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相比传统家政从业者，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介入家政领域后，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如何被重新塑造？家政工的劳动控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传统的“雇-佣”矛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显现？当相关的劳动保护机制尚未完善、社会文化对其关注也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家政工如何通过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应对劳动控制以及化解矛盾的？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15年，政府和互联网企业领袖相继提出“互联网+”[1]这一概念。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等科学技术功能的进一步扩展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展开，一种以开放、包容、灵活和共融为特性的新经济形态——互联网平台经济[2]如燎原之火般迅速席卷至各个产业及领域，多个主体（市场、政府、消费者等）纷纷卷入其中。至此，O2O（Online to Offline）[3]服务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资本和公众的视野中，从以“美团”和“饿了么”为代表的外卖行业到以“滴滴”为代表的公共交通业和以“货拉拉”为代表的物流运输业，广大消费者仅仅通过线上“点单”的方式便可满足线下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
社会学论文参考
在老龄化社会趋近以及生育政策日益放开的背景下，O2O与传统家政服务相结合的呼声高涨。2017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家政服务体质扩容行动方案（2017年）》，强调将网络化作为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4 ]。市场需求的膨胀和国家政策刺激促使资本纷纷瞄准商机涌入O2O家政这片还未“开荒”的领域。一时间，市场上涌现出好慷在家、e家洁、阿姨来了和天鹅到家（原58到家）等诸多互联网家政平台供消费者选择。
家政劳动历史悠久，作为传统服务业的一种，其由来与现代社会发展同步。20世纪80年代，为同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家庭照料问题，在全国各级妇联的牵头推动下，农村妇女家政培训班、城市家政服务机构以及多个家庭服务行业协会纷纷成立。1995年，劳动部（1995）第396号文件将家政服务员纳入职业序列。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将发展家庭服务业纳入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5]。2016年，中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2542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3.3%[6]。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业的经营规模达到5762亿元，从业人员总量突破3000万人[7]。我国的家政服务业迎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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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1.2.1 经典劳动过程理论回顾
（一）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
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早有论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多种方式来掩盖其攫取剩余价值的动机，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家施行控制与劳动者反抗控制的过程。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labor power），而只有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商品才能用于交换。因此，资本家想要获利便需要思考：如何将所购买的劳动力转化为劳动。
为解决这一问题，资本相继采用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两种方式，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强化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激起了工人的反抗。马克思因此预言，当工人通过反抗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利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有的生产关系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会面临被瓦解的风险。然而，马克思预言的这一幕并没有“按期上演”。到20世纪上半叶，“工人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对生产的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26]。这种变化背后的迷思引发研究者们的好奇，资本究竟利用了何种手段对工人的反抗进行了解构？出身于工匠职业的布雷弗曼接续马克思的观点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二）布雷弗曼：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控制
布雷弗曼认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劳动过程中“概念”与“执行”呈现分离趋势。具体来讲便是，前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匠传统（craftsman tradition）——工人对生产知识与劳动过程的绝对支配，被泰勒制的机械化和科学管理等手段所取代。在这种手段下，工人不再需要掌握任何知识或技术，他们只需要像“齿轮”一样机械地操作机器便可以了。布雷弗曼指出，这一阶段当中劳动过程的控制是通过对知识的垄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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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多元控制主体下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
2.1 互联网家政企业作为一般控制主体
同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类似，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亦受到平台公司、消费者等多个主体的控制。本章就控制平台家政工劳动过程的多个主体进行简要阐述，从作为一般控制主体的互联网家政企业，到作为“中层管理”的消费者，再到既是直接管理者又是合作者的高资历同行，通过分析以上主体与平台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及互动关系，以期勾勒出多元控制主体下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之整体面貌。
在平台经济当中，平台企业往往以中介的形式出现。不同于传统中介公司无规范、无标准的“小作坊”式服务，平台企业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上乘的客户体验，便从里到外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来弥补服务中的不完善及劳动过程中的制度性欠缺。就互联网家政企业而言，保证家政工每一单服务的质量成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基于家政工须进入客户私人空间进行服务的劳动性质，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家政工与客户的冲突与摩擦、如何依靠家政工的服务提升公司的声誉便成为其制定规范的重中之重。
以T平台为例，为了提升家政工的服务水平、向顾客提供标准化的服务，T平台从家政工入职前便对其进行了去个性化的培训，而入职后的定期见面会、自上而下严密的薪酬制度和奖惩制度亦使家政工得以不断更新其对工作的认知，并逐渐提升自己的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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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中层管理”的消费者参与其中
在平台经济的研究中，国内外研究者都在消费者的角色扮演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他们认为，由于消费者要负责对平台劳动者的工作进行评价，因此消费者实则处于“中层管理者”的位置[88]。实际上，在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中，消费者不仅起着评估工作的作用，从上门服务前到服务进行的过程中，再到服务结束后，消费者对家政工的控制都贯穿其中。
2.2.1 上门服务前：提前联系客户与确认
客户预约家政服务的流程并不复杂，只需在手机app下单即可，而家政工在上户服务前则须与客户打电话联系，确认订单信息以及向客户询问服务偏好等，如果无法正常接单或无法按时到达客户家也须在电话中与其达成协商。
“在去客户家之前，我们得先问问家里实际打扫面积，有的客户家里很大，但是他只下俩小时单，干不完。这个我们就要提前跟他说好，说可能要加一俩小时，他要是不同意那就让他提前取消订单，找别人去。”（OMQ08，小时工）
为给客户提供安心的服务，平台自客户下单后便会向其发送多条短信，以确定下单成功。值得一提的是，从订单生效开始，平台和消费者便对家政工的行动轨迹做出监督，劳动者从接到订单时起、到上门服务前还需完成手机打卡（在专属app里点“已到达”），而此时客户端便可实时监测到家政工的动态，而且客户还会收到来自平台“共同监督服务”的提示短信。
“阿姨已到达您家附近，阿姨服务前需要戴口罩、穿鞋套、出示健康证、确认重点区域，邀请您一起监督我们的服务质量。”（T平台在家政工上门服务前发给消费者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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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组织技术控制：控制系统的重新分配与冲突的转移 ............... 32
3.1 埃德沃兹控制系统三要素 ......................... 32
3.2 控制系统的重新分配 .......................... 33
第4章 科学技术控制：最大限度提升效率的系统 ...................... 39
4.1 消费者占主导的技术设计 ..................................... 39
4.2 灵活用工的去灵活化 ......................................... 41
第5章 有限的反抗：技术控制下的劳动者自主性 ...................... 46
5.1 接私单：躲避平台克扣的尝试 ................................. 46
5.2 以心换心：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反控制 ..................... 47
第5章 有限的反抗：技术控制下的劳动者自主性
5.1 接私单：躲避平台克扣的尝试
前文已述，对本文研究对象短期平台家政工而言，身为中介的平台会在每一单收入中抽取20%作为中介费，也就是若消费者一单服务支付80元（一小时40元，每个订单最少两小时），到家政工手里只有65.1元。笔者经调查对比发现，虽然这一价格相比传统小时工（30元/小时）略高，但20%的中介费在家政工看来仍是“不划算的买卖”，且基于平台严厉的惩罚力度，家政工往往担心“赚的没有罚的多”，于是难免心生不满，而这种不满则被其用“接私单”的方式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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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接私单”，即家政工在不经过平台参与的情况下直接与客户联系，为客户提供同样有质量保证的服务，这种情况下，家政工一小时只收取客户35元，即客户两小时只需要支付70元，相比通过平台下单便宜了10元，而对不再被平台扣取20%中介费的家政工来说，亦比平时多赚了5元，接私单实则对客户和家政工两全其美的办法。
然而，在平台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接私单”是平台最不能容忍、也是被发现后惩罚力度最大的一种情况。因此，家政工在与客户沟通时都会提前沟通“千万不能让平台知道”“我可以给你算便宜点，但是如果平台给我派单了我就得马上走”，客户为了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服务便与家政工达成契约，双方合力完成了对平台克扣的抵抗。
除此之外，笔者在调研中得知，平台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到家政工接私单的尝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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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总结与反思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相比传统家政从业者，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介入家政领域后，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如何被重新塑造？家政工的劳动控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传统的“雇-佣”矛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显现？当相关的劳动保护机制尚未完善、社会文化对其关注也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家政工如何通过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应对劳动控制以及化解矛盾的？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受互联网技术程度更深的短期型家政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7位短期型家政从业者的访谈，力尽详细地呈现平台家政工的劳动过程。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1）对平台家政工在劳动中接触到的三大控制主体进行简单介绍，分析在其与家政工互动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其施以劳动控制的；（2）分别分析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下平台家政工所受到的劳动控制，这些控制又是如何使得家政工自愿参与到了资本的“赶工游戏”当中的；（3）管窥家政工是如何在技术控制下寻找契机实践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在多重控制之下，其主体性又能发挥多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