区总通关效率是高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地理环境正相关。而东北亚地区，尤其是蒙古国通关成本极高。南亚地区和西亚北非依然是通关成本的亟待改善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度。而中国总体通关成本领先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通关成本，但是在进出口的文件和边检的细分成本依然还需改善。
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层面。自 2007 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参与分工体系，尤其是越南、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前后向参与度明显。在地理分布上，欧洲国家前后向参与都比其他地区积极，而南亚地区双向参与度都较低。“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矿产、森林、石油和金属资源，因此部分经济体处于 GVC 前后向参与度 45°分界线的上方，这与他们资源型产业密不可分。但是“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方式较为单一，以大量的初级产品为主，还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