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笔者认为隐喻问题和文学修辞话语以一种纽带的力量介入我们对公共领域的阐释和发现，为我们培育了公正判断的能力和立场。在与凯茨·泰斯特的对话中，谈及鲍曼写作社会学时，鲍曼曾提到“无论社会学多么努力地去尝试，它都不可能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社会学散漫的形式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封闭的，它以其巨大的、无法满足的吸收性力量而著称”。
第一章鲍曼的思想与写作风格
1.1思想概述
1.1.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整体上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鲍曼所关注的话题和核心议题大多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总体框架中，他的计划就是精心打造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想象，并在不同维度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化和反复论及。主要表现在认知、制度、伦理等，因此对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的把握，是探讨其作品文学特质和隐喻修辞的前提条件。
社会学论文参考
鲍曼第一次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纳入自身的理论范畴是在1987年《立法者与阐释者》的著述中，他将自身的分析视角和实践问题融入观点，以此来考察和剖析知识分子。鲍曼认为，这二者对立体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其重点不在于感知和现实的差别，他是从“后现代性”的概念来定义“现代性”的，即“后现代的话语产生了它自己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从而使得由于缺少后现代性的概念而隐藏起来的事物得以重现”。
用现代性之外的眼光审视，透过外部的视角进行审视而不是从内部看待，完成一些所谓的途中报道，二者的关系是一种连续中的断裂和断裂中的共存关系。鲍曼将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之为后现代性，这是一种明确的、对时代的自我意识，但是后现代性视角和话语并不等同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二者是缺乏共同性的。因此，后现代性概念的意义在于启发和面对现代性的局限，凸显现代性话语中被遮蔽的部分，而不是取代或者超越现代性，郑莉将鲍曼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和将悖谬东西统一在一起的方式称为智性的狡猾和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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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后现代话语叙述方式的“鲍曼式”写作
鲍曼的文本创作善于运用文学修辞来讲故事，他把自身成长经历、社会学思想和议题通过故事的讲述款款道来，将自身的经验世界诉诸于纸上。他重视术语的运用和文本的连贯性，并形成了属于自身独特的语体风格、修辞特征，运用隐喻构筑思想脉络。隐喻与语体风格是他表达自身对个体经验世界的关注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认知模式变化的体现，并不独立于文本创作本身。
1.2.1鲍曼的经验世界与议事日程
“信仰、希望、慈悲”成为鲍曼生活、探索研究的中心和导向。他出生于波兰，学习时来到了苏联，受到当地文化和浸染，在青年的时候成为了热情活跃的共产党员，始终秉承信仰至上的原则工作生活；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里，他保持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尝试和渴望能够通过写作让现实更近；但是这一希望历经挫折，也让他一度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当对现代性的把握逐渐衰弱、对信仰的失望和希望的幻灭之际，他在四分五裂的混凝土下放置了慈悲，将关心他人的道德冲动提上了日程，将这一财富估量和有效地运用。鲍曼是非常著名的“声音”占有者，他通过对文化和生活的陈述，根植于经验世界，用以在特定的方面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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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鲍曼现代性的隐喻问题
2.1知识分子的普遍隐喻：立法者与阐释者
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变迁和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的新奇体验？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背景和坐标系，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和身份转型又是如何的。鲍曼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分析，一是角色扮演所形成的条件；二是不论是立法者和阐释者都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能放弃对社会提出批判和质疑的能力，两种境遇和两种问题的对立和截然不同，虽然后现代性的时代已然到来，这是知识分子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之一，但是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并未被完全取代，只是二者重要性发生变化而已。
2.1.1知识分子何为？
知识分子何意？鲍曼在对“知识分子”下定义时使用了纷然杂陈和自我定义两个形容。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开始出现是为了奠定和复兴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启蒙时代被用来是一般用来指称包括小说家、艺术家、新闻记者、诗人等的公众人物，更主要的是定位和关怀与传播有关的责任。这些公众人物通过自身影响力实现社会干预，它作为一种号角吹响和穿透不同门类、不同专业的森严壁垒。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大多数定义都是拒绝承认，自我定义的目的是造成两个领域的分离，知识分子作为尝试定义少数人中的成员，每一次进行自我的身份定义，以此来成立对立。下定义的创造者们在对所持社会关系商讨之前，就已经罗列了知识分子的特权，也意味着一种邀请，加入全球性的社会实践的邀请。因此应当避免通过罗列或者举例的形式来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整体。鲍曼在形容这种对立时说，“这种对立的标志就是：在界限的这边所存在的某一种特征，恰为界限另一边所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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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从猎场看守到园丁：园艺化的隐喻
鲍曼十分重视社会学写作中的隐喻，规避了生硬和尖刻的学术概念和专业术语对现实经验的掣肘，采用相对较易理解的隐喻植入、神话故事、小说文本的借用和强化、多用个体经历的叙述方式。
如果把现代性的社会体制看成一个“园艺化”的过程，那么“园艺师”的角色则是由扮演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进行饰演，在鲍曼眼里，描述现代性地展开时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通过对“园艺化”隐喻问题的应用，鲍曼把绘制的现代性图纸和流程当成社会园艺化的必由之路。从另一个层面理解，当整个现代社会被作为一个倾心设计并打造的“花园”，那么花园的维护者和保卫者就是“园丁”，园丁的使命和重要目标就是悉心培育花园的植物与清除杂草，荒野文化中代代相传，不断复刻生活规划，不需要对其中进行培训和有意识的监督，但是农耕的或者是园艺文化的维系要靠专业知识的阶层。
2.2.1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
田园如果没有计划和管理，就会被荒野所吞没，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人为性的概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感，园丁对田园的照顾不能有片刻地疏忽，否则田园就会回归自然状态。有关田园的开垦，不会由于开垦之后的完美、自身的繁衍、自身的循环来进行维持，田园的野草依然会进行漫无计划的生长，在此时，自然地认为秩序是脆弱的，园丁必须执行的是对田园全天候的管理和监视，即园艺文化也是会退化的，它并不是一直前进或者是不可逆的，园艺文化如果失去了园丁的管理和监视，就会退回到荒野文化的状态，成为杂草的栖息地，所以园丁和看守者的最大不同就是其不可或缺，园丁角色的诞生直接标志着具有自主性、自我加强性的特性。园丁自身的技能，对田园的精心照料和精细化管理，涵盖设计、建造等环节，对田园的秩序维护，有序规划都是园艺文化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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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当代生活的隐喻：观光者与流浪者.................................29
3.1从朝圣者到观光者....................................29
3.1.1观光者与流浪者的异同..............................30
3.1.2“观光者”与“流浪者”隐喻意象的选择.......................32
第四章跨越表象：社会学文本创作对隐喻的借力...........................37
4.1神话故事与小说文本的隐喻.........................................37
4.2日常生活经验阐释的隐喻.............................................42
4.3语义敞开与更新下的隐喻...............................45
结语..................................49
第四章跨越表象：社会学文本创作对隐喻的借力
4.1神话故事与小说文本的隐喻
侯士达将类比定位为人类认知的核心，这些类比寄托了任何一个事物以生命，并在此基础上不间断地、丰富和充盈这些事物，给予其活力[2]，他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境都是崭新的，所有的想法都是根植于已有经验，没有一个概念是被孤立的，在不断作类比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唤醒脑中的概念。我们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听到“高考冲刺一百天、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学习、成长、田径比赛……”都充斥着我们的隐喻，越早在我们人生中出现的原型对我们的控制和影响就越大，马拉松之于人生的意义、起跑位置的重要性，跨度如此之大却让我们一下能够具象地进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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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会限制我们的理解，约束我们的想象力，会让我们在某个时刻受困于固有信念，但同时它提供给我们新的途径，当我们用“天上掉馅饼”来描述中奖，我们甚至可以清晰感知到真实的情况；当我们听到“阿喀琉斯之踵”，不仅可以感受到不死战神的英勇，更多的是感受到了神话的隐喻——在强大的英雄都有他的弱点和要害；“流水的交互关系”投射给了时间，这些隐喻都依托情景的建构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真实。
从认知视角看，隐喻充满着表达，鲍曼将论证建立在隐喻之上，有时简单，有时又很微妙，包含着隐含的认同。在建构“共同体”这一概念时，鲍曼引入了“坦塔罗斯的痛苦”来进行隐喻。希腊神话中宙斯与普拉托之子——坦塔罗斯，出身的高贵让他可以不用回避神祇们的谈话而且备受尊敬，他的生活富足、没有烦恼，当他的虚荣心作祟，辜负奥林匹斯山众神的信任之时，惩罚降临了，他弯腰喝水，池水从他身旁流过；他饥渴难耐，抬头可触的生梨、苹果却被大风刮走；头顶终日吊着的石头，带给他连续不断的恐惧。鲍曼想传达的寓意是，你可以沉浸幸福或享受幸福，但不要试图改变让你快乐的本质，也不要妄想控制，当你控制他们，你所享受的天堂之乐将不再被复活。鲍曼透过希腊神话进行传统共同体时期的隐喻，传统共同体没有解体之前，人们享有的“天堂之乐”，没有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对生存的不确定，没有“共同体”的认知，但当知识被分享，犯下无论是坦塔罗斯还是和坦塔罗斯一样的凡人都不该拥有这些知识的罪过，他以为的天赋不是天赋，目标的教训让你不能再进行拥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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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鲍曼的社会学写作与文学的关联千丝万缕，为西方社会学的众多流派贡献了自己强有力的分析。他的敏锐的写作问题、独特的写作方式、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表达方式，也激发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包括我们无数个个体的想象力。
从学理层面而言，鲍曼的角度聚焦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方面，采用全方位、多维度、多特写的方式，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主题进行研究。在搭建新事物理解的层面，他用形象的隐喻，通过神话故事、小说文本、日常生活经验等具象非抽象的哲学语言对后现代进行描摹，刻画了一幅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恢弘巨制。从认知角度来看，鲍曼的文本主题是精心挑选的，覆盖也凝聚了很多核心问题和社会议题，从文化与阶级的角度他选择了乌托邦－－知识分子－－大屠杀的讨论之中，进而又跟随着时事的进展、思想的变化转向了全球化的视野之中，作为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鲍曼的人文情怀尤为的明显，他用“感觉”来表达“精神”，用已知映射未知，去获得更新的理解，带领我们完成对新概念的探索和阐释。从知识分子议题的角度，鲍曼用隐喻的方式刻画了立法者－－阐释者角色的持续演进，以及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阐释者角色，力求展现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确实和局限，以及合法性的逐渐丧失。如果从伦理的角度上看，鲍曼提出了现代伦理与后现代道德的反思与批判，他并没有持乐观的态度，对后现代的道德状况始终是担忧焦虑的。在现代社会下，它或许表现为“大屠杀”，而在后现代社会中，则表现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陌生与疏离。鲍曼所持的态度是“使用人类空间或审美空间的标准来覆盖道德空间，只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