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催生的报告文学热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野蛮侵略，作家们通过报告文学将战争历史记录下来，这也造就了报告文学在那段特定时期无可替代的地位。
一、报告文学的产生及兴盛
对于报告文学在中国何时诞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诞生于晚清时期，“中国的报告文学最早诞生于晚清时期，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被看作是中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报告文学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向读者报告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案》”。瞿秋白 1922 年出版的《饿乡纪程》和 1924 年出版的《赤都心史》成为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1930 年 8 月 4 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才明确提出了“报告文学”这一名称，直至 1932 年阿英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成为了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而新闻的时效性也被报告文学所继承，与中国早期的记实作品不同，报告文学应该是在对事件及时、详细的报道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从这个角度出发，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应属于历史史料的记叙，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一类依托报刊杂志将事件真实、迅速地传播给大众的作品则更符合报告文学的特征。尤其是抗战爆发之后，人民的生活急剧变化，精炼、真实、迅速的传播方式受到了作者和受众的青睐，这也充分给予了报告文学成长所需的营养。
中国抗日战争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局部抗战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而全面抗战时期又包括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报告文学也是伴随着战争阶段的推进而发展变化的。
局部抗战时期，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直至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尽管国民政府不断督促东北军抵抗侵略者，但张学良一方面无视蒋介石“死守锦州”的命令，带领部队紧急撤退到关内，另一方面却谎称“在抵抗”。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全境沦陷。全面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开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文艺“轻骑兵”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线，东北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破人亡的残酷现实成为了报告文学主要记录的对象。
1937 年之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 1937 至 1938 年武汉会战结束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报告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进行了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等多场会战，尽管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无奈大片领土被侵占，无数将士战死沙场。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为国捐躯的英勇人物形象都为报告文学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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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文学在国统区的发展进程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报告文学的命运一波三折，专业写作团队的庞大是国统区抗战初期的一大特点，作品数量惊人且相对成熟。然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报告文学犀利的记叙和批判的视角使其受到了政府的封杀，发展进入停滞期。
自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在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上。1937 年 11月 20 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爱国人士也云集于此，其中知识分子、作家的数量不胜枚举。据统计，1937 年至 1945 年间，重庆发行的报纸期刊多达一千余种，出版机构超过一百三十多家，新闻出版行业的发达、创作队伍的空前强大都为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报告文学，其成长之迅速是当时任何文体都不可比拟的。国统区出现了许多报告文学刊物，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海燕》、邹韬奋主编的《新生》、《生活》等等，这些刊物成为了报告文学的重要阵地。国统区在抗战初期时的报告文学欣欣向荣，创作主体极具多元化，包括戏剧作家如郭沫若、夏衍等；小说家如茅盾、丁玲、郁达夫、巴金、老舍、丘东平等；编辑评论家如罗荪、以群等；散文作家及诗人如卞之琳、何其芳等，甚至像蒋经国、宋美龄这样的高级将领和上层人物也参与到报告文学的创作当中。
在如此有利条件的催化下，报告文学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仅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集中选录174位作家的作品163.7万字。 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全国的抗日情绪高涨，国统区报告文学的繁荣也达到了高潮。
国统区报告文学的繁荣持续到 1940 年末 1941 年初，即“皖南事变”之后，就在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或许是由于日本的威逼利诱、或许是因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本质、又或许是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实力迅速壮大日后“必为大患”，突然再次将枪口指向共产党，在杀害、诬陷共产党员甚至是高级将领的同时，重庆等国统区大后方也开始打击民主人士，任何对国民政府不利的言论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报告文学在战略相持阶段出现了暴露与讽刺题材的作品，所以国民政府将报告文学也纳入了严查范围之内。1941 年，国民党中宣部成立了文化专制机关——文化运动委员会，1942 年 9 月，国民党提出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新文艺政策，《新华日报》等刊物相继停刊。“国民党的审查政策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据相关统计，仅重庆地区，在 1941 年——1942年就有 1400 种书刊遭到查禁。”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报告文学的创作热潮冷却下来。许多作家对国民党这种“文字狱”一般的政策表示了讽刺：“思有所写作，而动辄触犯禁忌，思欲深入社会以充实生活，则障壁重重，处处见鬼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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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统区与解放区报告文学对比分析
同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解放区与国统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报告文学创作者由于教育程度、写作环境的差别，使其作品形成了迥异的风格，报告文学由于观察、思考的深度和角度不同，也会造成报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存在差异。
一、专业化的队伍与大众化的创作
全面抗战初期，国统区的作家团队人数多、专业程度高，而战争中后期，解放区的作家群体变得更加广泛，除了作家和记者之外，还有大量群众参与到创作过程当中。同时，经历战火洗练的作家群对现实的感悟也不断上升。
国统区在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专业作家队伍十分庞大，从抗战开始就一直聚集着许多专业作家，如以群、丘东平、巴金、老舍、白朗、司马文森等，与记者或群众作家不同，专业作家文学功力深厚，视角多元，成就较高，善于在复杂的生活经历中提取最精炼的、最典型的材料，并能够在作品中加入深层次的思考，这也注定了国统区在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作品相对成熟。如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主要记述了作者在战后台儿庄的见闻与感受。作者对台儿庄的环境描写非常细腻，“敌人退却的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踏进了台儿庄战场，晴朗的日子，初夏底阳光射在身上，感到热辣辣的。风搅起阵阵的黄土，一二里外的村庄，都隐匿在蒙蒙的黄雾中一个中年男子在一所房子底残址中翻掘着瓦砾，不时地蹬着脚，爆出焦灼的叹息声，一个老妇人垂着头靠在一垛塌了一半的土墙边，像睡着了似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废墟和废墟中的人构成了一幅荒芜的画面，看到这些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人物形象，或许比直接的描写更加能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全文最精彩的部分是作者自己发出的叹息，“事后，在庙里竟发现了七八个吊死的日本兵底尸体。可怜的被压迫的日本弟兄们！从吹散了的土堆中，露出残碎的尸体——一只脚，一个头，一段身体??枉死了的日本弟兄们！”这几句叹息将全文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跳出了民族与国度的拘囿，将战争中的双方阵营还原成了平等的“人”，从战争的广阔视角俯瞰着台儿庄的残骸，战争存在胜负，但对于人类来说并没有胜利者，只有毫无价值地失去了的生命。“回头，台儿庄已隐匿在黄昏中，她是被毁灭了？不，是在再生中！”全文的最后迸发出光明与无限的生命力，欲扬先抑，给予人们以希望。于方简的《在伤兵医院》讲述了自己去医院慰问、帮伤兵写家信时所见到的情形。伤兵刚到时，因为没人迎接而暴躁大骂，他们的居住和医疗条件是艰苦的，没有阳光，没有可以换的衣服，只能穿着带血的军服忍受着寒冷，忍受着伤痛。 但当作者满怀愧疚之情与他们交谈时感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真实与乐观。伤兵的话贯穿着全文，“受了伤并不痛，只是木”“一摸枪我的右手不能用了，手指直往后抽，怎么也扒不开”“看，自然看的，但报纸专门吹牛。一点小事吹成大事”，这些朴实无华的对话与前文的铺垫形成强烈反差，衬托出了伤兵单纯的性情，或许在他们的心中，受伤并不可耻但也并不光荣，他们拥有的是最纯粹的胜利的信念，在这样的描写中，伤兵们的形象变得可敬而又可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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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统区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取向的异同
抗战初期，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相对单一，大部分以描写战争为主，未能把握住战争中隐性的变化。四十年代前后，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对报告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与反思。以群指出，当时的报告文学“往往以作者为中心，所见所阐以及琐碎的行动或遭遇，都毫无选择地记录在作品之中，而造成了无选择的‘身边琐事’的记叙。”从艺术价值角度观察，抗战初期报告文学作品选材不够典型、思想内涵不够精炼、主题不够突出等缺陷。随着抗战的深入，报告文学作品逐渐趋于成熟，无论是对题材的掌控还是写作技巧都有所提高，从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可以看出国统区与解放区在创作倾向上的异同。
1、歌颂抗日英雄：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共有主题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解放区报告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紧密地结合抗战实际，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抗战时期报告文学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以榜样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身上闪耀着迷人的光辉，散发着无穷的正能量。在满目硝烟战斗生活中，缺衣少粮的恶劣生存环境之下，英雄的果敢睿智激发了群众抗日的决心，英雄的乐观自信给予了群众生活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塑造英雄形象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作品与国统区相比，歌颂英雄人物类的作品数量较多，歌颂的对象更加多元化，除了领袖人物与高级将领之外，还包括来自不同的阶层的部队或士兵、敌后工作者、以及坚强的人民群众形象。如钟冷的《我见着了一位八路军的司令——萧克》，记录了作者在平西根据地与萧克司令的会见。作者在会见开始之前做了许多铺垫，首先是对萧克司令的想象：“和别的革命军人一样地是一个善于作战的英勇的充满了活力与智慧的魁梧奇奥的‘将军’。”之后是对司令的忙碌进行了描述：“他答应明天上午用二十分钟的工夫来找你们，实在因为他很忙不过时间恐怕不会耽搁太久，因为他太忙了。”终于见到了萧克时，司令员朴素的衣着与外貌和强大的气场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着旧的褪了色的灰布上身，和草黄色马裤，胯间曾缝过一块补钉，然而却非常整洁；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日本短筒皮靴，打着裹腿的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军人他一张黑瘦的脸，一双明亮的眸子，与矮小而精悍的身体”“一句清脆而有力的——‘我叫萧克’已在我们耳鼓里震荡着只要在他的身边，无论在什么样恶劣与残酷的场合里，也不会有什么恐惧与畏缩。”这便是八路军的司令员给作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之后的交谈中，萧克将军知识面的渊博也出乎作者意料：“在听了我们一些简单的叙述之后，他也从经济学和西洋文学各方面谈了些问题，言简意赅，很扼要也很中肯，同时四个人的心都悄悄地印上了一付不尽同于想象的萧司令鲜明的影子。”短短的几十分钟的会见中，一位八路军司令员质朴、博学、雄伟的人物形象被作者与读者铭记于心。林江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则描写了一位拥军模范的群众形象，碾公粮、纳公鞋时总是把子弟兵挂在嘴边：“要把烂米、砂子都拣掉，糠多簸两遍。军队在前方打仗，比不上咱们家里方便咱们给孩子兄弟们做鞋，都是结结实实的，给子弟兵做，也要那样。”见到重伤员找不到队伍，连续几天想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伤兵，伤兵逐渐恢的康复成为了她最大的欣慰。就是这样一位普通而热心的群众形象，受到了全军区子弟兵的拥护。除此之外，解放区还有许多歌颂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描写高级将领形象的优秀作品如邓拓的《聂荣臻在晋察冀》、袁勃的《记杨成武将军》、金肇野的《忆白乙化同志》、何其芳的《记贺龙将军》、《朱总司令的话》、周立波的《徐海东将军》、刘白羽和王余杞的《八路军七将领》、杨朔的《西战场上》、《毛泽东特写》、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描写勇敢无畏的广大军民的作品如徐迟的《孤军八百人》、沈重的《棋盘陀上的五壮士》、杨朔的《铁骑兵》、《七勇士》、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刘白羽的《游击中间》、白朗的《八烈士》等；描写先进工农兵形象的作品有丁玲的《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杨朔的《张德胜》、《雷神》、曾克的《女神枪手冯凤英》、穆青的《赵占魁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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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反思与价值评判 ......................... 28
一、历史的缺陷与艺术的反思 ..................28
二、历史的记录与文学史的评价 .................32
结语 .................34
第三章 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反思与价值评判
中国的报告文学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弊端与缺陷，其中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而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中，抗战时期报告文学承前启后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
一、历史的缺陷与艺术的反思
文学本应作为一门单独的艺术，自由地成长发展，但由于文学对大众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也就自然要肩负起引导大众、启蒙大众的责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所赋予文学的任务是不同的。
国统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便开始对批判揭露一类的报告文学进行文化封锁，直至“皖南事变”爆发后，这种封锁达到了顶峰，国统区的报告文学创作偃旗息鼓。尽管解放区创作环境开放，但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学习五个问题：“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对于敌人、或者抗日同盟中的抗日积极者应该批评，而对于人民，“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并在工作对象问题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指引了创作的方向，但也无形中限制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范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解放区根据地中存在问题与矛盾的作品非常稀缺，这并不能代表解放区不存在问题，只是报告文学作者在大的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将目光集中于对抗日军民的赞颂或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腐败统治的批判上。如《国讯》杂志记者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就以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解放区的落后与愚昧：“在这里，一个人的工作是用政治教育代替了薪金的鞭子。”“延安也有一些整天吊儿郎当，什么也不做，倒也吃一斤二两小米，五分钱菜一天的人，自然，饭该给好好工作的人吃，对于这样白吃的人，谁也莫敢奈何他，给自己做的东西总是很讲究，而对机关里所做的东西竟好像故意开玩笑不认真。”“譬如一个人要领两斤炭，照理，这个事情他可同总务科讲，或同事务科讲，或同管理科（可讲的人太多了反而没有一个人负专责）讲。结果他通通都讲过了，两斤炭总是领不来，总没有地方可去领，最后，他大胆地去信请求部长。”在社会公有制下民众的自私浪费、等级观念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现实问题及时的暴露也体现出了报告文学的社会监督与批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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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统区与解放区抗战题材报告文学虽然在同一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但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血泪史的书写，其历史意义也不可简单地量化比较。
抗战时期报告文学作品繁多，题材多元，在不同政治环境、生存环境和教育程度的影响下作家的作品呈现良莠不齐的状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报告文学的创作也难免出现瑕疵，但总体上不断朝着成熟的方向前进。
本文简单地陈述了抗战题材报告文学的起源与进步，并对其艺术价值进行了探讨，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与重视报告文学的成就，并以史为镜，让报告文学在新时代下继往开来，出色地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新使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