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导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形成国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选择。作为“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的必然路径选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张述存，2017），这显然有利于中国对外投资获得更广阔的投资发展空间。近年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和效益显著提升，为带动相关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与相关国家互利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推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带，沿线国家（不含中国）人口总数占世界比重超过 40%，GDP 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 15%，极具发展潜力。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但去年相关对外投资首次出现了下滑。《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 145.3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2%，占同期总额的 8.5%。而这一投资下滑出现的同时，2016 年中国对外投资却增长了 44%，这也引发了对中国 OFDI 区位分布的战略思考。
多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保持大幅增长趋势，所占份额逐渐提高，但相较于沿线国家的地域范围、经济体量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而言，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地位也将更加重要。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潜力大，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临着诸多风险与严峻挑战，特别是出现了首次下滑之后，如何更好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
1.2 研究目标及方法
1.2.1 研究目标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已证实任期在国家领导人施政和经济绩效中具有重要作用，那么这一关键因素任期又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现实来看，对于东道国领导人来说，在给定的任期内，东道国开放政策选择无疑是决定其绩效的重要因素，而开放政策又是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模型，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探讨东道国领导人任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影响，希望通过本文研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以东道国总体样本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东道国领导人任期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的总体影响效应。
其次，由于不同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民主型东道国，领导人任期通常有明确的限制，即存在任期“硬约束”。而在威权型东道国，领导人往往是终身制或世袭制，即存在任期“软约束”。那么不同政体下的东道国领导人任期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最后，由于政治体制、政治信仰、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东道国领导人对华态度亦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不同对华态度下，东道国领导人任期又将怎样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投资贸易趋于一体化潮流，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一国积极应对并参与全球经济的一种主要方式。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则为各国参与国际间经贸往来提供了理论支持。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为对外投资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有了深刻发展，一批经典并具有深刻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相继出现，包括 Hym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Buckley and Casson(1977)的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的折衷理论以及 Kiyoshi 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
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具体而言：产品和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不完全等给企业带来了垄断优势，这也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垄断优势论将研究领域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从理论上开创了以国际直接投资为对象的新研究领域。但其偏向于静态研究，因而不能很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产业分布或地理分布，也不能为不具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提供理论支持。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费农于 1996 年首次提出：依据新产品周期，目标国分为创新国(一般为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面临着明显的技术差异，这就决定了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就是从创新国到一般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实现梯度转移的过程。这一理论首次从产品生命周期与技术进步角度阐述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同垄断优势理论一样，内部化理论以市场不完全作为分析的基本前提，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企业可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实现内部的管理机制对外部市场机制的替代，避免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进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内部交易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市场内部化才是确实可行的。
............................
2.2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文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概括而言，现有文献主要从有以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
（1）基于折衷范式、制度理论等经典分析框架的研究现状
伴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入发展，已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包括东道国经济发展、要素禀赋、地理距离、基础设施、制度质量、民族文化、政治风险等传统投资环境因素的影响（Buckley 等，2007；Zhang 和 Daly，2011；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Wang 等，2012；Kang 和 Jiang，2012；Kolstad 和 Wiig，2012；Ramasamy等，2012；王永钦等，2014；杨娇辉等，2015）。从下表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源寻求型。
正如 Filatotchev 等（2009）指出的，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其 OFDI 具有特殊性。对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Buckley 等(2007)、Kolstad 和 Wiig(2012）的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 OFDI 负相关，即东道国环境越差反而吸引中国投资越多。岳咬兴等（2014）基于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交互作用，发现：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认为与中国制度制度环境差距越大或者本身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越能吸引中国OFDI。上述结论与传统预期相反，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资源寻求型 OFDI 有显著影响，即中国资源型 OFDI 偏向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同时他们也没得到中国偏向制度环境恶劣国家的结论。
有学者考察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国家风险对 OFDI 的潜在影响：中国 OFDI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经历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遭遇的国家风险相对较大（周伟等，2017）。此外，邱立成等（2017）则从东道国城镇化的角度来分析东道国对中国 OFDI 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城镇化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东道国城镇化速度越高，则越会起到阻碍作用。
.........................
3.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分布现状 ............... 14
3.1.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总体状况.......... 14
3.2.2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情况.......... 16
第 4 章 东道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设计 ................................ 20
4.1 模型 ................. 20
4.2 样本 ............... 20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25
5.1 总体样本考察 .................... 25
5.2 分不同政体的考察 ................... 26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 总体样本考察
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如表 5-1 所示。仅纳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回归1），东道国市场规模（GDP）回归系数为正，且满足 1%的强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海外市场寻求倾向；地理距离（DIS）的估计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上负显著，说明地理距离越远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对其投资越少；对外开放水平（OPEN）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道国的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积极作用；自然资源禀赋（RES）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制度质量（INS）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制度质量还不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基本结论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本文以 2003-2014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样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领导人任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东道国领导人任期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及其领导人，其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说，本文发现：（1）总体上，东道国领导人任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一次线性关系，但存在显著的二次倒 U型关系，随着东道国领导人任期不断增加，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在达到某个临界值后开始下降；（2）不同政治体制下的东道国领导人任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民主型东道国领导人任期的影响显著为正，且不存在显著的二次线性关系影响，而威权型东道国领导人任期的影响则呈现显著的二次倒 U 型线性关系，一次线性影响则不显著；（3）东道国领导人对华态度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亲华领导人的任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排华领导人的任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无论亲华还是排华领导人的任期均不存在显著的二次线性关系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