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移民的“他者”：异域环境下的女性生存
(一) 难以言说的生活困境
严歌苓在小说中书写了中国人在海外生活时遭遇的种种困境，体现了弱势族群在西方强势文化环境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描述了东方人的边缘人地位，其次，作家最关注的是女性移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女性移民在受到族群歧视的同时，也深受男权社会的压制，她们不仅是弱势族群还是弱势的性别群体，对她们这种双重弱者身份的书写也是作家写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扶桑》写的是华人名妓与白人少年克里斯不能实现的异国恋爱。《少女小渔》写的是因绿卡与意大利老头结婚的女工小渔，用自己的善良唤醒老头良知。《无出路咖啡馆》写的是“我”与美国外交官恋爱，却由于身份被 FBI 审讯的故事。《风筝歌》写的是唐人街少女被白人流浪汉诱拐又被抛弃。《栗色头发》是写语言的隔阂和种族差异给移民的生活和情感造成的痛苦。这些小说均书写了人物在异域环境中，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反应了移民在异域的生存困境、语言的隔膜，以及这些困境所带给他们的痛楚。
1. 失语的痛楚
对于移民来说，语言交流的不畅是移民生活伊始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语言作为社会沟通联系的最主要工具，在人的生活中拥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人处于母语环境中时，诸多事物看起来是简单的，约定俗成的，而一旦处于非母语的环境中，从前那些简单的事情也不再是简单的，无论大事小事，处处充满着陌生，从而失去了正常的与人交流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同时语言又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也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移民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失去与母语的一切联系，也就失去了表达存在的东西，失去了在异国生存的话语权。严歌苓在多篇作品中都涉及到了新移民在异域生活之初所遇到的语言障碍问题。
语言的不通阻碍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对身处异域的移民往往造成生活的种种艰辛。《栗色头发》里也有相似的情况，不熟悉英语的“我”遇到陌生人搭讪常常答非所问，“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①“我”刚从大陆来美国留学，仅会简单的英语，在等人的时候，遇到“栗色头发”，“我”尽管不懂“栗色头发”所说的话，却用已经准备好的一番说辞与他展开对话，两人答非所问，显得十分可笑。这显示了“我”身处与在陌生环境中，内心有着莫名的恐惧，这些不着调的对话某种程度上是初来乍到的“我”的一种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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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法跨越的婚恋困境
跨国婚恋交往在海外华人作家笔下是最常涉及到的问题，婚恋也是移民在居住国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社会学中，异族的婚恋往往反映的是民族的融合，也是国家间文化融合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严歌苓在《栗色头发》、《无出路咖啡馆》，虹影的《英国情人》张玲的《金山》等都对跨国婚恋有所描述，而且在他们笔下，这些跨国婚恋多以失败告终。东西方的情爱观念不同，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习惯也有许多不同，移民在身份和地位上和本土居民又有着一定的差距，这些都给移民的婚恋生活带来了诸多障碍，尤其是跨国的婚恋。作家对女性的异国恋爱的书写，暴露出了移民在婚恋中涉及到的种族、文化和性别等多方面的深刻问题。
1. 身份的障碍
早在 19 世纪中期，中国人就开始了移民北美大陆的活动。在 1848 年加州开采金矿时期，中国劳工大规模涌入，成为了华人移民热潮。然而华人的增多却在美国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因为他们把白人的失业归结于华人的增多。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近代以来《排华法案》虽然废除，但是美国对华人的歧视并没有停止，海外移民心灵上承受着作弱国子民所带来的族裔伤痛和民族自卑，他们在美国是游离在主流以外的边缘人。严歌苓对于东方的弱者地位是有清醒的感知的。身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她对华人以及华人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的边缘地位有切肤体会，对东西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她并没有用简单的对立方式来处理。她既能体会东西方的差异和强弱地位悬殊，又能保持对本族文化的坚守，并常常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对本族文化进行批判的思考。移民因为生计或者其他原因离乡背井，在异乡漂泊，他们最经常面对的是失落家园的痛苦和异域文化的冲突。某种程度上说，空间上的远离故土远没有精神上的被排斥带来的痛苦深远。移民身上所携带的与出生地，族群有密切关系的信息都是与居留地所格格不入的，而那些象征着移民本族文化身份的东西又是最难以割舍和丢弃的。
《风筝歌》写了一个华裔女孩因为文化身份的复杂和矛盾导致的悲剧。英英是一个混血女孩，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母亲年轻的时候爱上大她 20 岁的父亲，因家人和邻居的反对，和父亲私奔来到唐人街。英英的父亲像许多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保守而固执，他经营的风筝店数十年如一日，反对流浪汉肯特对店里大刀阔斧的改变，对女儿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认为英英穿溜冰鞋是伤风败俗的。在流浪汉肯特到来之前，英英一直都是一个顺从的女儿，她在唐人街长大，全盘接受了父亲对他的各种中国式教育。但在肯特到来之后，他身上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与梅老板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了多方面的碰撞，这激起了英英心目中强烈的叛逆。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怀疑，并向肯特所代表的强势的西方价值观靠近，“把梅老板说成‘他们中国人，。她说他们中国人把从不见阳光，从不骑马、溜冰的女孩叫做小姐。”①她已经厌弃她身份中属于中国人的那一部分，而以美国人自居。最后，当流浪汉受到父亲的驱逐，英英一直以来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彻底坍塌，最终经受不了肯特的诱惑与他私奔，正如她的母亲当年的离家出走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到移民身上的两种文化始终是存在着交流和冲突的，英英虽然是在美国本土长大的华裔，但她在文化身份上既不完全属于东方，也不完全属于西方，而是生长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间，在两个文化中都是一个外来者。他的父亲梅老板当年与母亲私奔以后他的梅记客栈被当地人烧毁。对于他们的婚姻，她的父母和整个镇子的人都是反对的。当地人对梅老板的态度可以看到，外来移民想要融入本地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的，他的身份始终是被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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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女性的“他者”：父权压抑下的女性经验
(一) 情欲的压抑与释放
1. 情欲的压抑
性在传统中国道德中，是一个隐秘的话题，女性的欲望被认为是不正当的需求，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欲望往往又是被男性所压抑的，女性的自我需求是不被重视的，也是需要被控制的，是依附于男性欲望的物化存在。事实上女性对自身的欲望有着异常敏感的体验，女性的性体验应该是女性走向成熟阶段最重要的生命体验。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我本质的认识，它包括女性对自己的生理，心理。社会处境等的自觉意识。女性对情欲的渴求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的一部分。它不应该被回避，而应该被普遍的接受。对性经验的书写也是女性作家书写女性生命体验的重要途径。她们通过描述身体的欲望彰显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女性表达自我的性别语言。早在五四时期，女性性经验的书写就成为了冲破传统封建礼教藩篱的重要工具。这是女性确立女性主体意识的积极表现，揭开了被男性遮蔽的女性话语空间。陈染、林白的小说中更是通过大胆的身体书写和女性情欲书写，表达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里，对女性情欲的表现更加的丰富。女性的体验往往不单单是生理的欲望，还掺杂着移民的困苦，身份的特殊所带来的异样体验。
《红罗裙》中海云为了儿子能出国更有出息，嫁给了七十多岁的周先生，她在家里的地位介于妻子和女佣之间。周先生不许海云和儿子住在一起，儿子健将只好搬出去住，海云则抽空偷偷的和儿子见面。海云从来都没爱过男人，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她没有权利诉说自己的情爱需求，只能默默地忍受婚姻，幸好丈夫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没有爱情的海云只能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到儿子身上，儿子成了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亮光。海云年轻漂亮，周先生已经七十，两人巨大的年龄差使她和周先生的儿子卡罗之间产生了暧昧的情愫。周先生是一个文雅自律的人，生活井然有序，但缺乏热情，对海云也冷冰冰的，每当海云提了一堆东西回来，卡罗想要帮忙时他都会制止儿子，并说“这事不用你。”显然，周先生并不把海云当成真正的妻子，他只把她当成办个佣人，海云在家没有地位，还会受到周先生和卡罗的歧视。海云嫁给周先生，物质生活是满足了，但是海云的精神和情感是空虚的，在闲下来时“海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将所有买来的，尚未有名目、场合穿出去的衣裳统统再试一遍。”海云的孤独可以想象，远离故土，没有工作和交际，亲生儿子不能随意见面，丈夫又无法满足她情感和身体的需要，于是她在继子身上找到了寄托。一开始她认为继子卡罗和健将一样的没出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身上有一种颓唐的气质，但他的没出息和健将的没出息不同在于，他对自己的不上进是有认识的，海云看到了什么都能玩两下，看到了他的年轻。卡罗也意识到了他和年轻的继母之间不止于继母的关系，他暗暗的用语言和行为挑逗海云，甚至直接对她进行骚扰，卡罗自幼失去母亲，他对海云的感情表面看来是普通的男欢女爱，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母爱的渴望，他本应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母爱，在经过长期的心理扭曲后，继母的出现点燃了他潜意识里的恋母情结。海云对卡罗的情感徘徊在情欲和伦理之间，他既是继子，又是情人，她既把他与亲儿子作比较，嫉妒他拥有了健将不曾有的优越感，又把他当作秘密的情人，因为她发现他和她有着共同的孤独，到最后，健将和卡罗都将离开这个家，海云无法超越伦理与卡罗在一起，她最后只能把欲望寄托在她所拥有的，从来无法穿出去的美丽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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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性的隐痛与成长
严歌苓曾说过她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纳博科夫。纳博科夫以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洛丽塔》开启了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河。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少女洛丽塔之间的畸形恋情故事。细观严歌苓的作品，她也有一些涉及到成年男性与少女恋情的故事，比如说《阿曼达》、《扮演者》、《风筝歌》、《灰舞鞋》等，这些小说主角都是少女，十四岁的女孩正处于女性从孩童走向成熟的阶段，是成长中的女性，她们在这一时期的体验对女性的成长至关重要。而这一时期的女性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女性。作家通过描述这些类似洛丽塔式的故事，讲述了成长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伤害，书写了女性在成长中的另类生命体验。
《阿曼达》中的阿曼达十四岁，她身处一个病态的家庭中，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在有一天晚上继父对她施行暴力时，杨志斌为保护她挺身而出，阿曼达对杨志斌有了好感，她骗杨志斌的妻子周六和杨志斌约好上中文课，连杨志斌都差点惊讶的“啊”出来，快速的反应过来之后他迅速和阿曼达达成了同盟，一起骗了妻子。在他看来，阿曼达是天真的，“小姑娘的眼睛是五岁孩子的，那么信赖。”杨志斌在阿曼达这里找到了被信任的满足和自尊，对阿曼达来说，杨志斌的出现，弥补了少女父爱的缺失，他在她的眼中是一个很好的父兄形象。阿曼达的学校要开家长会，她请求杨志斌去参加，在女孩的心中，杨志斌代表了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样子。
然而阿曼达并不像杨志斌想的那样天真，她骗韩淼时和杨志斌的对答十分老练沉着，“小姑娘毫无谎意却十分狡黠”，杨志斌小心配合着，韩淼分别用中文和英文问他们俩每周几节课，想找到他们的破绽，阿曼达却神奇的应对了韩淼的盘问。杨志斌庆幸两人间难得的默契，但是谜底到最后才揭开——阿曼达精通中文。如果不是在法庭上的你死我活，阿曼达要杨志斌教她中文的请求，无非就是男女间找到一个可以接近的堂皇而隐蔽的“借口”罢了。然而这一小小的“诡计”在法庭上竟然成了致命的“武器”，与阿曼达外表的天真反差巨大，以至于韩淼“像看恐怖片那样带着毛骨悚然的战栗”。
《风筝歌》中，30多岁的流浪汉肯特对14岁的英英来说是个带有极大诱惑的外来者，他“无拘束”、“无责任”、“不安分”。然而这个“无赖却是“一股辛辣突然进入了女孩纯甜的生活”。母亲出于天然的乡情关系，对肯特是接纳和默许的。肯特用自己的经营方式渗透性地改造着这家中国老古玩店，而英英则是肯特忍受老板的屈辱而留下的根本原因。14岁的英英完全领会了肯特的暗示和勾引，父亲和肯特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夺战悄无声息地拉开。英英最终被肯特“拐走”，一方面是出于男女两性间的本能，另一方面肯特所代表的“自由先进”的欧洲文化也是深层诱因。严歌苓用一种跨文化的开阔视野，将一个表面上只是“始乱终弃”故事、一个14岁少女“遇人不淑”的命运悲剧进行了别样的演绎。将不同文化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与中国式的“轮回”宿命论浑然一体地融合，使得这部短篇小说具有了一种文化高度和精致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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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他者”困境下女性主体的构建 ....................... 30
(一) 别样的历史叙事 ................ 30
(二) 女性的视角 ................. 32
(三) 男性形象的弱化 ............. 33
(四) “地母”形象的塑造 ................ 35
三 双重“他者”困境下女性主体的构建
(一) 别样的历史叙事
自古以来，历史都是由男性书写的， 女性在男性所创造的历史中，或者充当配角，或者是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女性很少能在男性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严歌苓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书写，撰写女性的“他者历史”，从而与男性历史分庭抗礼。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作家走出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消解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去。在严歌苓的几部国内题材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都与历史保持着距离，他们始终远离历史权力争夺的中心，以女性的本真、淳朴天性游走于历史的边缘。严歌苓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书写，撰写女性的“他者历史”，从而与男性历史分庭抗礼。
在《第九个寡妇中》，她通过乡村寡妇王葡萄的生活情感史来表现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对个体情感的影响。小说不以写革命和历史为主要线索，而是善于在历史中以女性的故事，女性的视角对革命进行解构。王葡萄在革命事件中，始终保持着主见。她不随波逐流，不取悦政治意识形态，在生活面前始终做自己的主人，表现出葡萄自有的生存哲学。正是这种最简单的生存哲学支撑着她将公公藏在地窖里二十年。在这里，女性以疏离政治的态度，坚持人性立场，包容男性甚至反哺男性。吴雪丽认为严歌苓“在“革命中国”向“日常中国”的转换中，打捞历史中的个体与重构历史。”①在这里，严歌苓构建所构建的正是以往历史叙事中所缺失的女性主体。
《无出路咖啡馆》中，“我”因为与安德烈相恋而被FBI调查，引出了我对东西方关系、历史、政治等问题的关注，审讯官对我父母的经历有所疑惑，于是我在解释父母的经历时，也对父母经历的那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认识，安德烈认为“我”的父亲参加共产党是由于狂热的追随共产主义，因此对父亲的经历纠缠不休，但实际上只是因为他有个表弟被日本人杀了，父亲参加了抗日，所谓的信仰很可能就是这么的简单。当理查问“你父亲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吗？”我回答的是“我和我父亲从来没谈过信仰什么。我们不是那中装腔作势的家庭。”母亲曾经也参加过革命，但她参加革命的动机更有戏剧化，她开始只是不满家庭的束缚，一个人到上海独自闯荡，在大街上遇到了革命队伍，立刻就被革命的新鲜刺激吸引，尤其是对父亲一见钟情，才因此加入革命队伍，她并没有高尚的信仰，有的只是对枯燥乏味生活的逃避，是一个小女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渴望，她与父亲的结合也不过是满足个人虚荣心的结果，因为，“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严歌苓通过小说让“信仰”、“革命”这些词剥下沉重的外衣，着力展现被遮蔽的事实，从一个普通人的经历讲述了革命的个人化经历，对历史的回望极具戏剧性，使本来铁板一块的叙事充满荒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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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移民现象的逐渐增多，海外华人的脚步逐渐出现在全球不同的文化区域内。移民游离于全球与本土之间，故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形成了难以化解的结，缠绕并渗透在海外华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新移民小说逐渐发展壮大并进入广大研究者的视野。女作家在新移民文学中是尤其重要的一股力量。海外作家的女性书写写是在多重文化的复杂背景中，凸现出了文化碰撞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性别意识的。严歌苓有着强烈的自觉文化身份建构意识及浓烈深刻的女性意识,她一直思考并探求在异域生存环境下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她的移民作品对后殖民环境下的移民生存和女性问题思考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她将中西方文化冲突与女性问题放置于整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探讨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制和父权对女性的伤害，描述女性在西方强势族群和父权制双重压抑环境下的生存状况，发掘女性的主体意识。
从严歌苓对女性双重“他者”的生存困境的书写可以看到，跨文化的经历使女作家走出了单一文化的束缚，站在更广阔的视角进行写作。作品中表现了身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新移民不可避免产生现实困境和由移民带来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新移民女性书写是特殊的女性书写，华裔女性在被男权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边缘化后，奋力地发出自己微弱但是坚强的呼声，严歌苓用自己的笔，讲述了抗争女性的爱情与生活。在这些故事中，女性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初露锋芒，她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又再一次以弱者不弱的女性精神来抗拒双重“他者”，阐述了严歌苓的女性观。
通过对严歌苓本文女性叙事声音的分析，可以得出“我们”这些女性在“他者化”、“边缘化”社会的女性经验和生存状态，以及“我们”是如何解构男性权威，建立女性自己的权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再一次呼应了严歌苓的女性观：女人绝不是第二性，她们是与男性平等的个体，她们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社会、家庭中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甚至用一种母性的精神，反哺男性，拯救异化文明下迷失的个体。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