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土中国背景下的农村题材小说
现代文学诞生于国家民族面临深重苦难的二十世纪初，其成长和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交织，文人志士们处于动荡的环境中，创作普遍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在民族的紧要关头，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现当代文学史。乡土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轨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架构起中国乡土文学的时空背景，每一次的时代变革都会带来乡土文学的方向转变和风格转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流变过程亦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变迁史的文学书写。文学始终坚守其反映时代历史的使命，对历史进行忠实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是乡土文学史上的重要存在，它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进行文学书写，因此，对它的考察与剖析，仍对当下的乡土文学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一）乡土中国的文化背景
乡土文学起源于“五四”时期的乡土题材小说，经历了 3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长足发展，进入 80 年代，乡土写作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从鲁迅到沈从文，到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再到贾平凹、韩少功等，中国乡土题材写作的成就恢弘博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永恒经典。中国乡土作家基本上都与农民、农村具有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塑造了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对于农民、农村难以割舍的深切感情，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由于各种原因，作家们最后基本都离开了自己的乡土家园进入城市，隔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以现代的目光重新审视故土，对中国农村、本土乡民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或者以城里人自居，高度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如赵树理和韩少功；或者始终以“农民”自居，突出自己与城市人的不同，如沈从文和贾平凹，但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均给作家带来身份认同的自我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性也是造成创作悖论性的重要因素。在这些作家中，柳青的情况颇为特殊，出身农民家庭的他，后来成为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进入城市，但为了创作下乡落户以求得一个“农民的身份”，使这种身份特征占据他生命的主导地位，这种身份认同与沈从文、贾平凹不同，在思想意识和行动处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和彻底，但仍然在创作中呈现出强烈的悖论性特点，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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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流变过程
整个二十世纪社会转型引起的文化裂变，乡村一直处于阵痛中心，也是文学最重要的话语资源，甚至可以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领域成就最高的领域。站在新世纪的认知高度，综合考察乡村题材小说作家的价值立场、审美视角、叙事策略，及其现代性建构意义，是当今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开启了中国乡土文学这一文学课题，土地和农村在乡土文学的独特视角下被发现与观照，鲁迅关于乡土文学的叙述——“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一开始就建立了“城乡对立”模式下的乡土文学结构，这种空间上的错位带来了叙述风格和审美姿态的差别，即讽刺与抒情，形成两种叙述套路，一种是以二十年代“浙东作家”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模式，一种是以废名及三十年代的京派为代表的乡土抒情模式。随着“五四”精神的广泛辐射，精英知识分子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意识跳出农村和土地的局囿，并以“外化”的视角来审视土地生存与农村生活，这种视角从潜意识里带着优越性，呈示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对立思维，即现代、文明、进步与封建、愚昧、落后的载体对比，于是农村则以“绝望的土地”形象而标识出精神奴役下的伤痕累累。乡土写实主要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杨振声、蹇先艾、王鲁彦、台静农、许钦文、彭家煌们剖析、批判国民性，创作出诸如《菊英的出嫁》、《水葬》、《惨雾》、《活鬼》等作品，这种文化批判既针对摧残农民的封建礼教和制度，也直指农民自身的劣根性，是对整个农耕文化传统的挑战。相较而言，乡土抒情则以追忆、伤感的情绪将土地和农村勾勒为一幅诗意的风景画，这在鲁迅的“故乡”、废名的“竹林”以及沈从文早期的湘西农村中均有所体现，侧重对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简单、淳朴关系的赞美与讴歌，乡土写实作品中对被批判的落后文化因素，在这里都被镀上了审美光晕。正如学者所言，形成这种抒情姿态的原因除了叙述者个人经验以外，还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无法回复造成心理的缺憾，这种叙述姿态即使被纳入现代性视野里考察，具有更加深刻隽永的历史涵义，这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反抗，是对诗意的乡村背后那座“看不见的城市”的潜在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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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青农村题材小说的承接性
（一）“五四”乡土文学的继承与超越
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发展史，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织碰撞的综合体，是一代代乡土作家时代衍变中心路历程的谱写，从“五四”乡土文学开始，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乡土家园与城市载体，以及农民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这三组物象的认识思考，构成了整部乡土文学的关键因素。对于这种二元结构思维模式的矛盾性，柳青的文学创作中既有显性遗传，又有隐性变革与超越，最终构建起他整部农村题材小说的艺术长廊。
费孝通曾说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性质定义同时满足中国乡土作家的属性定义，这种乡土性“不仅是指身份认同的乡土性，更是指认识、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的乡土性” ，对于作家具有本源性的特征和意义，更多地把土地、农民塑造成“母亲”形象，成为精神寄托的载体，偏重于感性思维方式。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促使他们以启蒙（革命）的目光审视和观照农民，批判这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愚昧、落后等种种陋习和弊端，基本属于理性思维表达。这种感性和理性的分裂与聚合，以及本源的认同和隔离的批判，给作家带来复杂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作家对于传统-现代、农民-知识分子、农村-城市之间的矛盾冲突二元对立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创作中就是对传统乡村文化、农民群体的矛盾认识，如鲁迅《社戏》、《故乡》、《祝福》等作品中，一方面揭示旧习俗文化对人的精神奴役和压迫，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孝追溯感慕。
柳青继承了“五四”乡土文学的这种自身的内在矛盾性，早期的作品《误会》、《地雷》、《牺牲者》等作品中，他既着力挖掘黄土高原苍茫古朴的地域景观，又能重视传统伦理和文化价值观对乡村肌理的渗透，展现乡情人性的淳朴无邪，小说厚重而大气，弥漫着传统乡村的古朴气息；柳青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作品《在故乡》、《土地的儿子》、《种谷记》等，在由衷的理解与认同农民思维逻辑和心理、行为的同时，成功塑造出了农民劳动者与小私有者双重的身份矛盾；“十七年”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中，柳青所体现出来的农民自身对合作化价值认识的对立——农民对土地的生存需求，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下的经济模式相违背，“蕴涵的其实是作家的一种复杂的文化态度与文学选择”，这种矛盾是由中国乡土社会性质和农民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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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文艺的建构与实践
柳青的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历史风致气象，均涉及到陕西博大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周秦汉唐文化为源头的陕西文学，孕育出延安文艺这一当代文学的母体，三秦文化滋养下的陕西文学创作，无一不是秉承了这一脉文化源流的思想精神和艺术特征，呈现出具有民族国家文学气质的地域性文化审美特征。
1、延安文化的开端发源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期间，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移至西南腹地，在民族历史中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西部大地重新崛起，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成为中国青年实践热血理想的红色圣地，延安思想、延安声音成为中国大地上极具指向性的力量，陕西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的“西部高地”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并驾齐驱，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前列，翻开了辉煌历史的新篇章。“延安文学虽以地域命名，但却是具有全国甚至世界意义的一种‘超级文学’”，延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产生和发展自有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既与陕西当地的文化资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因素。
延安文艺界的空前繁荣与外来者的贡献密不可分，战争为延安送来五湖四海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灌输进三秦大地，将外来文化的新形式与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融为一体，锻造出全新的延安文艺面貌。显然，延安文化并非如自然地理环境所显示的那样封闭落后，她以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气概拥抱外来文化的丰富多元，“表面上看，延安文学多是由外来人创作的移民文学，实质上却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如马克思主义)新兴文化与地域文化(如延安农民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本土的文艺工作者们在文艺氛围空前活跃的形势下，自觉汲取外来营养并为己所用，大量创造出极具三秦本土特色的艺术瑰宝。
在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中，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是第一部系统地以人民大众为逻辑起点立论文艺，并以服务人民大众进行理论建构的论著”，同时，《讲话》也被称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想象的能力” ,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程度远超过预期目的，建国后更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向，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一直深刻存在着，解放区的文艺发展面貌便是《讲话》精神的濡染成果。陕西第一代作家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闯出文学道路的，柳青米脂三年、长安十四年的农村生活实践，以及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问世便是《讲话》精神的最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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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柳青农村题材小说的嬗变性 ……………………19
（一）抗战小说中的朴素乡村伦理构架 ……………………20
（二）新形势下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与合理化 ……………22
三、柳青农村题材小说的嬗变性
（一）抗战小说中的朴素乡村伦理构架
柳青的文艺道路，真正开始于诗和散文，其一生创作涉猎范围十分广泛，小说、政论、杂文等均有产出，但从创作数量以及文学成就而言，依旧以小说创作见称。在当代文学史上，研究目光历来紧紧围绕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对于他早期的小说创作研究则相对冷清，随着近些年来重读文学史、重读经典的思潮，柳青的早期创作作为参考体系被逐渐纳入研究者视野，正如雷加所说，柳青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是“他进行巨著《创业史》前的探索时期”，是其开创农民史诗道路的实践产物。
柳青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乡土文学作家，在步入文学道路之初，就沿袭了二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俯瞰当下乡村发展之路，以启蒙的姿态批判、审视底层农民的愚昧、落后和麻木，虽然努力将自己融入农民的世界里，但却在潜意识上将自己划分在农民阶级之外，流露出知识分子对乡土田园的留恋与倾羡之情。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农民的社会力量和生存地位进入作家的视野，四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以及作家个人自身的因素，柳青转向工农兵文学道路。正如前文论述所及，柳青在着重表现农民在长期剥削压迫下奋起而击的同时，自身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角度均发生了变迁，当其他乡土文学作家依旧沉浸在对农民和农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述中时，柳青以极轻快的步伐迈入了无产阶级文学叙述阵营，审视农村、农民的俯瞰目光转为平视，作品多以发现乡村与农民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反映农村工作的具体现实问题为主，在传统农村题材小说的窠臼中破茧而出，实现了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文学的全面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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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大革命时代到民族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整个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都处于时代激荡的水深火热之中，作家们在革命队伍中经历了长期的磨砺与锻炼后，自身的成长经历打上了现代革命的深深烙印。建国初期身处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大潮中，作家们倾尽热力投入其中，配合运动深信不疑地从事文学创作，这种创作姿态本就难以拉开与历史事实的距离，被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裹挟和驱使，作家们失去冷静客观的理智审视，而站在既定的价值本位立场（即运动的决策者之价值立场）上去观察，自然无法将这一历史运动以开放多元的视角去剖析、引入文学领域，最终陷入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窠臼。加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无从汲取经验和教训，很难运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对其做出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审视与见解，因而在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缺憾，即便柳青个人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代表性，但仍旧难以摆脱时代和个人的双重局限性。纵观柳青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感慨其文学史价值意义的同时，不得不注意到他文学创作的缺憾：
（一）人物形象的单一性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在毛泽东《讲话》理论的指导下，一直以来被定义为“工农兵文学”，但悉心研究便会发现，工人形象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塑造与诠释，更多的则是农民和农村题材创作，这与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落后程度有关，更与大多数作家的农民身份和农村生活经验不可分割。与工业生活的先天性隔膜，给作家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素材的储备上带来难以跨越的鸿沟，故而文学史上多以农村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小说为主导。柳青的小说创作中虽然在早期涉及到军民抗战题材，对革命战士形象有所勾勒，但这些人物形象均与农民有密切的关联性，可以称其为“农民战士”，马银贵、王得中和无数不知名农民的人物形象塑造，无一不在揭示农民在革命中的价值意义，“农民文学”的重要性在文学史中不言而喻。
（二）现实主义手法的琐碎性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柳青的影响深刻入骨，作为他文学道路的有力辅助，崇尚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法绕过的缺憾。《种谷记》等作品中，作家对于陕北小村庄的农人、农事的描写详细而精确，原始、粗犷的黄土高原气息浓郁，是这部小说文学价值的最大体现，但过分真实的细节化叙述也是小说被诟病的所在：小说中部分人物和情节描写流于粗糙，材料尚保持粗坯原样而未经加工雕琢，对琐碎现象不厌其烦的描写，减弱了他对社会阶级矛盾和故事情节的深刻剖析，“作者服从于事实的情景，就显然超过了他服从于主题应有的积极性的展开” 。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