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虚伪的形式与真实的困境
1.1 日常现实的概念化书写——余华的早期创作
1980 年初，当时还是牙医的余华在海盐的一间临河的小屋子里开始尝试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练笔，终于在 1983 年初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对于一个文学学徒而言，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鼓舞人心的呢？随后余华便一发不可收，几年时间里陆续创作出了《“威尼斯”牙齿店》、《鸽子，鸽子》、《星星》、《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男儿有泪不轻弹》等短篇小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一步步地踏上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当余华开始学习写作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呢？最巨大的变化，自然莫过于旷日持久的“文革”浩劫终于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揭批“四人帮”、清算反思“文革”的错误，以及施行经济体制改革等政治事件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意识形态的松动带来了文学世界的繁荣，从控诉“文革”戕害个体的“伤痕文学”，再到反思造成这些“伤痕”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反思小说”，以及“向前看”的“改革小说”，这些文学潮流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反过来又激荡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文学也被大量介绍进来。丰富的文学甘霖遍洒在文学青年们久旱的心田。余华恰逢其时，开始广泛地接触国内外文学作品。后来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作之旅时，就把最初的步履定格在这个时候，此时他刚刚阅读到了汪曾祺和川端康成的作品，他认为正是这两人的作品让自己“有非常强烈的想写作的欲望”。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走进文学世界的余华，最初的笔下无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主潮的印记。处女作《第一宿舍》是以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四个年轻的进修医生在第一宿舍中的一段共同生活的经历。余华用细致而诙谐的笔调描写了四人因各自不同的个性和生活习惯引发的矛盾与纠葛。“我”、小林、“陕西人”都是几个有点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在我们眼中，正直、善良、医德高尚的毕建国就是一个“地道的傻瓜”。后来，在一次由“我”同毕建国搭档操作的一起阑尾切除手术中，因为“我”的粗心大意误将一块纱布遗落在患者腹腔内，酿成医疗事故，为了逃避惩处，“我”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了毕建国。而毕建国的表现则完全相反——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毕建国用自己高尚的品质赢得了“第一宿舍”成员们的敬佩，大家终于化去心中隔膜，却不料此时他已经到了肝病晚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好人早夭的悲伤笼罩在我们三个的心头，当我们行将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先前时时诅咒的“第一宿舍”，已成了我们无比留恋的地方。照此读来，这篇小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可值得说道之处，但假如我们去撩开笼罩在这个伤感的故事上的温情面纱，就会发现其实隐藏着一个“伤痕”叙事：主人公毕建国的家庭在那段特殊时期遭受巨大冲击，父亲被劳改，妹妹海棠去探望的途中在森林中失踪。毕建国的家庭故事在他病危即将离世之时才为我们三人所知，更增添整个故事的感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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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观现实”中的个体困境
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不会永远甘于在前人的背后亦步亦趋。即使把川端康成学到极致，那也顶多只是川端氏的翻版，“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余华在迷恋川端几年以后，开始得出这样的体验，他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子。
往往是这样的，一件事物原本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为我所用，但发展到后来，这件本来助长的实物却常常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开始成为我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就是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学习之后，余华开始发现自己的创作出现了问题，川端康成那种热衷于摹写“细部”的手法尽管能展现生活的真实，但是却容易被现实常规牢牢绑缚在地上，无法写出最本质的“现实”。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因此他必须寻找新的书写现实的方式。
就在余华寻找新的突破口时，卡夫卡适时地出现了，将余华从“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余华完全就完完全全地抛弃了川端康成的影响，事实上，川端氏的影响早已融入余华的创作生命中，内化为了余华自己的特色。
1986 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余华读到了卡夫卡的小说，引发了余华对于书写现实的新的思考。如果说余华的敏感与对世界的不安的心理在川端康成那里找到了共鸣，那么，卡夫卡的出现，则完全激活了余华的一套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观念。众所周知，卡夫卡是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强调“艺术是表现而不是再现”，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将笔触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而不是再仅仅是做写实性的描述，最终达到揭示事物内在实质的境界。换言之，注重的是作家主体领略到的真实，而不是客观事物的样子。这种特点，无疑与余华早先形成，俟后又从川端康成那里得到巩固的以“感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观念殊途同归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看来，卡夫卡无现在余华文学之路上，就似乎是偶然中的必然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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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难姿态与写作立场
2.1 从“转型”说起
进入 1990 年代，余华引来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转变时期。经过几年的短、中篇写作之后，余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陆续推出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随着这几部作品作品的问世，学界开始逐渐生发出关于余华创作风格和价值取向发生转变的讨论。这种“转型”说法，一直以来就为研究者们所乐道，早已成了“余华研究”中不能轻易绕开，必须面对的话题。
吴义勤指出：“随着《一个地主的死》、《活着》、《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小说的陆续面世”，余华的“转型”悄然展开，对“先锋时期”极端性写作的全面告别是此次转型的典型标志，而九十年代初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则是余华“对自己先锋写作的最后总结”。同样，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也认为余华进入 90 年代之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
那么，到底是什么转变了呢？用夏中义等人的话来说，这个变化就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喊‘苦难中的温情’到九十年代宣告‘温情地受难’。”洪子诚也将这种转变归结为余华“和‘现实’，和日常经验的‘紧张’关系”的缓和。谢有顺也认为，余华的先锋写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暴躁的现实，以及他那颗面对现实时的暴躁之心”，而《在细雨中呼喊》则一改“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余华开始“平静下来”了。
一种现象呈现出来了之后必然有相应的观点发生。针对余华的创作上呈现出来的风格转变问题，自然也少不了各种评论意见。
在反对者从精神层面对余华的创新表示了批评意见。在他们看来，余华的转变是一种妥协和遗忘。夏中义等人的《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以及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决的问题》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这两篇文章均对余华在先锋时期创作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两篇文章对余华转变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作出判断的依据也非常相似，都是认为余华在后两部长篇小说中面对苦难作了妥协。夏中义认为余华转变后就成了“温情地受难”，谢有顺也认为后两部小说在缓解苦难的同时导致了对苦难的消解和遗忘。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余华的转型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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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直面现实中复活主体
前文已经说过，余华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思考是他作品一直延续的主题。在我看来，余华的创作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探索在这个不安的世界里，人的生存如何成为可能。显然，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时，他并没有找到答案。那时候他更多的是在寻找原因，但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思考也是游移的。他一会儿将其指认为人性之恶导致的暴力（《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现实一种》），一会儿倾向于对既定规则的怀疑（《河边的错误》），有时候又是宿命或偶然(《鲜血梅花》、《世事如烟》、《在劫难逃》、《命中注定》)，总之个人面对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与荒诞。余华当然也在寻找应对的办法，但是并没有找到。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他的作品里面看到个人独自面对世界的孤独场景，比如《四月三日事件》里的“他”、《死亡叙述》里的司机、《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等等，面对是面对了，但是结果统统都是失败，要么被现实揍得遍体鳞伤，要么在绝望中走向无何他乡。
由此，我们似乎应该能理解为什么不少人会在余华的创作中看到鲁迅的影子。他作品中孤独的个体对强大现实的不妥协与反抗，不由得让人想到鲁迅反抗绝望、肩住黑暗的闸门的姿态。不仅如此，余华写作的立场都和鲁迅那么相似，即以启蒙者的姿态写作。对 80 年代稍有了解的人不会陌生，政治解禁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文学备受推崇，情形多少与“五四”有些相似，以至于人们在后来反观八十年代之时，不得不感慨我们是重新回到了五四的起跑线上。换言之，正如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五四启蒙运动为开端，新时期文学也是以八十年代初的“二次启蒙”为起点的。“五四”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和启蒙传统重新被作家扛到肩上。
秉承着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和启蒙传统，余华在自己的先锋创作中构建了“个体”孤独地对抗“黑暗世界”的模式。正如鲁迅秉笔解刨国民性一样，余华则冷静而敏锐地书写出了个体在世的悲剧性生存境况。
循着启蒙的传统，依着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余华对这个“丑恶世界”大加挞伐。这是他先锋写作的价值，但另一方面，这种写作立场也逐渐把他推到了新的困境。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一次次对抗似乎并不能将其撼动分毫，反而把自己的精神搞得越发焦灼，余华承认道：“……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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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现实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 ........ 27
3.1 “歪曲生活的小说” ......... 27
3.2 在现实和艺术之间 .......... 31
结语 .......... 34
3 在现实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
3.1 “歪曲生活的小说”
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兄弟》是他面对现实，“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的首部作品。《兄弟》以李光头和宋刚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的人生经历为主要叙事内容，上半部以文革为背景，书写二人辛酸的童年，而下半部的时间跨度则从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直到作者写作的当下，讲诉两兄弟在迅速转变的时代浪潮里的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单单从这叙事层面来看,这部小说也无甚特别，毕竟当代作家里以这种方式建构作品的不在少数，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等作品都是如此。但《兄弟》问世后却招来极大的争议。问题在于，在这部作品里余华一改《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面的严肃与温情，以极其荒诞乃至粗鄙的语言、情节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滑稽丑怪”的世界。
时至今日，有关《兄弟》的讨论已经冷却下来，我们再来反观当初对它的批评，可以发现，《兄弟》招致争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余华一改先前创作中的严肃庄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荒诞化的写作风格。虽然在先锋写作时期，余华的作品里有出现过一些荒诞、滑稽的情节，但是荒诞的背后有一种沉重的悲剧风格灌注其中，但是到了《兄弟》，包括新近的《第七天》中，荒诞似乎不仅仅再是一种修辞策略，而是成为了作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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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何处理个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余华在小说创作中始终在试图解答的问题。这种独特的创作取向一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余华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过程中被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结果。余华从走上创作之路伊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在个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问题，虽然一开始这些艺术气质并不充盈，亦步亦趋地跟随在时代主潮之后，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余华一开始就是“先锋”的，“先锋”余华并不是在 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一夜之间长成的。余华的这种创作气质在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下逐渐成型，因此他不再跟随在主流之后，将自己对个体现实处境的焦虑提纯、升华，采用一种激烈的方式加以表现，这是他成为“先锋”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个体处境的焦虑，正是余华先锋写作的内在心理机制，但他并没有找到如何消解这种焦虑的办法，或者说，他没有找到如何解决个体与外在世界紧张关系的办法。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与社会变化，促使余华不得不反思他的写作立场，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普通人，在普通人的生存意志中寻找救赎之道。而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关注也使得余华开始真正书写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如何平衡好现实与文学性的关系，则是他近期作品努力探求的方向。
从目前来看，余华研究虽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在某种角度上，这些研究大多是不够深入的，对余华作品中的精神内蕴的发掘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整个现代性语境下来关照他的作品。而另一方面，余华的创作之路尚在延续，一些新的问题必然还会呈现出来，我们的研究也还会扩大。余华是一个“善变”的作家，不停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性，相信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他对现实的表现会呈现出新的取向，丰富性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