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国际贸易分析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将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低碳经济发展为背景，研究分析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地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人类活动日益密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也急剧上升，并引发了温室效应等一系列问题，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全人类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数据表明，过去 40 余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9%。然而，由于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是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国，过去十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 4.2%的平均速度增长，2016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 80 亿吨，占全球总排放的 1/4 左右。
在当前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却上扬势头强劲，流量创下新高。2016 年，中国 OFDI（流量）达到 196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占全球流量份额的 13.5%，实现连续十四年的快速增长。此外，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 2990 亿美元，实现了资本净输出。作为世界第一的 CO2排放国，加之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FDI）与 CO2排放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新的关注点。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多集中于研究 FDI 对东道国造成的环境影响，而对母国环境的影响，即 OFDI 对国内环境或碳排放的影响却鲜有研究。1979 年，Walter 和 Ugelow 提出“污染避难所”的概念。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对外直接投资是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手段之一。而 OFDI 的不断扩大是否对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存在积极影响有待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
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9 省 2 市，面积达 205万平方公里，人口与生产总值均占全国的 40%以上。长江作为我国目前的重点国家经济战略，“三大支撑带”之一，在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推进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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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碳排放影响因素
无论是针对发达国家，亦或是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因素问题都得到广泛地研究，国内外专家运用一系列的定量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其中，结构分解模型（SDA）与指数分解模型(IDA)是两种最具影响力以及最常用的方法，典型的有 IPAT 模型，STIRPAT 模型，LMDI 模型以及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大量文献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两个最重要因素。Panayotou（1996）在 Grossman 和 Kruger（1991）研究基础上，首次将“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 GDP 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 GDP 增长而下降”的倒 U 型关系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hao等（2016）结合了因素分解与情景模拟分析方法，证明了经济规模是影响碳排放增长的首要因素。在国内研究中，董锋、杨庆亮（2015）基于 LMDI 分解模型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四个效应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增量的变化。研究得出结论为经济规模对我国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次之。黄蕊、王铮等（2016）利用 STIRPAT 模型分析江苏省碳排放影响因素重要性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与富裕度对江苏省碳排放的影响靠前，以能源强度表示的技术进步每增加 1%，其碳排放量将减少 0.313%。王峰、吴丽华（2010）、鲁万波、仇婷婷等（2013）等在分析全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同样得出相似结论。
产业结构也是影响碳排放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孙建卫、赵荣钦（2010）从行业层面对中国碳排放进行核算及因素分解。研究得出结论，对我国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部门。因此，优化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实现工业低碳发展是减排的关键。在鲁万波、仇婷婷等（2013）以六大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中，同样指出工业部门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度最高。肖慧敏（2011）通过 1995-2008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决定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趋势。我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现状促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应当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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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分别对国际直接投资（FDI）进行了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概括为“在投资者以外的经济（国家）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受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向外国企业提供足够数量的融资，以能够参与东道国企业管理过程的投资行为”。而两种定义表述虽有不同，但反映的实质是一致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投资实体通过货币资本、产业资本或管理技能等的跨境流动，对他国或地区实现投资，以获得东道国企业管理经营权，达到资产增值、实现经济效益的目的。从母国，即资本输出国的角度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即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Dunning 和 Lundan（2008）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及战略资产寻求型。其中，资源寻求型与效率寻求型对应垂直型 FDI，市场寻求型对应水平型 FDI。战略资产寻求型 FDI 又被称为称为学习型 FDI 或逆向型 FDI，用来解释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投资行为。
2.1.2 碳排放
传统意义上，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简称。由于二氧化碳是引起温室效应最主要的气体，因此本文中所提及的碳排放即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此外由于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产生碳排放，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一致性，本文主要测量主要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总的来说，本文中的碳排放（Carbon Emission）是指在经济生产过程当中，主要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它是一个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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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理论依据
2.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库兹涅兹曲线引申而来。195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研究个人收入分配长期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时，发现收入分配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先趋于恶化后逐步改善，呈倒“U”型，故而提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Kuznets curve，KC） 。
1991 年，Grossman 和 Krueger 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对墨西哥环境的影响问题。其中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Grossman 和 Krueger使用 42 个国家的贸易数据以及二氧化硫和烟尘两种污染指标研究发现，两种污染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浓度变化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在低收入水平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高收入水平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这一趋势的拐点大约出现在人均收入为 4000-5000 美元（1985 年美元价格）时。1996 年，Panayotou首次将环境污染随人均收入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如图 2.1 所示，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
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仍然存在很多局限性。第一，针对 EKC 曲线的研究往往局限于考察特定区域特定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样的研究结论并不能严格意义上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EKC 曲线能够比较成功地反应大气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具有一定积累污染性的环境指标而言，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能使用库兹涅茨曲线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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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现状分析.......................21
3.1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现状..........................21
3.2 长江经济带区域碳排放特征.................24
第 4 章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实证分析......................31
4.1 模型的设定和假设......................31
4.2 数据说明...........................34
第 5 章 结论、对策与展望................. 42
5.1 结论............................42
5.2 对策...........................42

第 4 章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实证分析

4.1 模型的设定和假设
本文第二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产业边际扩张等理论，并根据Grossman 和 Krueger（1991）分解 NATA 环境效应的方法，从规模效应、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三方面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碳排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此外，在第三章针对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的现状分析当中发现，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与碳排放存在协同变化的趋势，但这种变化还有待实证的进一步检验。因此，本文沿用传统因素分解方法，从规模、结构、技术三方面出发，构建联立方程组，对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从理论分析可知，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可正可负，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状况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展路径以及是否存在合理的环境规制保证经济的低碳化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因此判断经济规模与碳排放正相关。而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是否符合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理论分析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将使产业从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等高能耗、高排放的行业转向低能耗、低排放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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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对策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通过对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国际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内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以及对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和碳排放发展现状特征进行描述，然后基于 2005-2015 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核算各地区碳排放量、产业结构水平及资本存量等指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影响投资地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显著影响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产生正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总效应为正。该结论能够较好的证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作用机制以及说明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的发展关联性，但反映了该地区OFDI 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非环境友好的问题。
第二，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间接规模效应为负，说明 OFDI 的增长对区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但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因“挤出效应”而产生的抑制作用。此外，人均收入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开始增强，社会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以及政府环境规制的出台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减排。
第三，长江经济带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效应与整体影响基本一致，但结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下游地区结构效应呈现不显著的负效应，与预期接近，而上游地区的结构正效应亦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各区域经济规模、结构及技术的影响也有所差别。总体上，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促进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但其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对上游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下游地区的估计结果与长江经济带整体的估计结果最为接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