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于经济理性考虑，离开家乡，积极进城谋生。在这个过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不断攀升，逐步衍生出了一个我国特有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这是一支伴随改革开放而逐步壮大的新型劳动力大军，是产业工人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的三次“民工潮”催生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指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也称新生代农民工，指于上世纪 80、90 年代以后出生，且年满 16 周岁，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户籍人口。
纵观近年来对农民工的相关调查研究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步取代第一代农民工，以全新的模式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受教育水平、城市认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代际特征促使他们正向一种“内卷化”趋势发展，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意识等方面正积极向城市靠近，但由于受外部制度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却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从而处于一种既退不回农村，又融入不了城市的尴尬境地。学术界对于此种现象提出了两种解决路径：一是让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回到农村，二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本文选择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为研究视角。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全社会的各种力量通力合作。尤其在其起步阶段，政府必须扮演主要的推动力量，起指导性作用，努力创建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环境。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0 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把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一词中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是中央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当作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体现了中央政府下大力气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决心。可以说，政府的介入将能够大有力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步伐，但在实践中政府要如何准确定位自身的职责，尽可能地避免政府失责，这无疑值得引起各级政府和学者们的深思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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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关的研究理论很多，极具代表性的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推拉理论、托达罗模型等。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954 年，阿瑟·刘易斯在文章《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要由两个不同性质的部门构成，即城市以资本主义制造业为中心的商业化部门及农村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非商业化部门，这两大经济体构成了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其边际生产率接近零甚至为负；而工业部门严重缺乏劳动力，但其生产率很高。于是，相异的生产率造成了两大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迁向城市工业部门。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基于利益最大化动机，工业部门进行了原始资本积累与再投资，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更进一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此往复循环，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这样，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最终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发展，从而经济结构实现由二元向一元化转变，完成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但刘易斯片面夸大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却忽视农村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等可能性，将城市工业部门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出路，这样不仅不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反而可能造成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间的矛盾，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等问题。
（二）推拉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末，唐纳德·博格提出了人口转移“推—拉”理论。该理论指出，在人口自由流动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并存着一组相对力量——“拉力”和“推力”。农村农业人口增长与有限农业资源之间的矛盾即“推力”，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促使劳动力不愿转移的积极因素即“拉力”。同样，城市社会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即“拉力”能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必然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即“推力”导致农村劳动力不愿转移。1966年，李(E.S.Lee)在文章“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中，补充了第三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如距离、物质、语言文化的差异等。所以，人口流动就是推力、拉力和第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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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概述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
（一）农民工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之前，有必要对农民工的概念进行梳理。1983 年，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概念，随后被广泛使用。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个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正式采用农民工的提法。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过渡性社会群体。
从字面意义理解，“农民工”界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结合了“农民”的身份和“工人”的职业性质，他们从事着城市工人的工作，生活来源以工资收入为主，但却未改变农民的身份。陆学艺将农民工分为了两类：一是他们住在家里，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更多在就近的乡镇企业、机关单位和工厂等参加本地的工业生产；二是他们既不住在家中，也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在城市的工厂、商业以及服务业等单位工作。本文中所指的农民工是依然具有农村户籍，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将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
（二）新生代农民工
2001 年，社科院教授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并于2003 年将其修正为下列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的年龄在 25 岁以下、在上世纪 90 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其社会阅历相对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差别；另外一层含义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并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成长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农村流动人口。刘传江、程建林（2007）等根据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生育政策、社会经济条件及成长环境的差异，以出生于 1980 前后为界限，将农民工划分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出生于 1980 年之前被称为第一代或者老一代农民工，1980 年及之后出生的称之为第二代或者新生代农民工。这种以代际差异作为划分的标准也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可。本文所指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年龄在 16—35 岁之间，依然具有农村户籍，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将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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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理论综述
一、劳动力转移理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流动和非农化理论。该理论提出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源自对更高工资的追求，工业化是农民转向非农化的根源，同时工业化也成为了农民转向非农和人口迁移的主要吸纳机制，农民非农化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伯格的“人口推拉理论”和托达罗的“托达罗模型”为代表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都认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无限的向城市供给，导致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和部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三是拉尼斯与费景汉的“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该理论指出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为如何转移农村剩劳动力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研究架构，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成功转移的关键在于实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间的平衡发展。
二、责任政府理论
所谓“责任政府”是一种新的行政法概念，其要义在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要对公共权力的最终所有者负责。《布莱克维尤政治学百科全书》将责任政如此定义：“责任政府是指需要通过赖以存在的立法机关向全体选民解释其所做的决策并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合理的行政机构，同时，它还必须符合责任政府的一般定义要求”。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即实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合议制；第二；权责一致；第三；问责制”。
任何的政府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并非一切政府都是责任政府。只有那些有能力担负社会经济生活要求的基本责任且能制定相应制度以保证责任履行的政府才能称其责任政府。同时，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要求执政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作出积极高效地响应，尽力满足人民的合理利益需求。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只有认真履行职责、维护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公共利益的政府，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理合法的责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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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问题................. 12
第一节 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 12
一、经济适应层面...............13
二、社会认同层面......................16
三、意识形态层面...............19
第四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28
第一节 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28
第二节 政府治理能力有限...........................28
第三节 政府价值取向的偏差....................29
第四节 政府利益的驱动.....................30
第五节 政府监督执行体制不完善..............31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履行责任的路径选择.................32
第一节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体系................. 32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32
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3
三、改革就业与教育培训制度.............34
四、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35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履行责任的路径选择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受政府责任缺失及各种复杂社会问题影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出现许多不和谐因素，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边缘，阻碍其市民化进程。基于上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可选择从以下路径去履行相应的责任。

第一节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体系
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正是我国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制度导致了城乡发展差异的局面，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待遇差别。只有制度这根指挥棒日益合理、正确了，才有可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尽管历届政府对三农问题都高度关注，不断致力于深化改革二元体制，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改革未能落到实处。政府作为制度改革的中坚力量，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范围，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切身利益，从而为他们的市民化之路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原本是按户口对人口进行登记的一种人口管理制度，由于受到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这一人口管理制度却被附加上了各种功能与特权，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权、土地产权及政治参与等方面。按照现行户籍制度的相关规定，公民只有在其户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到当地普通居民所享有的权利。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业户口，所以他们不在城市公共服务对象的辐射范围内，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与待遇，构成有意愿和能力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障碍，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其市民化的根本性障碍，也是政府推进城市化进程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必须深化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但户籍制度的改革并非单纯的完全取消该制度，而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有针对性、渐进性地加以改革，逐步取消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不合理成分，表明户口只是标志居住地的不同，而非区分城乡待遇的标准，从而建立职能单一、城乡统一的人口管理新模式，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快其市民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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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是顺应亿万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及我国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历史性转变，是推动城市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迫在眉睫。
本文基于对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状况实地调研数据的整理分析，从经济适应、社会认同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阐述。就贵州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特点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强烈的学习培训意愿，但其就业质量较差、收入相对较低；生活方式日趋市民化，但社交仍处于同质化层面；对城市认同感增强，但市民化意愿模糊，渴望得到社会的支持。政府作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管理者，有义务主动承担起责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诉求做出切实回应。
本文认为，政府如何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尽责可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把握：首先，制度供给不足仍是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教育、社会参与等问题，阻碍市民化进程的根本原因。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要求政府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体系。其次，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职能错位，是影响其市民化速度的主要原因。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政府主动提供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因为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及其职业从次属劳动力市场转向首属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投入。最后，城市社会支持不足是其市民化的非制度性障碍。要求政府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从而创建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社会环境。
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省域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均衡经济社会系统向均衡经济社会系统转变的深层矛盾的集中体现，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彻底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本文对贵州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做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路径选择，但主要是基于宏观的政府责任角度，对微观层的政府政策实践却末能过多关注。此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分析不能仅局限于贵州省，虽然贵州省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更广范围的实证研究对于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囿于时间和本人的学术能力，本文也只是对贵州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了表层分析，还有大量深入细致且具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需在日后工作中加以深入和细化。对于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导师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