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后期"衰变"的起点
第一节寻找意义
王朔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成名于80年代初。1978年王朔以短篇小说《等待》初登文坛,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1984年,在《当代》第2期刊登的《空中小姐》,才使王朔逐渐得到文学界和大众的认可。随后王朔迅速推出《永失我爱》、《橡皮人》、《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一系列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88年,他的四篇小说被拍成电影,这一年也被称为"王朔年"。此后,王朔又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火遍全国,在90年代初倚靠大众文化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1993年之后,王朔突然淡出文坛,直到1999年初,才出版了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和王朔之前作品的风格差别极大,是王朔时隔6年后,经过深思熟虑写下的小说,但是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轰动效果。在《看上去很美》之后,王朔陆续出版了《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新狂人日记》等作品,延续了《看上去很美》的风格和基调,因此笔者将王朔1999年出版的《看上去很美》及其后的作品称为王朔后期的作品。
王朔早期的作品主要顽主形象和反讽语言著称。他笔下的顽主们,是社会生活当中的"落后青年"、边缘人物,顽主们用调侃的语言消解生活的意文,解构生活,这些语言将北京话、"文革"流行语及王朔自己的语言风格相结合,使得顽主们的人物形象极其生动。王朔在早期作品中对语言的运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影,尤其是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他以对话为主,用人物对话来展开故事情节,也用顽主式的逗贫、插科打谭的语言来立体、丰富人物,用"说"来感染读者和观众。阿城认为王朔的创作具有很大的颠覆性,"由王朔的作品开始,整个正统的语言发生了变化。"王朔早期作品的语言让大众的言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把原来主流构成的位置换了,解构了,让正统话语变形,让神圣的话语变得滑稽可笑。"戴晴认为,王朔的语言做的是一个破坏性的工作,把旧的东西拆掉,而没有建设新的东西。
....................
第二节突破的无望
《我的千岁寒》由五个部分组成,写给张元的《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由写给女儿的哲学提纲扩展成的《唯物论史纲》、根据《资治通鉴》改编的《宫里的日子》及写给老徐的《梦想照进现实》的小说版本。而王朔最看重的是首篇《我的千岁寒》。
《我的千岁寒》取材《六祖坛经》,王朔借用六祖惠能一生传宗的故事,来阐释自己后期的文学观念和生命体验。惠能一日听别人诵读《金刚经》而萌生学习佛法之念,便决意去黄梅山拜谒五祖弘忍,由此开始了学佛生涯。王朔并不想用新的视角去再发现、再解读《六祖坛经》,他只是想借以《六祖坛经》来发现自己,寻找到真正的自己,为自己寻求顿悟与解脱: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无论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庙堂,或醉卧街头,忽然怀疑自己,怀疑眼前这一片繁华,这怀疑就是觉悟的种子。保持你的怀疑？当你听到心里有个声音问: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就是种子在苏醒。世间的一切辛苦都能烦人代劳,觉醒——只能是自己经历。顿悟法门破局于刹那,是历代高人传下来的,不是惠能想编就能编出来的。也不要羡慕他人干脆,走得快走得慢,今生走不完,来生接着走,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觉悟的过程,只要开始就不会停下来,无明的力量是巨大的以此生为人,时间并不多,各位。
惠能一路寻找,一是找能说话的人,二是找自己的"本性"。这正是王朔后期最为关注和纠缠的问题。在《我的千岁寒》开篇,法海说,"你一定被众人抛弃过。",从童年时期被家庭的"抛弃",到青年时期被部队的"抛弃",再到被学术界的"抛弃",三次的被"抛弃"加剧了王朔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我也里一直有一块没动,连风都没刮起,连丝儿都没起,一直相信你们,相信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东西。"王朔对于《我的千岁寒》给予了厚望,他对读者有所期待,希望更多的人读懂他的作品,读懂他的焦虑和困惑。《我的千岁寒》中的结尾他说道:"菩萨,你在想怎么进场,他在想怎么撤退。"可是以王朔的性格,他真的愿意就这样撤退吗？
...................
第二章核心意象：大院
第一节回到大院
王朔在后期创作中最核屯、的意象是一一大院。从《看上去很美》到之后的《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他反复书写大院,这是关于他自己的成长历史的记忆。在后期作品中,他逆向书写,把成年期向前推进到青少年时期直至童年期。他有意识地为自己的创作寻求另一个出口一一回归到记忆当中去寻找支撑和力量。从《看上去很美》开始,王朔开启了对于往昔的回忆,尤其是童年时代的大院经历。对童年的怀旧成为了一种逃避现实、重新寻找自我的途径。大院是王朔的生命之"根",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期创作的屯、态。
在王朔后期小说的创作中,"部队"、"大院儿"成了不可规避的词语,大院文化对王朔本人的性格养成及对王朔个人的创作、屯、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朔对于北京的记忆不是来自于市井,而是来自于军队、大院。在王朔的早期作品中,还有很多在讲市井、都市中的男男女女,而到了后期,他关注的点集中在了"大院"、"革命文化"。后期王朔对于部队送样一种权力空间的执着,更突显了他对于自我"身份"的找寻,更像是王朔对自己的一种正名。
1999年的《看上去很美》,王朔书写了在政治内涵丰富的大院下被规训的保育员孩子,权力、阶级的无所不在,对王朔童年时期的成长造成了巨大影响。在之后王朔的类自传体小说《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他更是以—种倾诉的腔调,向女儿梳理了自己从何处来,梳理了自己一生与大院和革命文化的渊源。
王朔及其同代人是北京的新移民的重要姐成部分,他们的性格养成,和老舍笔下的老北京有着极大的差别,新移民作为北京城的"外来者",他们身上有着更强烈的斗志,而不是悠闲的胡同週鸟的散漫姿态。大院的新北京和胡同、四合院的老北京构成了北京不同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生活。
...................
第二节童年创伤
蔡翔用"革命中国"这一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看上去很美》中保育院的一帮孩子,从小开始集体生活,被国家养大,被"院"养大。相较于"家庭"这一概念,更接受"国家"的概念,被集体规训、塑造。"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大院子弟早己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孩子,而是革命的孩子。"
方枪枪从小在保育院长大,在集体中生活。家庭这一传统的空间概念在大院中被抽空,抚养子女的义务由父母转移到国家。"当时的典型情况是,家庭教育被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所取代,真正具有文化传递作用的家庭教育对于人格养成十分微弱,工作繁忙的父母无暇顾及儿童发展的细微方面,甚至与子女独处的时间都十分有限,子女如果不是在寄宿学校上中、小学,那他至少是在寄宿的幼儿园度过的童年的。"对于很多从小成长在大院的孩子而言,学校的集体生活比家庭的教育有了更多的意义。
假若没有家里相簿中的那些照片,我不会相信我的童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她。使劲想,她的身影也不真实,黑白的,一语不出,恍若隔世之人。她是个医生,很忙,一星期要值好几次夜班的那种住院医。从记事起我们就不住在一起。很多年我不知她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她只在夜间出现,天一亮又消失了。她不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我甚至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直到上学后,经常要填各种履历表,每次问,才慢慢记住。记住了名字,也觉得这是个陌生人。至于"妈妈"一词,知道是生自己的人,但感觉上觉得是个人人都有的远方亲戚。
.......................
第三章"痞子文学":一种无法摆脱的标签............24
第一节寻找自己的位置..............24
第二节向严肃文学靠拢..............24
第三章"痞子文学":一种无法摆脱的标签
第一节寻找自己的位置
王朔出生于大院,是"干部子弟",受大院文化的熏陶、浸染,王朔不可能不在意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王朔的父亲,给首长当秘书,但是后来没有太大的发展。"尽管他是大院子女,但并没有生在权势之家。从保育院,王朔直升到翠微小学读书:
翠微小学在我们那一带不是好学校。若气远在"育英"、"十一"之下,也比不了海军的"屯一"空军的。育红"总后的。六一"这些大院自己办的子弟小学。……我们已经很将就了,五个院的孩子混在一起上学。到方枪枪入学时,翠微小学已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同学一半来自周边的地方人家,出身可疑。……这些孩子的涌入,使"翠微"在整个地区愈发普通,真是绿色很少,用兵寇的话说:一支杂牌。
"所以王朔的心态绝不是那种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很《时候他实际上是将自己摆在一个弱者的位置去抗争,去争取自己的权力。"王朔这一蒂"大院子巧"确实有些‘生不逢时’。……'国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对军队干部的产生方式进行了改革,即一般不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基层干部由军队院校毕业生充任。这…來,王朔们由‘两个兜’的战±直接升为‘四个兜’干部的预想破灭了。……所谓‘大院子弟’并不是军队最上层干部的子弟。最上层干部的子弟在恢复高考后仍可免试直接进入军校学习,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不会有‘失落感’,且他们也并不住‘大院’。他们是‘小院子弟'。……摆在他们面前的路便只有一条:复原。"
......................
结语
王朔是当代文学史的失踪者,"当代文学史无法接受王朔,在于我们的当代文学史无论怎样重写,内化着'单一’视镜。"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切断了学术界对于王朔问题的研究,学院派将王朔与大众文化对等,只承认其文化意义,忽略了其作品的文学性与内涵,构成了文学界接受王朔的严重障碍。黄平在《没有笑的文学史一一王朔为中也》一文中强调:"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在形式维度上无法接受反讽,在精神维度上无法接受虚无,在文化维度上无法接纳个人,在范畴维度上无法接受城市。当代文学史始终有'一体化'的面向,侧重建构性的、集体化的、偏重乡±的文学。"
王朔及其同时期的创作者,在经历过属于自己繁盛的80年代之后,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失去了创作的活力。消费时代的来临,让时代语境发生了巨大的转换,"崇高"一词早己被消解,因而无论是王朔的"反讽"还是崔健的"呐喊",在新的时代都失去了他们的锋芒与独特性,失去了他们的阵地。
后期的王朔面临着自身创作中巨大的无力感,他试图从纠缠一生的"革命文化"中找寻灵感,找到真正的自己;又试图从形而上的宗教中寻找出路。然而找寻的结果正如他在1990年的作品《给我顶住》的结尾一般;"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1999年之后的王朔,创作中的碎片化和反复修改删减的特点,极大体现了他对自我的不确定感,对固有价值观的摇摆,他找不到可以着力的点去更好地表达自己。尽管在90年代末他还曾期待过自己可以实现写作的又一高峰,然而无论怎样努力,最后到达的都是一片虚无。王朔曾经消解的意义,解构的世界,都没能帮助他抵达"自我",卸除"伪装",当一切意义消弭之后,最终只能剩下空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