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逃离——萧红小说创作研究

第一章 启蒙者：底层人物的书写


第一节 人物自我意识的缺失
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基本是以呼兰河乡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场域。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里，潜藏在生死循环背后的是自我意识的缺失。“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是出自《生死场》中的一句点睛之笔。在萧红的笔下，这里的“忙着生，忙着死”有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在极度贫困的闭塞乡村里，人们为了生存与繁衍而忙碌着，展现出一副盲目地活又麻木地死的人生群像；另一方面，“生殖与死亡”在女性身上不断地上演，女性成为了生育的工具。在萧红的笔下，那些跟着墙边的小猪一起忙着生产的女性，幸运的便活了下来，不幸的便在血泊中死去。她们的生育是出于本能，是动物性的，而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在《生死场》的前十个小节中，以麦场、菜圃、老马走进屠场、荒山、羊群、刑罚的日子、罪恶的五月节、蚊虫繁忙着、传染病为标题，构筑了一幅乡村生老病死的轮回图景。在萧红笔下的乡村，有眼睛比牛还大、说话像猪一样的麻面婆；有模仿着羊叫、喝水像马一样的二里半；有长着绿色的牙齿、像患病的猫被斩轧的月英；有像被野兽压着、老虎捕住的小鸡一般的金枝。这些被物化的卑微人物，像受到命运的牵引，过着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上演着生与死的悲剧。因为“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他们有着动物般的神情，更有着动物般的生存方式，唯独失去了作为“人”的自我意识。
在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也生活着一群天黑就睡觉，天亮就工作的人们。“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默默地办理。”在这里历史似乎停滞不前，呈现出一种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循环链，祖祖辈辈，生生世世，恍如一日。这种以一次性的叙述表达同一事件的多次发生，曾被热奈特称为“迭代模式”叙事，好像生活从来就如此。对于人生没有理性的认识，只知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在这样的一种无知无觉的环境下，即便是扰人多时的“大泥坑”，也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在这个泥坑里，曾翻过车，淹死过动物，阻碍行人的通过，虽有想过用各种办法跨过它的热心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想过把泥坑子填起来，因为居民们享受着由泥坑带来的两大福利。因为它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本来单调无聊的生活多了娱乐消遣的话题和谈资；另一方面，瘟猪肉被说成淹猪肉，让更多的人能吃到便宜的肉。这里有着近乎阿 Q 式的自我催眠和麻木，这种自然和物完全和谐的背后，潜藏着对真相的逃避和恐惧，但凡有人起来喊出“这根本就是瘟猪肉”，就会遭受恶骂和鄙夷。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在《<呐喊>自序》所曾提到的铁屋子，里面熟睡的人虽然不久就要闷死，但从昏睡到死灭，是感受不到死的悲哀的。若是有人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人，使这不幸的人陷入无可救药的苦楚，怕倒是对不起他们了。在这样一个闭塞的村子里，说出真相本身并不会带来梦的初醒，却会受到愚人的打击和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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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始生命力的张扬
在萧红看来，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她曾说：“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为了追寻自由与爱，萧红逃离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经历过生育、贫苦与饥饿、战争的硝烟弥漫，使得她对底层人物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认为她所书写的人物比她高。在这个看似静如死水的世界里，萧红以谦卑的心，赋予了忙着生忙着死的人民以同情。

在这样一个看似封闭、破败、落后的乡村里，在忙着生与死的表层结构下，底层人物有着出于本能的原始生命力。在萧红小说世界里，处处彰显着对生与死的对抗，而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萧红在展示生命如蚊虫一样低微时，也展示了生命的韧性。这样的书写主要源于东北的地域文化。因为东北地处边塞，环境严酷，常年气候严寒，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了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极强的生命意志。萧红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的生存状态，更能够感同身受。尤其在《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这两部小说中，萧红展现了底层人物身上原始的生命力，体现为生与死的挣扎、对苦难的嘲讽。
一、生与死的挣扎
自古以来，东北严酷的环境造就了粗犷而雄悍的民族性格，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具有极强的求生意志。在《生死场》中，王婆因儿子被枪毙了而服毒，在棺材里尚有一丝气息时，却被愚昧的村民认为是借尸还魂，她的丈夫赵三更是用扁担切在她的腰间。王婆的死很快传遍全村，女人们借她的死哭着自己的命运。但最后，萧红笔锋一转，王婆没有死去，“她感到寒凉，感到口渴，她轻轻地说‘我要喝水！’”
这种戏剧化的反转，使得王婆的生与死形成了一种张力，展现了一种原始的对生的欲求，对死的抵抗。
这种极强的求生意志在后期的作品《呼兰河传》中也有所体现。婆婆将团圆媳妇放在大缸里，连同三四个人一起搅起热水往她头上浇。看热闹的人们精神抖擞，“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客们以伪善者的姿态自居，一次又一次地将团圆媳妇的头往水里按，而团圆媳妇大声地叫着，一次次地想要跳出缸外，但最终昏倒在缸底。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看客们的麻木，更看到受害者生命的硬度。正如陈思和所说，“生命的张力在于人与自身的消耗之间，一场无情的非常艰巨的斗争，我想这个斗争的张力是人类生命当中的第一要素。”在萧红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底层人物与死亡抵抗时的原始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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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返乡者：国民性批判与反思

第一节 家乡的逃离与回归
三十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中，乡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的作品，由此产生了新的文学流派：“地区文学”，即作者力图摄取一个特定的农村地区，展现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这时期有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的茅盾的乡村三部曲，老舍的北京故事，叶紫的湖南乡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他们怀着对乡村大地强烈的爱，书写下一个又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故事。“无论是讽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都成为对那个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此时，东北作家群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文学活动。以往，乡土作家多来自南方，对故乡保持着一种较为冷静的审美距离，多温情的叙述，但东北作家群则将激情毫无保留地投射到作品中，与人物同呼吸。在逄增玉看来，这样的差异主要是源于东北具有古老的日神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追求火爆热烈，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压力面前绝不畏缩，而是以太阳般的激情积极忘我地投入和博战。”萧红，正是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萧红的一生都在逃亡，所以当回首故土时，萧红除了启蒙者的身份外，又兼具了返乡者与漂泊者两重身份，深切地体味到了生命的苍凉，对家有着无尽的眷念。
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萧红描绘了呼兰河卑琐而实际的生活。第二章，叙说了精神上的诸多盛举，比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在接下来的五个章节中，以第一人称“我”，回忆我与祖父在后花园的故事，并为有二伯、团圆媳妇、冯歪嘴子做传。当时萧红漂泊至香港，重病缠身，非常孤独和苦闷，该小说几乎倾注了她所有的心血。但是因创作的题材与抗战大环境距离甚远，因此人们颇有争议。即使是为其作序的茅盾，虽然赞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全篇冠以“寂寞论”的基调，提出作者思想的弱点在于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两重枷锁。其实这样的论断是有悖于小说原意的，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回归精神故乡的方式，展现整个呼兰河城民俗社会的众多生活面相，对病态社会中人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国民灵魂进行了深度的追溯和反思。在郜元宝看来，萧红的创作不仅隐含着对“家”的渴望，而且隐含着因故土沦陷而处于颠沛流离状态的极度悲痛以及盼望回归却无家可归的无奈和隐痛。[2]当年，萧红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旧家庭，像子君一样，作了一个逃离旧家庭的娜拉，但她对生养自己的故乡，那曾经充满欢乐的故土，而现在已经被日本侵占，且正在遭受蹂躏的土地，一直满怀深情的凝望，她所采取的是一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局内人的叙事视角。从第一章那些被认为不识时务的孩子的第一声呐喊“那是瘟猪肉而不是淹猪肉”开始，到说出“团圆媳妇没有病，还是好好的”为止，萧红以孩子的眼光去看待城中的人与事，可以说这个孩子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角色，既参与其中，又能因“童言无忌”而说出事实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童年的视角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获得了时空上的连续性，既道出了萧红所要揭出的真相，也让萧红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回到了故乡。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萧红在逃离过程中的频频回首，以为呼兰河城做传的方式实现了对家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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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蒙蔽
萧红作为一个曾经受过封建礼教束缚，而后又逃离出走的女性，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束缚和戕害，她深知仅仅批判国民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挖掘形成国民劣根性的深层原因。从《生死场》惨烈、阴郁到《呼兰河传》对故乡的温情与诗意的回顾，小说对故乡农民生存状态的呈现也从物化、自然化的描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探寻。在萧红的小说文本中，一方面，运用疾病的隐喻揭开了个体所受到的精神创伤，挖掘出苦难背后的文化机制：封建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个体的规训及对异者的迫害；另一方面，通过描绘伪善者的施救所酿成的一桩桩惨剧，尤以团圆媳妇为例，揭示个体在“看与被看”中陷入了“施害与施救”的怪圈的同时，对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一、对疾病的书写与隐喻
“由于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走向，许多现代文学作家拿起笔描绘千疮百孔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时，实际是在反思中国社会历史的悲剧本质，文本中缤纷繁复的意象象征系统也都服务于这一总主题。”[1]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不仅仅是医学上的，而可能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阐释意义。纵观萧红的小说，因为重大的精神创伤而带来意识上的觉醒，由此因疾病而死亡、发疯的例子不在少数，而疾病背后的隐喻，是指涉了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身心的桎梏，由此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
从表层意义上，在萧红的笔下的村民，似乎对生老病死有着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但在深层意义上剖析，就能发现隐藏在克制背后的是极大的精神创伤，而创伤的表现方式为疾病。疾病包括了身体上和心理上两个方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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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漂泊者：对个人人生的探寻.....................30
第一节 对人生意义的追问..............................30
一、写作：个体生命的追问方式..................31
二、万花筒：不可抗的宿命象征.....................33

第三章 漂泊者：对个人人生的探寻

第一节 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萧红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历了母亲和祖父的死，恋人的离去，孩子的夭折，被囚禁，受饥饿贫困所扰，因此在她能够对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可以说，她的一生，是在苦难中挣扎的一生。在她所创作的小说中，36 部短篇，3 部中长篇，写下了人生受难的百态图景。从第一篇《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临终口述《红玻璃的故事》，贯穿始终的是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从阶级上，有张姓地主的残忍无道，贫民的无力反抗；从性别上，有生育中死去的王阿嫂，出走无路的金枝，在瘫痪中死去的月英，以死抗婚的翠姨；从战时受难的角度而言，有被火烧死的孤苦无依的哑老人，在等待儿子归来而发疯的耿大先生和张老太，陷入可笑的逃难怪圈的何南生，被日本宪兵打死的小豆；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而言，有因为手而受尽歧视被认为是怪物的王亚明，集体无意识施虐下的团圆媳妇，披着智识的外衣实则奉行逃跑主义的马伯乐。萧红笔下的人物是立体的，有善有恶，有美有丑。从小说的话题上而言，如季红真所说，“我们当下文坛谈论的所有话题，萧红的著作中几乎都有。比如，民族国家、文化批判、乡村溃败、底层写作、性别政治、身体叙事、终极关怀，甚至是后殖民的问题都有。”在这众多的话题中，所关照的主体是“人”，探讨的是个体在生与死之间这段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所遭受到的苦难，思考的是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做敢于直面人生的冯磨倌子和王大妈还是唯唯诺诺的马伯乐？亦或是像大多数的人一样麻木地忙着生忙着死？
贾振勇认为萧红人生中的种种创伤体验导致了其退行的行为，在处理社会事务和爱情，显得稚嫩、天真、盲目、草率乃至弱智，而“退行”行为的积极性防御力量激活了萧红的艺术天赋，由此成就了萧红文学世界的独创性。这样的表述方式，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退行”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人们在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表现出与年龄、身份不相符的幼稚行为，以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萧红的创伤性体验如同厨川白村所说，是因为生命的自由飞跃受到了压抑而生发苦闷，即精神的伤害。只有通过艺术的创造，个体才能够从内外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获得绝对的自由。萧红正是将自己的苦闷付诸于文学创作，对创作有着近乎宗教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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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叔本华看来，痛苦和缺陷是人生的本质，每一个个体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无休止的追求，从根本上一切追逐都是起因于缺乏和对自身状况的不满足。萧红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不断的追寻与逃离中度过的，她兼具“启蒙者、返乡者、漂泊者”三种身份，始终保持着主动选择的姿态去面对人生的困境。她所追求的是自由与爱，所逃离的是种种强加于个体的束缚。萧红在创作中，始终秉持的是“启蒙者”的身份，同时受“返乡者”、“漂泊者”身份的影响，使得她的启蒙立场有别于同时代的启蒙作家，她完成了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萧红作为一名启蒙者，通过对底层人物由无意识的麻木生存到有意识地反抗的描写，表达了对底层人物深切的同情和悲悯。作为一名返乡者，她在回首乡土时，完成了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萧红不是单纯地批判国民性本身，而是重点反思了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原因。她运用疾病的隐喻挖掘出苦难背后的文化机制：封建传统文化对个体的规训及对异者的迫害，个体陷入了“看与被看”、“施害与施救”的怪圈。此外，萧红借马伯乐逃难路径的书写，完成了对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角色的反思，以及对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作为一名漂泊的女性作家，她将自己所有的人生体验和经历融入到了创作中，完成了对自我人生的追寻。从《生死场》的生育之死到《小城三月》、《红玻璃的故事》的疾病之死，隐含萧红对生存状态的思考。早期的生育之死，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女性成为了繁衍后代的工具；到中后期，翠姨的死，是由新知识与旧文化的冲突引起的内心的撕裂造成的，隐含的是对整个文化结构的批判；再到王大妈的死，物质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压倒她的是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而带来的对生命的绝望。
从底层人物的书写到国民性的批判，从性别到文化再到哲学的深入思索，萧红在不断地探寻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萧红的小说创作还是她的个人生命历程，都指出了个体价值的实现，除了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如削弱社会话语、传统文化对个体的束缚和压制。另外，她强调个体的觉醒虽然不能完全走出困境，但依然要有向上的精神，去追求人生的高峰，去寻求人生的真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