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七月”之前的中国新诗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生成的，新诗也是如此。新体诗孕育于晚清，作为早期“诗界革命”领袖的黄遵宪，其所做的“新体诗”已反映出诗歌的变革趋向，他们反对充斥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主张反映新时代的新思想，而直至梁启超的大肆宣扬，这种重新看待诗歌的认识才得已受到更多人的共鸣。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这股暗涌并没有终结，而是乘着“五四”的旋风又卷土重来。
若从新文化运动数起，到 1937 年《七月》创刊为止，那么在“七月”之前，中国新诗就已发展了二十年左右。这期间，新诗从幼稚走向成熟，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发展，而这些成果为“七月诗派”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这不同阶段的新诗样态自然就变成了“七月诗派”汲取养分和开拓新知的优渥土壤，所以在论述“七月诗派”之前就有必要对这“土壤”作下背景简述。
一、“七月”之前的中国新诗
需要强调的是，本节论及的中国新诗，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中国现代白话诗歌。故要剥离出“七月诗人”汲取的养分，就需要捋清中国新诗在各个时期所展现出的时代特征和诗艺追求。故在本节，笔者将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及群体、诗歌作品及理论等进行简要的叙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是新诗无可争辩的开拓者。他发表于 1920 年的《尝试集》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即第一部新诗集。虽然在其中还处处遗留有旧体诗的痕迹，但无疑的是，它开启了言文的合一，促使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过渡。“胡适的时代”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学（包括现代诗歌）的话语转换，白话文成功取代了文言文。此后，新诗的集大成者郭沫若于 1921 年发表的新诗集《女神》把中国新诗从“模仿自然”的初级阶段提升到了“表现自我”的新高度。其所创“女神体”之新诗体式，达到了情感和诗体（形式）的“双重解放”。他的诗歌用丰富的想象凸显诗人的主体形象，用极端自由的诗体辅助情感的渲染。
二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的群体性特征开始显现，最为瞩目的当数新月派（即新格律诗派），这个群体组建了自己的阵地《新月》、《诗刊》。新月派诗人既排斥自由体诗歌的散漫又拒绝情感的铺排，极力倡导新诗形式的格律化和情感的节制，这是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对新诗的自身形式建设所做的尝试。此外，这还是一个与“七月诗派”有着相似生态特征的诗人群体，都有相近的志趣、共同的阵地，对它进行分析必然能够映射出对“七月诗派”的相关剖析。三十年代初，出现了两大诗歌阵营，一个是有着革命功利主义倾向的中国诗歌会，另一个是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现代诗派。前者紧随革命，强调诗歌的时代精神，关注现实社会和大众生活，先后开展有诗歌大众化、歌谣化运动；后者秉承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汲取象征主义的基础上，极力张扬个人化情绪的诗歌审美追求。这两个诗歌团体对于“七月诗派”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诗歌会的部分主张则直接被“七月诗派”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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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月诗派”的引路人
既然本篇论文的题目定为“早期‘七月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期刊史料为中心”，那么在下文的论述中，必然会把报刊史料作为谋篇布局的中心，这就必然要对“七月诗派”的早期阵地《七月》进行梳理。而《七月》的创刊者及编辑自然就成了“七月诗派”的引路人，这个引路人就是胡风。
胡风不仅是位诗人、理论家，还是位资深的编辑。在创办《七月》之前，他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曾先后参与主编过《国民日报》副刊（1927）、《文学生活》（1933）、《木屑文丛》（1935）、《海燕》（1936）及《工作丛刊》（1937），这些刊物的编辑活动都为后来胡风开创《七月》的良好局面奠定了基础。我们深悉，编辑风格必然是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而对于胡风这样一个身兼多角的人来说，这种表现就更为明显。这在其前期的编辑生涯里就初见弥端，胡风早期编刊侧重的多是小说、散文、杂文和少许译文，诗歌所占的分量较小，登载的多是表达胡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及对改变现状的期盼，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些反帝反封、揭露社会黑暗及传播革命思想的作品。随着早年办刊经验及文艺思想的成熟，胡风将这种现实关怀精神彻底付诸在了《七月》上，这也成为了筛选和指导撰稿作家的重要准则。
对于办刊《七月》的初衷，胡风曾回忆道：“抗战开始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当时上海原有的一些刊物的主办人都认为现在打仗了，大家没有心思看书，用不着文艺刊物了，所以大家都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喊》，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我认为这很不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因此，我就和朋友们凑了几个钱，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这就是《七月》创办时的情况和办《七月》的主要宗旨。”然而，这只是促使胡风办刊的直接原因，我们还能找到更深层次的激发因素，那就是通过早年的办刊经历胡风已经深刻认识到文学编辑活动对于启迪国家民族的觉醒和振兴所具有的强大推动力，这是与荷枪实弹相对应的思想意识战场，对此胡风有明确的认知，“一开始（《七月》创刊）我们就相信民族革命战争不会也不能抛弃文化工作，战争将使文化更被提高，更被普及，而文化底提高和普及将同时提高战争，使它得到最后胜利底保证，使民族革命底任务（新中国底诞生）能够在最短限度的痛苦过程中得到完成。”这也许就是胡风矢志不渝地推进办刊工作的出发点。然而，《七月》的办刊之路是艰难的，在历时四年的生涯里，有近一年的停刊时间，其中在 1939 年 7 月重庆复刊时，胡风在《编完小记》中还郑重地回答了自己为什么坚持办刊，“好心的友人给过了忠告‘《七月》在挣扎的时候，文艺活动还很消沉，现在不同了，阵势堂堂的刊物继续出现，没有再为一个小刊物费劲力气的必要。’这好心曾经使我们在困难中动摇过，然而，每当一看到敌国的文艺杂志或综合杂志的文艺栏被鼓励侵略战争的‘作品’所泛滥了现象的时候，总不免有一种不安之感……就文艺活动和现实内容的丰富的对照上说，不是还没有达到万花缭乱，多一朵少一朵都毫无关系的地步上？所以我们还是复刊了。”正是这份坚持，这份奉献，使得胡风的付出没有白费，当时的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曾说：“中国那时的刊物谁都比不过胡风，胡风的刊物编辑得最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完整的对文学的观点、美学追求，而且政治上也不糊涂，是革命的，符合人类进步思想。”《七月》在这种愿景之下，不负众望，不但赢得了名望，还为民族革命斗争培育出了一支战斗的队伍，那就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七月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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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期刊：“七月诗派”形成的场域
一、期刊与文学流派的共生互动关系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念中，“文学场”作为其中的一个“子场域”，只是“场域”系统的一个概念性分支，与政治场、经济场等“场域”并列。尽管它在大的“权力场域”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它所具有的相对独立自由的属性使得它又拥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 20 世纪后中国这个大的环境里，“文学场域”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场域”的干涉甚至控制，再加之来自“文学场”内部的权力争夺，在这些不同类型“场域”共同作用下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面。“文学场域”在近来的研究中渐显了另一条新的路子，即融入多种交叉学科进行研究。显而易见，期刊和文学流派是这个“文学场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关系的考察不但能够填补文学流派生成的外源性研究空白，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帮助我们全面综合观照文学流派复杂的形成过程。
一般而论，对于成熟的流派，拥有一个能够代表自我属性的期刊则成为这个流派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给人们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媒介，更是一个“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着相近文学诉求的作家汇聚成一个稳定的“文人集团”（文学流派）。这个空间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于它与生俱来的某种属性，即同时拥有对自身成员的约束性、保护性和对外在人群的排他性、攻击性。这种约束性主要表现在本“集团”内部人员所发表的作品必须符合其成员一致的思想倾向；而保护性则略明显，内部成员会不自觉组成一个“同盟”性质的阵营来共同抵御来自集团外的“攻击”。同样，对于流派而言，排他性则和保护性是相一致的，保护内部成员的同时也在履行排他性的职责。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现象，例如在左翼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之间、京派与海派之间的争战等等。这些论争无不是在抗衡那些干涉自我“集团”文艺观的“挑衅”行为。当然，文学论争，有时候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促使了百家争鸣，整合了思想体系，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有深远的影响。
作品必须符合其成员一致的思想倾向；而保护性则略明显，内部成员会不自觉组成一个“同盟”性质的阵营来共同抵御来自集团外的“攻击”。同样，对于流派而言，排他性则和保护性是相一致的，保护内部成员的同时也在履行排他性的职责。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现象，例如在左翼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之间、京派与海派之间的争战等等。这些论争无不是在抗衡那些干涉自我“集团”文艺观的“挑衅”行为。当然，文学论争，有时候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促使了百家争鸣，整合了思想体系，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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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月》：“七月诗派”的摇篮
“七·七事变”后，胡风迅速筹建了文艺刊物《七月》。在这个刊物上，出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为诗而生，为诗而死。他们是一群年轻的生力军，为祖国的明天奔走号召，放声高歌，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作“七月诗派”。
虽然他们十之八九是初登诗坛的年轻人，但《七月》却用她博大的胸襟、独具的眼光接纳了他们，这些年轻诗人将他们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献给了《七月》，他们在成就《七月》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俨然《七月》便是“七月诗派”的摇篮。
（一）《七月》与“七月诗派”
1937 年 9 月 11 日，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于上海创办《七月》周刊，受时局影响，《七月》先后迁移至汉口、重庆等地。除编印地点多次变迁外，《七月》也先后改为半月刊、月刊和不定刊，持续到 1941 年 9 月终刊为止，先后共发行六集三十二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文学期刊，所涉及的人群众多，创作类型多样，其中尤以诗歌的成就最高。所谓“七月诗派”，用绿原的话说，“就是从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到划时代的 1949年这段艰苦岁月以内，环绕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希望》这两个美学立场坚定、创作性格鲜明的大型刊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⑦
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来观照这个流派时,尽管对它的许多见解皆在刻意规避曾经的政治解读，但在力图矫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这两种存在偏差的阐释都有失客观性，对这个流派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这就要求我们严格恪守当时他们所共同耕耘的“园地”——《七月》及其它相关期刊及主编胡风与“七月诗人”或“七月诗人”之间的通信往来和新时期部分诗人的回忆性书目文章来查寻。在做这些整理汇总工作的同时，也要切忌妄下断语，用锐利的眼光对过去繁杂的评论进行筛选。
还是先来看下“七月诗派”的中坚绿原后来的回忆：“作为一个流派，‘七月诗派’在创作实践和文艺见解上自然有其共同点，但也只是一种松散的思想上的结合，决没有什么组织、纲领之类，像后来的批判者们所设想的那样。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流派，也没有存心结成一个流派，更没有自称过‘七月诗派’。”⑧后期“七月诗派”代表人物牛汉也曾回忆：“他们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界观、美学观、创作方法上互相吸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渐渐形成艺术志趣大体上相近的一个作者群，客观上形成为一个流派。”⑨透过这些回忆，我们得知，所有当事人对这个客观上正在形成的诗歌流派持的是一种无所知的认识。当然，这个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从这个逻辑出发，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七月诗派”是后天建构的。至于它是出自何类人的建构则另当别论，来自文学史家、批评家或是政治家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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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七月诗派”的早期样态 ......... 15
一、《七月》与诗人群体 ............. 15
二、《七月》与诗歌创作 ........... 19
三、《七月》与“诗派”风格 .............. 23
第三章 “七月诗派”的早期样态
对于“七月诗人”而言，就像绿原说的那样，在那个年代他们从没自称过“七月诗派”。然而，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自称过，并不能代表客观上的不存在。他们创作倾向的一致性及与《七月》的关系，已经不自觉地使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接下来，在立足《七月》的前提下，笔者搜集汇总了“七月诗派”在早期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人员往来及创作情况，力图通过这些人事的爬梳来还原这个流派的前期风貌和总体特征。
一、《七月》与诗人群体
《七月》的编辑部是由胡风一人撑起来的，他承担了组稿、阅稿、退稿、选编、送审和跑印刷厂等繁重的工作。绿原就曾回忆收到退稿时的情况：“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刊物《七月》竟没有一个编辑部，连退稿信都要主编动手来写。”这除了说明当时的艰苦条件外，更反映了胡风对《七月》所付出的艰辛和心血。所以说，聚焦《七月》与“七月诗派”的关系，主要就是考察胡风与这个诗人群体之间的联系与交往。
胡风在《四年读诗小记》中已明确提到，在《七月》上共发表作品的诗人有 39 位。笔者对此还专门做了个统计，这个数字是确实的，分别是胡风、艾青、田间、彭燕郊、侯唯动、萧军、孙钿、鲁藜、邹荻帆、庄涌、天蓝、钟萱、S.M.、方然、杜谷、艾漠、马希良、苏金伞、蓬麦哲、倪受乾、袁勃、林梢、辛克、雷蒙、史螺、史轮、红粮、芸、丹辉、方冰、徐明、李又然、白莎、罗冈、鲁莎、艾烽、山莓及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绿川英子。
尽管在《七月》上发表作品的诗人很多，但并非仅凭发表诗作，便就将其归为“七月诗派”。对于“七月诗派”诗人的归类虽然没有公开的明文的规定，但对他们的划分却也是有迹可循的。它要求作为个体的诗人创作倾向要绝对服从于整个“诗群”及刊物所导向的方向，要遵从这个不成文的隐性的规约。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一些现象呢？为何不曾在《七月》上发表诗作的绿原在前期就被归为“七月诗派”，而萧军、鹿地亘有诗发表于《七月》，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看作是“七月诗人”呢？对于这种“诗人辨析”，叶德浴在《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一书中就进行过划分，吴子敏更是在《论“七月”流派》中提到：“有些即使最早是在《七月》上发表了少数具有相似倾向作品的‘初来者’，而日后却在风格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也不应再视为‘七月流派’之内的。”既然对“七月派”成员的界定缺乏权威性的认识。那么，本文在论述前期“七月诗派”时，尽量以曾在《七月》上发表诗作且在当时影响较大的诗人为主，再结合《七月诗丛》（第一辑）的出版情况及其主要诗人回忆的那些被公认的“七月诗人”，而对具体诗人的选择不作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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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期刊史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来探讨早期“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构思论文的初衷是想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文学生态。然而由于认识欠缺及能力有限，所述尚有诸多不够完备之处。
本论文的选题是在阅读部分与“七月诗派”相关的研究著作后确定的。笔者发现，学界对这一诗派的分析多是从一些经典论断向前追述以寻求支撑点，这种分析方法有主题先行之嫌，看似合情合理的论述，其实并没有如实客观反映这个流派形成时的复杂性。考虑到这个诗派与期刊的紧密关系，尤其是与《七月》及《希望》，所以希望从期刊角度出发来探索早期“七月诗派”是如何依托核心杂志形成，以及文学流派与期刊杂志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笔者限于时间、精力，史料支撑尚显不足，导致很多论述有待深入。
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做了部分史料的汇总工作。然而在汇总过程中发现，期刊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期刊作为文学的载体承担着记录和传播的功效，也代表着文学发生时的最初形态。通过期刊研究，我们方能接近“七月诗派”的原始面貌。其实，这种探寻方式还可用在思潮引入、文学论争及文学史的撰写上。笔者坚信，只有通过第一手的资料才能看清这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是是非非。
本文在整体上以还原历史为主要目的，在后期的提炼中曾极力避免主题先行的弊病，但由于笔者力所不逮，恐也有所不免。总之，本论文的出发点是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读者还原一个诗派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希望笔者所汇总的部分史料能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微薄的帮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