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帮助员工更好地提高效率和管理时间。同时，公司里还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和休息时间，满足不同员工的需求，减少倦怠感。最后，对于减少连通行为，公司还应当要求管理则要起到带作用，下班后无特殊情况下不得与员工进行工作上的交流，主动断开与员工们的连接，让员工们更加放心地离开工作。而站在员工个人的角度上，下班后员工应当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多运动，多与家人沟通，在私人时间少看手机等等。这样，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就能更好的恢复资源并重新拖入工作之中去。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便捷性如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数据传输和互联网访问速度不断加快，这意味着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地与他人联系、处理工作任务，而不会再被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设备限制。社会已进入了“连通（connectivity）”的新时代[1]。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随之不断变革，比如员工即使在下班之后仍然会频繁地通过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处理工作事务。这种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移动通讯设备参与工作相关的活动的行为被称为“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1]。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员工保持工作连通的时间和心理成本大大降低，通过电话、微信及其他处理工作的APP，员工可以随时处理工作任务或是与同事进行联系。各行各业也都纷纷开发出专用的手机办公软件，方便员工在下班之后依然能够查阅工作相关的信息。私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难以分割，“始终在线”成为了普遍存在的职场潜规则。
为了保护员工的身心健康，法国在 2017 年出台了一项新法案——规定法国工人拥有下班时间“不在线”的权利，员工可以拒绝在非工作时间接收和回复邮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虽然通过法律手段是否真的帮助员工脱离工作尚且存在很大争议，但是这说明了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在日益引起关注。
目前学术界对于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的整体影响尚无定论。对于尽管有研究发现这些技术的进步可以增加员工对工作的控制和灵活性[2]，但是持续的保持与工作的“连通”可用会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限制员工“关机”和恢复的能力，进而对员工的行为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工作压力的提升和工作满意度的下降[3]。在参与导师主持的项目——《安徽天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服务》的调查中发现，下班之后收到工作相关的联系或者要求很容易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因此，如何更好地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移动通讯工具，提升效率的同时避免引起对员工的负面影响，已是当代管理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增速放缓，人口红利也正在消失，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企业和员工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企业在压力之下必然会对员工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随之而来的加班和在下班之后的连通行为必然会增加。而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的工作压力更强，势必导致更多得倦怠感，情绪更加衰竭，对工作更加产生疏远和冷漠的情绪，最终导致工作满意度的降低和提高离职倾向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对企业的来说不利于人才的保留。我国正在积极倡导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新生代员工作为职场主力军，他们的工作倦怠普遍较高的问题更加值得关注。降低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感是大势所趋。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对有关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心理脱离以及组织支持感等方面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界定相关概念，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不同结论。
（2）将心理脱离和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和调节变量，纳入到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的影响的模型中来，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于工作倦怠感影响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3）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验证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的影响强度，能够让组织的管理者了解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而为管理者更好在非工作时间更好地使用通信技术和手段，尽量避免对于新生代员工的工作倦怠产生过多的影响。
（4）拓展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国内关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方面的研究。同时进一步验证了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适应性。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研究综述
2.1.1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概念
21 世纪初，学者们开始关注在非工作领域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事务的现象。Boswell 等（2007）最早提出了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的通讯工具的使用行为这一概念，即是指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通过使用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执行与与工作相关的任务[5]。
Richardson 和 Benbunan-Fich（2011）在 Boswell 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WCBA）的概念，即指组织成员在非工作时间(早晨上班前、晚上下班后、周末或假期)使用移动无线设备(笔记本电脑或手持设备)处理工作事务或与工作相关的人进行联系的行为[1]。
国内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马红宇等（2016）在 Boswell 的基础上，对工作性通信工具的使用这一概进一步拓展，认为通信工具包括通讯软件和通信系统，该定义没有考虑具体的测量工具，而是将重点关注对象放到了这种行为上[6]。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沿用了 Richardson 和 Benbunan-Fich（2011）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定义。具体而言，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行为主体是在传统的办公环境中，经常使用移动无线设备工作的员工。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并不是组织规定或是强制要求执行的行为，而是一种非固定的，无强制性的行为。常见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行为包括下班后接听领导或者同事与工作有关的电话，周末在家用笔记本电脑回复上级的工作邮件等等。
2.1.2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研究进展
学术界针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其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在前因变量方面，Boswell 等（2007）发现工作卷入、抱负与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的使用正相关[5]；Richardson 和 Benbunan-Fich（2011）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发现角色整合性偏好、组织无线设备分布、组织工作规范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正相关[1]；国内学者张晓翔等（2013）发现工作—家庭中心性会影响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以工作为中心的员工会增加其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时长和频率[7]。
.........................

2.2 新生代员工研究综述
2.2.1 新生代员工的概念
新生代员工在西方一般被称为“Y 一代”（Generation Y）。Y 一代这个概念是相较于 X 一代（Generation X）这个概念所提出的。Bruce（2001）将 Y 一代定义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生的，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人[14]。Hansford（2011）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将 Y 一代的起止时间定义为于 1980-2000 年[14, 15]。这一代人见证了计算机、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兴起和发展，他们的成长也深受这些新生事物的影响[16]。
在我国，新生代员工通常被称为是“80 后”，“90 后”。由于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差异，所以我国的新生代员工的概念并不与 Y 一代这个概念相同。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生代员工有着不同的定义：谢蓓（2007）认为 1980 年后出生的初入社会的群体，即通常所说的“80 后”，就是新生代员工[17]。后来，学者们又对新生代员工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姜薇薇，于桂兰，孙乃纪（2014）认为出生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年轻人即是新生代，他们的职场表现与之前代际的员工有很大差异，具有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8]。高学礼（2018）认为由于不同的时代特征的影响，新生代员工有着不同于以往代际的独特气质和特点，并将其研究样本中的新生代员工定义为 80、90 后[19]。
根据已有文献，本研究将新生代员工定义为：1980 年至 2000 年出生的，已经步入职场的群体。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16
3.1 研究假设 ................................. 16
3.1.1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的影响 ........ 16
3.1.2 心理脱离的中介作用 .......................... 17
第四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21
4.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21
4.2 信效度检验 ........................ 24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45
5.1 研究结论 ............................... 45
5.2 管理启示 .............................. 47

第四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次调研的问卷发放采取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发放主要是通 MBA 学员现场集中填写的方式，于 2019 年 10 月在合肥工业大学对 MBA 学院进行现场的问卷调查，调查之间会对告知受试者调查的目的和注意事项。线上问卷通过在线问卷制作和发放软件——问卷星进行电子版问卷的制作，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19 年12 月，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进行问卷的发放。线上发放的问卷会在问卷的开头设置必要的说明，且在作答时无法跳过选项，来保证问卷的完整性，作答结束之后会有一定概率收到红包奖励。为了避免同源性偏差，线下和线上发放的问卷均采取匿名填写，部分题项反向计分，变更顺序等方式控制。在回收问卷之后，对问卷进行筛选，线下问卷剔除明显的重复作答；线上问卷设置了最短作答时间，并设置了明显的矛盾选项，来筛选有效问卷，同时也对多题出现相同选项的问卷进行剔除。最终，线下共回收了14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7份，有效回收率为87.59%；线上共回收了份 358，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 290 份，有效回收效率为 81.23%。有效问卷总计 41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90%。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1）对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和持续时长影响效果的差别。
本研究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和持续时长两个维度的影响分别进行了假设和验证。结果显示，频率和持续时长都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正相关，且与心理脱离负相关，但是其相关程度有一定的差别。主效应上，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之间正相关（β=0.14，P<0.05），持续时长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倦怠之间正相关（β=0.20，P<0.01）。工作连通行为的持续时长对工作倦怠的相关性较之频率更强。再看它们对心理脱离的影响。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与新生代员工心理脱离负相关，持续时长与新生代员工心理脱离负相关，同样持续时长的影响较之频率更强。其原因可能是进行工作连通行为的不同设备类型导致的。在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定义中，对进行连通的设备主要区分为掌上型设备（如手机）和膝上型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在非工作时间，员工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连通行为时，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更多得体现的应该是手机这样的掌上型设备的使用，而工作连通行为的持续时长更多得体现的应该是笔记本电脑这样的设备使用。与手机相比，用笔记本电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同时，通常还会同时进行其他的工作任务，比如在用电脑处理文件的同时还会查阅邮件等。花费的时间相对更长，注意力更加集中；而用手机进行的主要是电话和短信、微信的沟通，时间上花费的更少，更为迅速，但频率可能较高。所以比较起来，手持型设备主导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对心理脱离造成的影响更小，进而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更小；膝上型设备主导的工作连通行为的持续时长对心理脱离的影响更大，进而对工作倦怠影响更大。这可能是频率和持续时长两个维度的影响程度差别的原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