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0 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4000 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使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与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更是远远超过日本，但是很多人认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很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但是我国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仍然比较大，由于人口是日本的 10 倍之多，我国人均 GDP 相对而言比较低，另外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是日本的 25 倍，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从而伴随各种问题的产生。因此，对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研究就很有必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健康。
现如今，我国金融发展比较迅速，金融总量在不断的扩大，金融体系逐渐丰富，传统的银行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非存款性的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我国原来的统计指标不适应最新的金融发展形势，比如新增人民币贷款余额这一指标主要统计的是间接融资渠道，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使直接融资比例上升，从而导致央行在实际宏观调控中常常偏离既定目标。另外，我国对M2 的统计口径也在不断做出调整，最近的一次调整在 2018 年 1 月，将货币基金纳入了统计范围，但是仍然无法全面体现金融总量。
2010 年年底，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创新性的概念，并在之后的会议中多次强调，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开始统计并公布这一新指标的月度数据，并于 2014 年开始公布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季度数据。2017 年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到 19.44 万亿，较上年增长了 9.2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2.88%。这一指标从诞生之日起，学者们就对它的概念内涵、统计口径以及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各地的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也相继对社会融资规模与本地市或者本省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该指标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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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本文在成文之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在此对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分为从以下四部分进行阐述。“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国特色创新概念，在国外文献中没有特别出现这一名词，因此关于其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内。
1.2.1 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于 2010 年提出，是基于我国金融体系不断创新的背景，是符合经济金融发展和金融宏观政策的，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总结，发现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内容：社会融资规模的内涵，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的因素，社会融资规模是否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房价和股价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因此本节重点梳理总结有关社会融资规模的内涵方面的文献，社会融资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 1.2.3 和 1.2.4 进行详细梳理。
首先，我国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是具有理论根据的。Kashyap和Stein(1993)[1]指出，发达的非金融中介机构会影响到该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效性降低。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2]通过分析美国总量数据发现，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企业就会减少银行贷款，从商业票据渠道获得融资。我国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也是出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等指标在实际使用中有效性降低提出的，盛松成（2012）[3]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在理论上得到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用观点的支持，有利于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有必要性的。我国近年来金融发展迅速，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导致我国原来的一些统计指标一定程度上不再适应最新的金融发展形势，需要新的指标进行金融监管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4]。游碧芙，应千凡（2012）[5]认为，随着新的融资工具的大量出现，直接融资占比不断提高，新增贷款规模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包括间接融资，还包括直接融资，可以更为全面的监测社会资金总量，为真正了解宏观经济状况、调控宏观经济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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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2.1 社会融资规模理论概述
2.1.1 社会融资规模的产生
现如今，我国金融发展比较迅速，金融总量在不断的扩大，金融体系逐渐丰富，传统的银行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非存款性的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不再单单去存款，企业也不仅仅只依赖于贷款融资而去谋求发展，整体上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管指标和金融监管对象、措施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以便于更好的调控经济发展，更好维持经济稳定健康的运行，因此迫切的需要一个新的指标，这个指标需要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可以方便观测与统计，确切真实的反应资金总量，不仅反应银行体系原始和派生的资金总量，还需要反映银行以外的金融体系中的资金总量，否则在监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监管偏离目标的情况，因此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就应运而生。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于 2010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进入大家的视野，会议上说需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此后温家宝总理又两次提到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分别在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说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紧接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 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上也提到了社会融资规模，他说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规模的研究”。随后又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需要注意观察社会融资总规模。从此，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人们开始熟知。
2.1.2 社会融资规模的内涵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即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是一个增量概念。它是我国宏观调控为适应最新国际金融监管而引进的新型监测分析总量指标之一，全面反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重点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社会融资规模主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金融工具融资十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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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给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指明的方向，本小结将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并结合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说明货币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本就是一个更为广义的货币供给量，所以货币政策的传导对于社会融资规模也是适用的。
2.2.1 经济增长理论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分工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一步的分工依赖于经济市场的发展，所以分工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生活资料的增长是远远不及人口增长的快的，所以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减少底层人口的方式以促进经济的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两部门生产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积累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提出的，是第一个广为流传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资本-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不断的增加投资可以保证经济增长。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由资本-产出比率决定的，通过投资增加有效需求，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的扩大。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他分析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存在替代关系的，也就是说资本-产出水平是可以变化的，在这个新的前提条件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新剑桥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提出的，她认为，在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如果经济增长的话会加剧这种不均等的收入分配，所以她认为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化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
内生增长模型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来的，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这个是该理论的创新之处，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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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基本情况描述.......................... 20
3.1.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状况的描述性分析...........................20
3.1.2 社会融资规模状况的区域差异性分析........................21
第 4 章 社会融资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32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32
4.1.1 变量选取....................................32
4.1.2 数据来源与处理.............................33
第 5 章 结论与建议..................................46
5.1 本文结论..................................... 46
5.1.1 社会融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46
5.1.2 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46
第 4 章 社会融资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发现，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有VAR模型、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本文使用的是社会融资规模省际数据，需要进行对比，又因季度数据公布的时间不长，时间跨度小，综合考虑，本文选取静态面板回归模型。
4.1.1 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解释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被解释变量是经济增长，选取国民收入总值（GDP）作为研究指标。根据周国富、宋保庆（2016）[43]和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44]等人的研究成果，选取地区财政支出、物质资本存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贸易额作为控制变量，并选取相应的研究指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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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建议
5.1 本文结论
本文首先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明确了如何衡量社会融资规模及其构成，并对现行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次对社会融资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梳理；再次，对于自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以来的发展情况以及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分析，之后还通过散点图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简要结论，并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对此结论进行检验，并分析了不同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以及原因，并得出最终结论。
5.1.1 社会融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的两种不同的实证模型，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了相同结论：社会融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在面板回归中，全国性检验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中所有的系数都为正，说明不管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不同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不管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该地区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显著，即在社会融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增加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更大。
5.1.2 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
根据上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从面板回归系数来看，中部地区的数值最大（0.4174），其次为西部地区（0.3707），东部地区的数值最小（0.2067）。我们知道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最高的，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最小，说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会减弱。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不同地区促进作用明显的阶段是不同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 50%、75%和 90%分为点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西部部地区则在 10%、25%和 90%分位点处促进作用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