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乡新定位与农民进城的自信和乐观
第一节 城乡对等状态下主人翁式的自豪
从建国初的文学作品以及有关资料中都不难发现，当时的农民鲜有弃农进城的渴望和行动。相反，倒是有不少一心发家致富的农民反对自己的子女去城市工作。诸如老谋深算的马多寿（赵树理《三里湾》）就硬生生地中断了儿子马有翼的学业，让他回乡帮自己种田；改霞（柳青《创业史》）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到城里去工作时，就被村里很多人看不起了。因此“农民进城”的故事也仅发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响应国家号召去城市“支援工业建设”，有的可能是由于随军家属、官职升迁等原因而进入城市，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城的主要目的是置办农业生产家当以及销售农产品，在城市中只是短暂停留。不管怎样，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处于恢复发展初期的城市，除了能满足农民的基本农业生产供需之外，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诱惑力。而农村与城市基本对等的现实状况，让那些走进或接触城市的农民还不至于产生心理落差，甚至许多农民还会因其丰厚的农业生产成果而带着自信、自豪和骄傲。
1．城市建设支援者的激情自信
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柱。作家们深入农村表现改革的现实斗争图景，讴歌社会主义工农建设者的慷慨激昂。所以一些作家对“农民进城”主题的阐释视角自然就放在了农村乡土之上，着力刻画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进城农民形象。
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农民，走进城市里也是带着自信和骄傲的。西戎作于 1955 年的《宋老大进城》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社会主义老头”形象，成为十七年时期农民进城整体面貌的典型。宋老大是个自称“急进分子”的热心活动家，有着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他代表社里赶车运麦子进城去供销社交换各种生产资料，神采飞扬地在街上“拢着牲口，响着鞭子，不住地吆喝，好像钻高粱地似的”，在别人赞叹他打得麦子多时，他带着一种集体主义自豪感傲然的回答：“这没有几颗，我们社里今年卖的余粮，比这多十几倍哩。”即使面对傲慢的城里人，他也敢于批评据理力争，就因为他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有着崇高的使命感，其“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事业奔忙的优秀品质，是合作化运动给农民带来的社会主义思想胜利的标志”。宋老大眼中的城市只是农副产品供销集散地，农村和城市只是两个不同的符号指称，在其向往的社会主义中二者根本就没有区别。
同样在《创业史》中，梁生宝代表互助组去城里买稻种，尽管他“很不习惯这车站小街上这呛人的煤气味”，但依然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所以在城里的小饭馆花 5 分钱吃了一碗汤面、两碗面汤，还要挑拣出快要烂在他手里的一张最破的五分票。面对堂倌和管账先生的嘲笑，“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只要想到是为党办事、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梁生宝就在内心无意识的变得虔诚起来，尽管穿着打扮与城市格格不入，但依然坦然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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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生存的追求与改革潮起的乐观
建国后近三十年的现实已经使农民明白，农民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脱离农村和土地，尽管有些胆大包天的农民曾冒着重大的政治风险而“盲流”进城，但那一城乡界限的时代标记已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即便仅仅是在最低生存愿望的层面上，能让他们生存下去的，也只有土地。而多年来的物质贫困的生存艰窘，也促发着他们为了得到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不得不“违禁”去进行某种更大的冒险尝试。于是就有了“小岗村”的秘密行动，就有了接下来的如雨后春笋般的承包制、责任制。中国新时期的系统化改革就这样率先从农村开展起来，而改革的最早受益者也是农民。敏感的作家们也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改革进程，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此时出现的“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工业题材领域的《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但这一创作潮流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依然是反映农村改革和农民心理的。在这里，作家们同样敏感地发现了农民的乐观心态，发现了中国农民在初步解决了温饱之后特有的笑逐颜开，同时，作家们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阶段农民进城的某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农民对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和渴望，在试探性观望和接触中表现出敬畏心理，却又在体验了城市生活之后表现出一定的心理落差而表现出自卑情绪；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狂欢体验又使他们在农村有了炫耀的资本而不遗余力地宣扬城市文明，进一步使得农村人对城市有了更多的想象和更强烈的向往。
1．城乡落差中的期待和对城市的向往
新时期之初的文坛上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即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复苏和回归”的呼唤。作家们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也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在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城市建设也在飞速发展，更多优于农村的资本积累也表现出它的新的包容性，吸引了更多的农民渴望体验城市生活。在农村人眼中，城市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宽阔马路、摩天大楼、霓虹灯等都充满了诱惑力，“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的落差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
这种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呈现，应首推铁凝在 1982 年所作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作者极力在“一分钟”之内开掘大山深处的姑娘们对山外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的向往，“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质的流通，时装的变迁，乃至爱情的幻想……”②。台儿庄的姑娘们把握火车停站的每一个“一分钟”与列车乘务员交谈，并拿出自己家的鸡蛋、核桃等与车上的乘客们交换城市的物品。这种看似不等价的商品交换具象化了山里人对城市现代文明社会的想象，恰恰是这些实物的刺激召唤和牵引着农民走向城市。17 岁的香雪被火车上一个乘客的铅笔盒吸引，不顾一切地冲上了火车用 40 个鸡蛋换来了一个带吸铁石的泡沫塑料铅笔盒，却被火车带到了 30 里外的西山口。香雪拒绝了列车乘务员和乘客们的帮助，在夜晚独自沿着铁轨走回了台儿庄。香雪作为一个中学生，她并不像凤娇她们热衷于城里人的装束打扮，而是羞赧于自己那个丑陋的木制铅笔盒，于是不顾一切冲上火车。这一方面表现出香雪的单纯和纯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依然贫穷落后的农村人们渴望文明和进步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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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梦”追寻的双重尴尬和心理失衡
第一节 进退两难的心理尴尬
该时期进城农民的心理被作家群体刻画地更加丰富而立体，普遍表现出追梦式的执着和梦想落空后的尴尬处境。尤其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来说，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之后也有着更多进入城市的可能，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城市人身份和认可，但往往最终都会被城市摒弃。但是城市现代文明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农民普遍开始产生无法割舍的城市情结，尽管生活困顿受挫，也依然坚守在城市中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方土地上苟且偷生。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造成农民进城后精神上的巨大落差和生活上的困顿焦灼，体现出进退两难的心理尴尬。
1．城市寻梦的精神落差
城乡二元结构的鲜明对立把农民阻隔在城市大门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又注定了农民对城市的仰望姿态。农民尤其是农村的一些知识青年们渴望进入城市，挣脱“农民”这一身份枷锁的束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该时期的作家普遍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其笔下人物身上，将主体记忆赋予文本创造出一个个经典的文学形象。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某些给作家印象深刻的真实经验激起了自己早期经验的回忆，随之便唤起了他的某种愿望，这种愿望又只能通过创造一种作品才能得以实现。”①路遥就是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笔下的高加林（《人生》1984 年）和孙少平（《平凡的世界》1986 年）都是如他一样，有知识没背景而不得不留在黄土地上耕作劳累。他们在汲取知识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接触和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脱离农门的愿望显得尤为强烈。路遥把他自己的“人生”投射到他笔下“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身上，通过高加林和孙少平这两个农村知识青年城乡往复的经历，表现了农民进城道路的艰难与无奈以及农民在城市面前的自卑。
高加林的进城愿望源于其自身知识的累积，高中毕业生已经不甘于再继续留在农村乡土之上，而是渴望能有着一个不一样的平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进城的最可能途径就是考大学，像高加林、孙少平这样高中毕业没考上的大学的农村知识青年，留在农村做个民办教师可能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连民办教师的工作都要被大队书记利用强权剥夺。高加林认命地做个农民，卖力地为城里人挑粪，却还是遭到城里人的鄙视和侮辱，自尊心受挫的他“把粪车子拉在路边停下来，眼里转着泪花子，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阻隔了高加林进城的脚步，也给他的心灵带来了一定的创伤。他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信，却在城里人面前变得自卑和渺小。“他十几年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做土地的主人”，他渴望着与现代文明的拥抱，更希望自己也能进入城市，获得城市人的身份和认可。于是在面临城乡选择时，他毅然抛弃了农村姑娘巧珍，移情于城市姑娘黄亚萍。二者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他跟黄亚萍谈论的是小说和诗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巧珍张口则是“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人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被乡村的泥土滋养长大的高加林，进入城市之后已经像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在乡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撕扯之下， 现代化的感召迅速击穿道德枷锁。然而，黄亚萍因为爱上高加林而与张克南分手，张母怀恨在心就举报了高加林因为走后门进城工作，使其又被打回原籍回到农村，短暂的“城里人”身份和生活就宣告结束了。高加林的城市寻梦之旅在颠簸中又回到了原点，跟他同样命运的孙少平也体会到了同样的精神落差。但和高加林不同的是，孙少平有着作为农村人的清醒认知，更加明白自己不能失掉土地滋养的根基。他在汲取知识的过程中摆脱了狭隘的小农意识，尽管在城市人面前始终是自卑和渺小的，但他一直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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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城不乡”的主体尴尬
如上所述，市场经济打开了农民进城的快速通道，处于初期市场转型的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便形成了自 1990 年代以来的城市中的另一道风景线，“农民工”活跃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农民，却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在城市的生存空间相当狭窄，是真正的城市“边缘人”。这种“不城不乡”的身份定位，使其个体自我有了一定的分离，即他们建设着城市，生命中的一部分在城市中得到了延续，与城市就多了一份生命情感的联系；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城市中依然是无足轻重的局外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被城市接受的。在残酷现实的浇筑下，他们有着局外生存状态的清醒认知，内心又会滋生出对农村的留恋，然而等他们重返家园却往往又成为了农村“异己者”。于是，他们的“内心在城/乡、男/女、灵/肉的张力中分裂与挣扎，既无法忘怀血脉相连的乡村，也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永远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
1．建设城市又被城市拒绝
“作家通过反映民工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城市的罪恶，这既是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城乡冲突主题，也是苦难的主题”。大部分进城农民都只能做着城市中最苦最累的工作，比如捡垃圾、挖煤、建筑等，可是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相应比例的报酬，工资拖欠、工伤得不到赔偿等不公平的事件屡见不鲜。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但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毫无尊严地出卖着廉价劳动力，默默推动着现代文明的进程却又忍受着诸多不公的待遇，他们是城市中的流浪无产者甚至还要自己承担随时失去生命的风险。
孙惠芬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2002 年发表的《民工》反映出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村小人物的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鞠广大正在城市工地干活的时候，接到了老婆死了的消息，他和儿子在这片工地上干了几个月的活，所有的辛苦都随着这一声无情的呼喊而化为无形。在城市的脚手架上出卖血汗的农村底层人物住的是人挨人、臭气熏天的工棚大通铺，吃的是拼命争抢到的没有一点儿油水的饭菜，他们最大的期待是能够在年底结算后拿到被扣得所剩无几的工钱。然而由于老婆的意外病故，鞠广大和儿子鞠福生干了半年的工钱分文不得，甚至连苦盼着的那顿饭都没能吃上，还要搭上回家的车钱。面对冷血的工头，鞠广大所有的愤怒和委屈在骂了声儿子之后就消失殆尽，忍受着饥饿和无奈踏上归途。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城市繁荣和物欲横流，长期受封建传统道德思想和小农思想制约的农民工们本身固有的软弱使他们在城市中受到更多的积压和不公平待遇，他们建设着的城市从来没有接纳过自己甚至成为致其走向悲剧的罪恶之源。然而更大的悲剧却在于，一些农民工们认命地放弃了城市接纳和认同自己的希冀，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下一代人身上，竭尽全力供儿女读书以求真正能够脱离土地，获得城市人身份和认可。然而鞠福生并没有如父母期待的那样考上大学，而是在高考落榜后主动进入城市延续父亲的“民工”身份，继续忍受残酷现实的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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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为自省后的平等追求和文明超越 ...................... 32
第一节 现代性体验后的动力求变 ....................... 32
1．忍辱负重地坚守尊严 .............. 33
2．怨羡交织下走向沉沦 .................... 36
第三章 自为自省后的平等追求和文明超越
第一节 现代性体验后的动力求变
新世纪的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开始类化，既继承了早期农民进城省亲、满足供销等，更多的作家开始注重以全景化的方式反拨文坛 90 年以来私人化叙事的膨胀，在以人道主义同情关怀心态下表现进城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困顿和失根焦虑的同时，还把写作视角拓宽到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激流之中，将更多的现实思考融进他们悲惨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其中的主人公也进一步具备了更为自觉的主体意识，或在自我反省和进取的同时揭露城市的罪恶及不公。而文学作品的感性传达不像社会学的理性分析，作家们更倾向于以演绎的方式再现生活中农民进城后遭遇的生存困境、阶层分化、精神漂泊乃至人格异化，从而在表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之外，还融入了作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命运思考。“纯朴和精明、文明和愚昧、落后和先进等成为作家的内心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世纪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农民心态，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地坚守和欲望膨胀却求之不得后的心理畸变与沉沦。
1．忍辱负重地坚守尊严
几千年来因袭的传统在农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城市面前他们自觉矮人一截，有着一种天然的心理劣势。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生活使他们学会了缄默和坚忍，即使面对城市对他们的不公平，他们也往往更多地选择的是忍辱负重地坚守自己卑微的尊严。同时，农民固有的坚韧也使他们对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绝不轻言放弃，虽然他们来自乡野，却“有一股在城中决不善罢甘休的精神韧劲”。在城市面前他们有着敬畏之心，但面对城市的苛刻与屈辱，他们在顺从和忍让中依然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实现权利平等而努力进取。《泥鳅》里的国瑞、蔡毅江等人就像挣扎在城市淤泥里的“泥鳅”，即使生存环境几近干涸，也要拼尽全力舍身护堤。《托尔斯泰围巾》（池莉，《收获》2003 年第 5 期）里的“老扁担”沉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本分，每天挑着箩筐游走在花桥苑，饱受城市居民的鄙夷和恶语相向也依然执着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最终以其纯朴和坦诚赢得了城市人的尊敬。《踏着月光的行板》（迟子建，《收获》2003 年第 6 期）里的王锐和林秀珊，忍受着夫妻身处异地的煎熬打工挣钱，即使见面也是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卧底》（刘庆邦，2005 年）里的周水明，为了得到成为正式记者的机会只身深入黑煤窑，在两个月领二十一天的漫长时间里饱受苦难但依然不放弃与外界取得联系揭露黑煤窑的罪恶。即使他们在城市中深陷卑微屈辱的困境，也依然顽强不屈的在现实的泥淖中站立起来，在坚韧不屈中求生存，在忍辱负重中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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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对当代文学作品中“农民进城”的历史心态变化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为农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当代作家群体对农民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悲喜心音做出了大量的探索，接续现代文学时期对“农民进城”主题的探讨而具有了更多的当代典型性。从创作现状来看，每个时期的作品基调都与根据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变化影响下的文学史相一致，从而表现出来的农民进城后的心理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现代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态势，同时对于进城农民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当代文学史中，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下对“农民进城”主题的书写普遍放大了农民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艰难，过分强调了城市的罪恶而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是忽略了城市现代文明带给进城农民的机会和好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农村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割裂状态，二元对立的社会现实就已经奠定了农民进城的悲剧基调。另外，割裂也让城市染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性带给农民更多的城市想象，同时，对立还意味着反抗与征服，因此这些特定的社会背景使广大农民在不自觉中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城市情结并进而引发数十年的苦难征程。从农民进城后的心路历程来看，当代作家总体上只着眼于城乡对立状态下，城市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农村，农民在城市面对是自卑和渺小的，并在这种心理主导下引发出更多深层悲剧，进而凸显出一种主要论点即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艰难性。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现代文明并不全然是糟粕，它带给进城农民的也并不全部是伤害，而“‘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本质上是在现代性的视角下对漠视社会道义写作的一种反拨”①，当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本应该是在精神领域引导社会和人民的和谐发展，在揭露与批判不良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要带给人们一些精神动力。对“农民进城”主题书写的最终目的还是对时代与人民的关注，是在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总体书写中关注未来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发展出路。相对于现代文学时期而言，当代作家的责任已经不是传达要不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而是要探索如何更好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当代文学作品对“农民进城”主题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作家们对现代化有着自觉地探索和追逐，但同时也在渲染苦难的论调中表现出一定的怀疑。文学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作家通过文学意识形态的传达表达自己对现代性的态度，无疑也把他们因社会转型而造成的精神需求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表露出来，于是作品中的农民群体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自身的观照，因此而呈现出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双重焦虑。因此，作家群体对现代性的批判能够暴露出一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但批判并不意味着渲染苦难，把城市描绘成道德沦丧的污水池，而是如丁帆所说：“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是远远不够的,还缺乏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那种欧洲18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更重要的还是需要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战中,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才不至于陷入文化悖论的两难选择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