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寓言”构架下的童年重塑
第一节 断裂后的回归与儿童文学秩序的重建
“文革”十年，儿童文学发展遭遇了重大挫折，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一度被彻底扫地出门，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凋零的儿童文学园地。1976 年10 月，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儿童文学也迎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然而重生的步履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十年浩劫带给儿童文学的不仅仅是优秀精神文化遗产的损毁，更造成了童年想象的严重断裂，当人们再次拿起笔，将目光投向儿童世界时，在耳畔作响的依然是“文革”时期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原则，一时之间，儿童文学和整体文艺创作一样，陷入了失语的困窘。伫立在“文革”留下的文化荒漠之上，人们迫切地希望能够重新树立起一种范式来作为新时期儿童文学重生的信仰，举目四望，最佳的选择便是穿越“文革”的荒芜，重返迷失之前的美好时代。
以今天的视野来看，1950 年代的儿童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以“教育工具论”为理论根基的文学创作模式。这绝非是一种理想的儿童文学创作形态。但是对于刚刚走出“文革”泥淖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儿童文学“黄金时代”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1950 年代确实是儿童文学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当时正值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儿童文学则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充分重视。在相关政府机构的领导和扶持下，中国先后创立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专门的儿童读物出版社。全国各地纷纷恢复和创办了许多面向少年儿童的报纸和刊物。1954 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了建国四年来（1949-1953）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这一切都给 1950 年代的儿童文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生长环境。在国家对儿童文学事业的大力推动下，这一时期生成了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其中包括建国前即已投入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如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仇重、贺宜、包蕾、郭风等，以及 1950 年代中期后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柯岩、萧平、徐光耀、刘真、杲向真、刘厚明、任溶溶、任大霖、任大星、葛翠林、洪汛涛等。特定的社会条件为儿童文学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时间大量儿童文学作品涌现，诞生了不少佳作。因此，人们后来在谈及这一时期时常常称其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其所取得的成绩来看，1950 年代的确是很值得人们去记忆和想往的。另一方面，从主观情感上来说，先后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时代的人们也对 1950 年代怀有深深的留恋之情。班马曾在著作中谈到，中国儿童文学界在“文革”后基本是由一批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实力作家型领导层来执掌的，他们和五六十年代之际的前辈作家们维持着一种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对老一辈作家的创作水准的由衷敬意，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向 1950年代复归的渴望与憧憬。不只是这些处于领导层的中年作家，可以说在经历了“文革”的混乱和迷失后，当时人们的情感在整体上都趋向于回归 1950 年代。他们试图以此和被割裂的历史重新建立起某种情感联系，而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其所承载的童年想象与童年记忆更能激起人们对逝去时代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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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师者”视角的选择与“启蒙者”身份的复归
“文革”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和心灵遭受了巨大的迫害与折磨，在这段历史中，他们不仅丧失了作为精英、启蒙者的尊严，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启，其意义不亚于重获新生。1978 年 3 月 18 日，重新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郑重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了国家意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接纳，知识分子自此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归属。然而，重新寻回身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享有“五四”启蒙精英的风光，走过“文革”的荒谬，让他们以更加谨慎、谦逊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这个世界，也以更加清醒、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的自我。他们享有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又无法实现对这一身份的超越。他们是平凡中的一员，而非俯视众生的启蒙者，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
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并不意味着其对精英意识和启蒙精神的彻底遗弃，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在试图寻回被剥夺的“启蒙者”身份。面对历史在他们脸上留下的污泥，知识分子意识到首先必须与意识形态结盟，借助于主流话语的力量，颠覆曾经被妖魔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样一种身份寻回的诉求下，教师形象进入了作家们的创作视野，成为了新时期之初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特定文学形象。选择教师，一方面，因为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与传授者，是启蒙者身份的象征，而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则在身份和形式上对应了知识分子精英对人民大众的启蒙。另一方面，教师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具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之处在于教师所占据的文化地位令其与现实中的政治权力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隐喻。教师“虽然不是直接掌握权力的阶层，但至少可以通过解释权力更靠近权力核心，可以通过阐释权力的合法性，获得观念上的文化特权”。而且，作为权力的阐释者，教师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着相对自由的阐释空间，他既可以凭借对政治权力的确证依附于其上，亦可以“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对过度扩张的政治特权构成限制和抵制。”这是教师的社会作用，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权责所在。可以说，新时期之初的作家在其所塑造的教师形象身上寻找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感，通过对教师形象的塑造，知识分子被压抑多年的身份意识和社会作用逐渐得以恢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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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启蒙与成长视域下儿童主体意识的建构
第一节 儿童文学“本质”的探寻与艺术话语的转向
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借助于教育功能多元化概念的提出，突破了旧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工具论”的创作观念，将自身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内容和题材的丰富与拓展。虽然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说法仍在儿童文学理论、评论界延续，但将其作为儿童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观念已经开始松动。到了 1984 年左右，随着文学大环境的改变和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生长，对于“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公然质疑之声日益涌现，显然，这一观念的存在已经对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形成了严重阻碍。然而，对“教育工具”观念的破除却没有像将儿童文学从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简单，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们思维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从 1980年代中期左右，中国儿童文学开始由过去的以教育性为指针，转而向儿童文学艺术本体寻求回归与本质确认，发生了创作观念的根本转变。
1984 年 4 月，子扬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也谈儿童文学和教育》一文，率先对“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进行了公然反驳。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把文学的一个门类‘儿童文学’说成是教育的工具，显然是不科学、不贴切的”，“把‘儿童文学’当作教育工具，在实际上也是有害的”，因为“把儿童文学当作教育工具，使它离开了文学的特性，这就要求作者不是从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一定的思想和规定的主题出发进行创作，这就造成了文学创作中‘主题先行’的现象。”①在对“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进行批驳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而是将其作为文学功能的一部分，“就文学功能来说，单说教育作用是不够的，再加上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就比较全面。”虽然在整篇文章的表述中，作者对于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态度略显暧昧，一方面指出文学中所表现的内容“难以用‘教育作用’来概括”，另一方面，又从儿童文学所面对的读者对象来考虑，觉得把“思想、品德、知识、认识、美感等作用，都看作是教育作用”，“看来也未尝不可”①，但是，作者旗帜鲜明地将矛头指向了“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存立，这较此前已经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1984 年 6 月，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与会者就“儿童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的一般规律的关系”、“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会议上对“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进行了坚决而彻底的否定，许多与会者认为，“儿童文学要有教育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过去长期以来把儿童文学说成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和‘教育的工具’，这种提法有较大的弊病。主要的是把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孤立起来强调，既不能说清楚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也不能把艺术的教育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加以区别，因而容易忽视艺术的特点，妨碍艺术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教育儿童的文学’和‘教育的工具’这两个口号是在五十年代受‘左’的影响而提出来的，因此今后不宜再重复使用。”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许多人对‘教育’理解得十分狭窄，‘教育’往往成了‘教训’和‘说教’的同义语。而‘教育作用’又往往被看做仅仅是指政治思想和品德方面的作用。这样许多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就常常忽视了艺术的客观规律，不是从生活出发，从审美的角度去提炼主体，创造人物形象，而是从概念或‘问题’出发去抓取题材，结构作品，甚至纯粹是为了图解某种思想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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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实反思与童年情结：1980 年代儿童文学作家的精神空间
1980 年代中期左右，儿童文学在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上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从 1982 年起，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工作队伍开始迎来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扩军，这段时间里，“文革”后招考的大学生正值毕业之际，其中有一批人被分配到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出版社、报社、刊物编辑部，其人数之众是史无前例的，班马认为，这一时期青年编辑群的出现对儿童文学发展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这种特殊因素在于，它为儿童文学“强力输送了一批新型知识结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知识结构更多地指向了“文学”，包括哲学和美学等，而非单纯地指向儿童文学，这对当代儿童文学原有的亲近中、小学教育的传统理念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冲击和介入：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审校和组织稿件来推动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更新；另一方面，不少青年编辑也投入到创作中，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员。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怀抱着文学理想和艺术储备的青年人进入了儿童文学创作及相关工作领域，他们的到来为儿童文学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
有学者将这一时期，以及在此前稍早一些步入文坛的儿童文学创作者称之为“新生代”作家，或第四代作家，这样的称谓凸显了青年一代作家和“文革”前开始创作的老一辈作家之间的代际差异。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使两代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指向。上一代作家在“文革”后的创作中唱响了对“十七年”文学气象的回归，他们借助于对“童心”说的平反，试图在新时期重新构筑起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甜美愿景。而对于青年一代作家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更多渴望的是对儿童文学艺术话语范式的突围和创新。较之上一代作家，青年作家的骨子里涌动着强劲的创作主体意识。这种创作主体意识一方面来自他们对于所处时代的敏锐感知和参与意识，在社会转型时期，年轻一代总是能率先感应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并积极地跟随着时代的节拍发出思想的律动，他们呼吸着新生时代思想解放的自由空气，容纳吸收着西方纷至沓来的哲学、社会文化思想，感应着同时期主流文学界的潮涌，同时，他们对于民族未来和社会发展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渴望参与到新生时代的精神建设中去。另一方面，这也和这一代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们是在建国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在一个人成长中最关键的童年期和少年期先后经历了文学筑梦的“黄金时代”和将一切梦想撕碎的“十年动乱”，特殊的成长经历造成了这一代人的心灵动荡，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 1950 年代文学所构筑的“光明梦”的怀疑。所以，当老一辈作家在回归之际高举“童心”旗帜，试图将 1950 年代那一套文学话语系统重新应用到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时，当代儿童文学惯用的甜腻腔调已经无法再激起他们心中的共鸣，而固有的儿童文学观念也不足以支撑起他们对民族未来的使命感和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可以说，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上，他们和上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正因为如此，在 1980 年代初的历史节点上，青年一代作家感受到了比前辈作家更加强烈的创作心理压力，一面是蓄势待发的表达冲动，一面是与时代严重脱节的童年叙事话语，面对这样的现实矛盾，青年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被迅速唤醒，并凝结成一种共识性的创作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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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经济时代儿童文学对话关系的建构..............81
第一节 儿童文学生产的转型与理论话语的更新.................81
第二节 寻求对话：幽默化的童年书写与儿童文学游戏精神.......89
第四章 消费时代的童年文化与童年精神的文学重构 .........107
第一节 消费时代的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107
第二节 类型化叙事与文学复制时代的审美幻象................116
第四章 消费时代的童年文化与童年精神的文学重构
第一节 消费时代的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
世纪之交，消费文化在中国迅速兴起，它既有经济全球化、大众传媒和后现代文化的世界背景，也有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背景。消费社会最早出现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西方国家，是西方工业社会中晚期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富裕的人们”开始受到“物的包围”，在由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所形成的“物的体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精神世界和思想观念都受到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从而呈现出一种消费社会所普遍存在的文化景象。这场转变由西方发达社会开始，逐渐向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渗透。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进入消费社会要晚得多，直到 19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们的日用商品生产日益丰富、均衡，以及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中国才开始步入消费社会。就中国整体而言,相较于西方典型的消费社会，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仅存在地域间的差异，而且发达地区存在传统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相互交织、冲突、融合，欠发达地区在充斥着消费文化观念的当代传媒的影响下，存在着消费早熟、超前消费等现象。这一切使步入消费社会不久的中国，在消费文化方面表现出区域和程度差异等复杂情状。”②但是，消费文化已经开始渗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思想观念产生着巨大影响。进入 21 世纪以来，消费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社会众多文化思潮中的一支，而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语境，它有力地作用和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一切事物，新世纪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的作用下生存、发展着。
在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时代，儿童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延伸，以及后现代文化的裹挟，这一切变化都将儿童文学推向了新的发展空间。首先，与大众消费相伴而生的各种电子、网络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存在和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电子、网络媒介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的勃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子、网络媒介是一种大众传媒，它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电子、网络媒介让文化由庙堂走向民间，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将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向了广场上的愉悦和狂欢。当文化和文学开始走向世俗化的时候，也就同时具有了消费性。可以说，电子、网络媒介的发展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勃兴。电子、网络媒介在中国问世不过短短数十年，却以其迅猛的发展势态悄然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子、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发展对儿童文学的生存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电子、网络媒介的高速发展对传统的纸质媒介造成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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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活动的语境，这种语境一方面是由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现象构成的文学内部语境，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活动造成影响和干预作用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语境。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形成了一种既遵循其自身的艺术生长规律，又不断受到外部语境影响的发展样态，这在1980-2010 年代的儿童文学童年叙事中有着较为鲜明地体现。
从儿童文学的内部语境来看，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实现了由教育性到文学性再到童年性的本质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和发展对儿童文学观的变迁起到了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新时期之初对儿童文学教育性内涵的讨论，1980 年代中期以后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文学性的讨论，以及 1990 年代初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童年性的讨论，每次讨论都伴随着大量探索性作品的涌现和创作观念的革新，可以说，儿童文学理论的对话与争鸣为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生长发展提供了有力地支持和依托。
与此同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转型中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于儿童文学作家们来说，他们经历了历史和时代的精神洗礼，同时也在创作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他们曾经是新时期之初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庇护下寻回启蒙者身份的“师者”，是在对既定秩序的批判和反思中，召唤“人”的主体性的“启蒙者”。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节点，他们率先感应到了新生时代的自由气息，用行动积极地回应着时代的律动，自觉担负起了用创作突破旧的观念与体制的历史使命。1990 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迅速冲散了弥漫在时代上空的泛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也将作家从政治话语的作用力场中解放出来。在告别启蒙的时代，作家们面临着更多世俗性的标准、诱惑和选择，而他们自身对艺术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位给了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和对读者口味的迎合。
当作家将他们镌刻着历史时代印记的童年想象投射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时，便生成了童年叙事中对儿童主体的想象与建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一直都是被规训和形塑的对象，他们的成长看似充满了主动性，实际上却是一种在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被动成长。1980 年代，伴随着新生时代的到来和作家启蒙视角的开启，儿童文学确立了儿童在童年叙事中的主体地位。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在儿童文学中，儿童主体被赋予了主宰自我成长的权力。在儿童主体地位初步确立的过程中，童年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仍与“人”的成长黏着在一起，儿童成长仍被置于国家民族和社会人生的层面加以考量。1990 年代，伴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变和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生长，儿童被进一步构建为有别于成人的文化主体。儿童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拥有独立人格和成长主体性的“人”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独立于成人的精神的存在，一种文化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对童年的理解和观照，儿童主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受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呈现，而儿童的主体意识也在童年叙事中被进一步建构起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