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传统审计报告无论在格式、内容还是信息沟通方面均饱受质疑（Church et al.,2008；PCAOB,2013；Carson et al.,2013；张继勋等,2016）。质疑的焦点在于报告格式统一，不同公司仅在意见段存在差异，且意见类型存在同质化趋势；即便意见类型不一，投资者也难以获得审计意见背后的风险评估与分析过程（Humphrey et al.,2009；PCAOB,2013），从而无法有效利用审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近些年来，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国相继出台了政策对审计报告进行改革，审计报告改革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16 年 1 月 8 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印发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征求意见稿。同年 12 月 23 日，财政部颁布了该项审计准则并要求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新审计准则首先在 A+H 股上市公司中执行，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沪深上市公司全面执行。新审计报告准则扩充了审计报告的内容，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目的是通过将注册会计师实施的部分具体审计工作传递给报表使用者，以帮助报表预期使用者了解注册会计师指出的对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从而使得报表预期使用者可以获得更多增量的信息，由此提升财务报表信息含量。
盈余质量是会计信息的关键部分，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经营活动信息来说更为众多资本市场投资者所关注和认可，并且对于投资者进行决策、对投资者进行利益保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Francis et al.,2004）。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国内外学者对盈余质量的概念提出了很多观点，主要可以总结为强调盈余的真实性、盈余的决策相关性、盈余的预测性和盈余的现金保障性。公司内部的管理层通过操纵公司的盈余来满足个人利益的行为会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造成许多不利影响（Brown & Caylor,2005），因而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关注点。有效的公司治理有利于制约公司内部经理层对于盈余的操纵，从而对于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公司治理不仅包括公司内部相关的制度安排、组织架构，还包括公司外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机制，其目标是约束经理人因信息不对称而实施的例如盈余管理的自利行为，实现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制衡（于忠泊等,2011）。纵观国内外研究情况，关于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富。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关注公司内部治理，但是在日益发展的资本市场环境以及逐渐完善的外部监督环境下，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公司外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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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从公司盈余质量角度考察新审计报告准则政策的执行效果，并把公司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下，得到的结论兼具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以往研究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集中在对投资者决策和市场反应的影响，虽然已有少量学者研究其对于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但是由于样本量等的原因最终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获取大样本数据，深入考察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在丰富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以及盈余质量影响因素方面都有较为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二，本文结合公司治理相关理论和文献，将内外部公司治理聚焦于四个层次，即创始人层面、投资者保护层面、行业竞争层面和媒体关注层面，分组研究公司治理的差异是否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与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影响，以期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理解。
第三，本文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关键审计事项的详略程度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拓展了研究的深度，有助于更好的从盈余质量角度评价该项政策的执行效果，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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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文献回顾
一、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积极作用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者认知和决策、市场反应以及企业盈余质量三个方面。
（一）投资者认知和决策方面
Doxey（2014）通过实验研究得出审计师通过披露管理层估计的增量信息能提升审计报告的价值相关性的结论。如果审计师认可了管理层作出的估计，那报表使用者就会认为审计师更加独立、管理层更为可信，同时他们会感觉到财务报表存在错报的概率很低而且报表质量很高，并最终进行更多的投资。K?hler et al.（2016）设计实验研究了不同投资者对商誉减值关键审计事项的反应。具体而言，专业投资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应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除此之外，Kipp（2017）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针对某些项目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和审计应对信息越详细，投资者对相关账户或事项的准确性及可靠性的信任水平就越高，其感知的审计质量也更高。在国内，张继勋和韩冬梅（2014）运用实验的方法，观察当实验者分别收到的审计报告中含有或者不含有关键审计事项时，他们是否做出不同的决策。结果显示：当投资者获得的审计报告中包括关键审计事项时，关键审计事项与他们做出的后续决策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具体对比分析准则实施前后审计报告的内容，研究此次改革对投资者信息认知和决策的影响。唐建华（2015）认为此次改革有助于提升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增强审计透明度，提高审计质量，有利于报表预期使用者更好的理解报表信息；但是还可能存在如何使新的审计报告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提供持续的增量信息、提升报表使用者对报表信息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通过将我国首批 A+H股新审计报告情况与英国首次实行新审计报告的情况进行对比，也得出相似的结论。阚京华（2017）也认为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具有积极作用，体现在其可以成为报表使用者就关注的重要事项与公司进行沟通的依据，影响投资者的认知和决策，此外还就当前国际审计准则变革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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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文献回顾
一、内部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
国内外对于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的研究日益丰富，本文基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以及管理层持股角度来梳理内部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相关文献。
（一）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
Gillian et al.（2002）、Fan & Wong（2002）表示股权结构之所会对公司盈余质量产生作用，是因为控股股东和其他小股东存在密切的代理关系，并且这种代理关系对于盈余质量的影响存在正反两个方面。
一方面，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权随着其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强，公司的大股东相对于小股东而言越有机会接触或者操纵公司的盈余数据来满足自身利益，从而不利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的提升（王化成和佟岩,2006）。La Porta et al.（1998）、Kim & Yi（2006）的研究得出股权集中度对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的结论，具体来看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可能损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陈宋生和赖娇（2013）也提出相似的看法，他们还利用多种指标衡量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得到验证。秦婧华等（2015）通过获取我国 2012-2014 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给公司的盈余质量带来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Shleifer & Vinshny（1986）、Gomes & Novaes（2001）认为大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可以对大股东起到牵制作用，这对于盈余质量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Holderness（2003）还认为当大股东在公司具有控股地位时，其能够更好的权衡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对于公司的盈余质量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内大部分学者（王化成和佟岩,2006；王奇波和曹洪,2006；武晓玲等,2010；杨晓和孙建富,2015 等）也发表相似的看法：当公司存在多个可以相互制衡与监控的大股东时，他们越有动力对公司进行监督，以提升公司盈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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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17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17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19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2
第一节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质量 ................................ 22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 ................................ 23
第五章 研究设计 ............................. 26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6
第二节 变量定义 .......................... 26
第六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 Stata 15.1 对 4852 个样本观测值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6-1 显示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盈余管理程度的分布看，样本公司 ABSDA1和 ABSDA2指标的数值最小均为 0.0007，数值最大分别达到 0.3359 和 0.3381，说明上市公司间的盈余质量整体还是存在较大不同。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的标准差为1.2278，表明样本公司规模存在差异；样本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将近 4%，说明从整体上来看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好；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42.82%，显示样本公司整体面临的财务风险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公司成长性表现方面，样本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存在正向增长和负向增长的情况，均值达到 27.93%，从整体上来看样本公司的成长性处于尚可的水平。从公司治理角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样本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 32.85%，最大值达到 72.38%，表明可能存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此外样本公司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均值为11.66%，整体来看管理层持股比例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董事会规模的均值为2.1245，相对来说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普遍不是很大；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占比为37.5%，并且样本公司中出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的公司只占 26.53%。此外，只有近 2.41%的样本公司进行了增发配股，并且 5.48%的样本公司选择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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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7 年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这一背景，在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沪深两市 2015-2017 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盈余质量，并且这一主要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表明我国实施的新审计报告准则具有积极意义，上市公司今后也要贯彻执行规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以此强化审计报告的信息传递功能。
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治理相关理论和文献，本文还将内外部公司治理聚焦于四个层面，即创始人层面、投资者保护层面、行业竞争层面和媒体关注层面，分组深入研究公司治理的差异是否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与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非创始人管理的上市公司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提高盈余质量的作用更显著；而创始人管理的企业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盈余质量的提高作用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确实能够缓解非创始人管理带来的问题。此外，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盈余质量的提高作用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佳组、市场竞争不激烈的组和媒体关注程度较低的公司之中表现地更为明显；在竞争强度高的组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组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盈余质量提升作用并未发挥，这说明审计报告改革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司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同时本文还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好的一组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非但没有提高这类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还降低了其盈余质量。这说明在投资者保护水平比较高的企业中，Asbahr & Ruhnke（2017）提出的道德许可理论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