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育如何成为话题
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基于救亡图存的诉求，将女性的生育纳入一系列民族国家话语中，女性群体也因此与“亡国”、“保种”等宏大话语联系了起来。那么，女性生育又是如何同民族国家话语联系起来的呢？这同晚清时期传入的进化论思想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翻译成《天演论》，引进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万物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既是因为有着“于天之分”，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综合各种外力的缘故。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渐强盛，重创北洋海军，给国人以当头棒喝。进化论强调生存之道，契合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为国人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指出后起者奋勇直追的明路。在此，本属于生物学范畴的理论也被引申为一种国家种族之间“强弱相争”的政治伦理，“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习于安者，使之处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不再传而其种尽矣”，宣扬一种“落后就要挨打”强者逻辑，故自立自强的现实意义重大，已关乎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列强相争的危急存亡之秋，国家、种族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中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狂妄中跌落，深感“亡国灭种”的危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严复在政论文《原强》中指出，为了“自强”，需“标本并治”，学习西方技术，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是为“治标”，但“治本”更为重要，“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这是因为“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而“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获取生存权为人的本性，而为了保种，则需开启民智，进行国民性改造。
也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新民的根本，不仅在于国民体质的改变，更在于改造国民的思想，国民思想的改造需从源头做起。其认为，“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进而“妇学为保种之权舆”，因为肩负生养与抚育下一代的任务，女子的教育与国民素质息息相关。更进一步地，梁启超在《论女学》中以“保国”、“保种”为落脚点，论述了提倡女学的原因：妇人接受教育、参与工作，就可以从“分利”之人变为“生利”之人，实为两全其美之事，不仅能改变女子“待养于他人”的处境，也能减轻男子的负担，以达到“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的目的；母亲的身体素质与思想程度会对子女日后的发展产生直接性影响，“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论述胎教的重要性，其以西洋种族学说把胎教放在第一位，且《大戴礼》、《论衡》也详细论述过“胎教之道”，故“胎教尤为根原之根原”，胎教实为“强国保种”的根源。“保种”又与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相关，“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保种”则需“种进”，“种进”则需提倡女学，以重归“天下治世”。康有为也从胎教的角度来提倡女性教育，“妇女之需学，比男子为尤甚；盖生人之始本于胎教，成于母训为多。女不知学，则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开拓，以故嫉妒蝙狭，乖决愚蠢”，因为人所接受的训导始于母亲，所以妇女比男子更为迫切地需要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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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国家话语中的生育观
2.1 生育与革命
白朗的《西行散记》中有如下的一个细节：在抗战时期，日本纱厂给女工们发了馒头，女工们不相信敌人的好心，果真发现馒头里有“黑点”，“以为这一定是致人于死的毒药了”，她们研究出“原来那是灭绝人种的毒药，女人吃了，一辈子也不会生育”。尽管不知道“毒药”是否真有其事，但作者直感慨，“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多么可怕！他们不但要吞尽中国的土地，更要灭绝中华民族的人种”。在这里，战争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恰好通过女性及其生育进行了宣泄，女性的身体承载了民族大义。因此，在民族国家话语的范畴内，女性生或者不生，都不是基于自身来考量的，一切都以宏大的革命为先。
一方面，女性会为了国家而选择生育，因为孩子能传承革命的火种，这在男性作家笔下尤为突出。在茅盾的《虹》中，王诗陶的爱人因为革命而牺牲了，但她决心生下腹中的孩子，虽然“在这斗争尖锐的时代，最痛苦的是我们女人，有了孩子的女人尤其痛苦；然而我总觉得孩子是要的，他们是将来的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斗争却是长期的，孩子们将来要接我们的火把。”即便生育会给女性带来痛苦，但为了传承革命却是值得的。胡也频的《一个人的诞生》中，对女性生育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年轻的父母为新降生的孩子欣喜不已，想着孩子长大了要当布尔什维克，孩子还是“他们欢乐的灯塔，照耀着他们的生活的海，使他们更光明地走向前途”，俨然已成为新生、希望的象征。另一方面，女性却又可能为了国家而拒绝生育，因为孩子是革命的拖累。对于立志投身于革命的女性来说，生育不仅是一场身体灾难，更是她们革命前进路上的巨大阻碍。胡也频的《牺牲》中，女主人公为了革命工作而流产，但她认为“没有小孩子，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我们完成一件工作比生下一个小孩子还重要。我们现在要紧的是工作。小孩子不算什么”，爱人也认为她“很能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在这里，革命却又是优先于孩子的。
但与男作家笔下坚定的革命女性不同，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在处理生育与革命时总是犹豫而又纠结的。总而言之，为革命而拒绝生育的结果是相同的，但过程却不尽相同。这既是革命女性真实心境的写照，也是她们表明革命决心的重要方式。男性可以有广阔的革命舞台，而女性却只能凭借自己的身体来参与革命。《肉刑》中的女性因为突如其来的怀孕而被置于艰难的处境中，爱人被捕，女性在母职与革命之间必须要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若形势越为严峻，则越能突显革命女性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在怀孕之初，叙述者“我”认为自己是个女性，“我喜欢由我自己迸发出一条新生命……这小人以自己柔嫩的哭声，好奇的小眼和睡的微笑，向世界提出他那纯美有力的生存要求”，新生命是“无私而伟大的”，只有大自然本身才能拒绝母亲的光荣和喜悦。但叙述者又是革命者，要怎样协调个人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呢？叙述者称当母亲的念头为“幻想”，“象毒针一样猛刺入我的脑中，痛苦和伤心夹攻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觉悟不坚定，“最初我曾经自命为觉悟过，要结结实实作个人，其实那是假的。只在生命走到了极端，个别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该有的时候，只在人该用牙齿来扯碎自己的心脏，使之不能发生个人情绪上的感觉时，才可以得到觉悟”，要把单独的个人拧成集体的一条绳，要压制住个体的情绪和感受。但现实的结果同宏大的理论截然不同，如果说女性对未出生的孩子还抱有一种渺小而自私的母爱的话，那么坚定的信仰终于消除了这一点念头，集体主义终会战胜个人主义。因此，作为革命者的妻子，女性自责“到了这时候，生命如何才适宜于生存，乃是全人类的问题了。而我还要以可笑的母爱来自己骗自己，来满足个人的自我张大狂！” 母爱是可笑的，为了集体和革命工作，女性是必须拒绝生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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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恼人的疼痛：女性意识的流露
无论女性是否选择生育，不可否认的是，与生育相伴而来的疼痛总是恼人的。如果女性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身体上的变化，那么怀孕对于女性肉体和精神都会有一个致命的打击。生育的疼痛不仅仅在于生产的那一刻，妊娠反应已经预示了一切，也恰恰是这些细节，隐隐透露了被革命话语紧紧钳制住的女性意识。
最初的妊娠反应是“反胃”:“我竭尽全力挖肝镂肺的呕，眼珠象要被挤出眶外，头部沉重火热，冷汗直流，鼻水、眼泪、口涎全不断的冲出，四肢发抖。”①女性的身体也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其次是身体各个部位的肿胀，“她的腿子酸痛得厉害，肚子也胀得像石头一般硬，她想倒在地上休息或者就让汽车压死，她实在一步也不能走了”，身体的不适之感被一再描摹。并且“为了身体的沉重不能做事不能跑路，因了腹部的膨胀，以及腿子的浮肿，和头痛，眼花，出虚汗等许多毛病而使她痛苦，使她想到自杀，想到孩子生下来时一定要杀死他”，疼痛让女性暂时忘却了责任，因为不管女性参与的革命有多么的崇高，她也必须独自承受妊娠反应的疼痛，无人可以代替。对于一心向往革命的女性来说，怀孕不仅扼杀了她们的未来，而且将其重新纳入了自然法则中。在生育的疼痛面前，人与动物并无二致。从本能出发，而不是将革命话语奉为圭臬，革命的光芒并不能抵消女性不适的身体经验，为了保存自身，为了消灭痛苦，女性甚至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方法，这些残忍、不合伦常的念头在女性脑海中一闪而过，展现了一种短暂地摆脱了各种外在话语约束的状态。在感受生育疼痛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从至高无上的革命神坛上拉下，重新回归到女性本身。
肚中的小动物更跳跃起来，好像一只老虎在里面要咬破肚皮跑出来一般，她又在地板上爬着去寻找菜刀和小剪刀，她只想随便找着一件，就可割断喉管，让鲜血流出，倒地便死，或者刺破肚皮，将那小怪物取出来看了之后再死去……像无数的尖刀在腹内乱刺一般，尤其难过的是子宫口的膨胀！这里似乎有一块大石头想从小小的子宫口滚出来一般，可是口子很小，无论如何使劲也不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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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话语中的生育观 .......... 20
3.1 生育与欲望 ........... 20
3.2 生育与自由 ............... 23
3.3 母职的缺失 ............ 29
4 被他者注视的生育 ............. 34
4.1 未婚先孕 .......... 34
4.2 重男轻女 .............. 36
4.3 羞涩的哺乳 ........ 38
结语 ........... 40
4 被他者注视的生育
4.1 未婚先孕
为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个体的欲望是必须压制的，婚外性行为和未婚先孕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两者的惩罚对象与惩罚程度都不甚相同。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惩罚，都是针对男女双方的，如将奸夫淫妇示众；未婚先孕的少女则只身受罚，或躲躲藏藏，或成为流言攻击的对象，甚至连累整个家族的社会声望。女性未婚先孕究竟惹恼了什么？因为生育暴露了女性的欲望，将本为社会禁忌的性公之于众，所以道德惩戒都在女性。并且，问题的根源并不仅在于女性婚前失去了贞洁，更重要的是如果女性在未成婚之前就有了孩子，那么她就缺少一个与之共同抚养后代的男性，种族延续就得不到较好的保障。
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悲剧的命运都始于未婚先孕。一个原本纯真美好的少女一旦被引诱而失去了贞节，她将会成为道德舆论攻击的对象，在他人眼中，她身上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将会统统消失不见。正是以一种围观的方式，社会道德对不遵守从婚姻到生育的这一既定程序的女性进行了严厉的惩戒。女性未婚先孕的处境是通过围观者的态度来表现的。《生死场》中，金枝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成业，但他完全不关心金枝的处境，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因为对于男性来说，欲望与生殖可以截然分开；母亲会猜测金枝“吃了苍蝇”、“着了寒”、“有痨病”，其实她已经察觉到女儿和成业有了关系，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女儿怀孕。但最终，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泪水塞住了她的嗓子，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她明白女儿违背习俗后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母女之间软弱无力的同情，无力改变女儿的悲惨命运；对于田间众人，金枝的流言只是再一次成为谈资，“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上河沿去跟男人，没羞的，男人扯开她的裤子”，就如同金枝母亲告诫女儿成业婶婶的遭遇，“以后婆家也找不出去。她有了孩子，没法做了福发的老婆，她娘为这事羞死了似的，在村子里见人，都不能抬起头来”，通过谴责一个失贞少女，众人都占据了一个绝佳的道德制高点。令人诧异的是，无一人谴责此事中主动的男性，男性完全置身事外，不用承担半点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因为生育，性的禁忌对于女性来说更为严格。更为讽刺的是，在田间地头取笑少女不够贞洁的妇人们，在茶余饭后，又会以各自的房事打趣，因为性及生育只有在婚姻制度内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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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民族、国家的宏大视野中，“拒绝母职”与“国民之母”都是以牺牲女性个体为前提的。当革命理念以口号的形式被提倡时，那它就必须抹杀掉女性丰富的体验，但女性作家正是以生育为突破口，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她们内心的波澜起伏，小说中的人物在宏大理想与母职之间的犹豫不定，由此文本中才会出现主题层与叙述层之间分离的特殊状况。以生育为切入点，在精神上逐步独立的新女性也不得不重新回到现实生活，思考生育与欲望、自由的矛盾，并接受母职缺失后可能引发的后果。女性从宏大的和个人化的两个角度来审视生育，表现她们内心的各种情感、渴求，这都是她们勇于自我言说的结果。
在民族国家话语层面上，女性面临要生育还是要革命的选择，她们无论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坚定革命信仰的过程，还是挣扎或游离在现实与革命理想之间，都受控于以行革命之名的男性力量。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崇高对于心怀宽广的女性的诱惑力，因为那是她们逃离贤妻良母宿命的唯一出路，为此女革命作家在她们的文字里有意识地磨平了女性的痕迹。并且女性作家在文本中描述生育疼痛的各种细节，隐隐透露了被革命话语紧紧钳制住的女性意识。
她们对生育进行自我言说，深层次地表露出生育与个体欲望、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作为时代的新女性，她们打破社会的壁垒，尽情享乐，但与此同时，她们也要独自面对随后而来的一切后果。她们拒绝生育，因为这带来了身体的痛苦，但她们又认可生育，因为这能将欲望升华为母爱，填补肉体享受后的精神空虚。张爱玲的关于流产的描述触目惊心，集中表现了对于爱情、欲望、生育的多重思索。旧式女性因传统伦理或自身的因素，无法摆脱生育困境，但极力摆脱传统伦理束缚的新式女性却又面临抉择难题，个体的自由与生育，孰轻孰重？女性之所以会在母职与自由之间徘徊不定，是因为她们还并未完全从男性话语规范中逃离出来。真正的困境更在于生育之后的女性如何面对母职的缺失，她们或漠然，她们或纠结，在处理个人的生育问题时处于一种真实的暧昧处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