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小说叙事话语范式探析

第一章 文化重镀：寻根小说的认知范式

第一节 寻根之喜——呼唤与追寻
民族传统文化是寻根作家们反思的对象，也是其写作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其中固然有对民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反思和探寻，这早已成为新文学的创作使命和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元素如积极自由的生活态度、鲜活的生命意识等，同样会成为新时期的寻根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寻根目标。我们从汪曾祺笔下江南文化的随性自然，李杭育笔下的吴越文化中不愿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自由追求，莫言笔下的高粱地里恣意奔放的生命等，不难看到作家们这种正面的文化寻根取向和基本态度。当然，这样的文化元素也免不了有背对阳光的一面，自由追求的“天马行空”与“种的退化“的担忧往往是联结在一起的。但寻根小说家们在这种探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层次认知及其艺术展现的个性特色，还是颇能给人以文化反思的启迪的。
一、 诗意生活，追求自由，奔放生命
寻根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根，这一文学思潮本身就令当时的文坛乃至全社会所瞩目，而这种寻根如果仅仅是探寻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及其“劣根性”的话，那也许会让人们更多地认为它只不过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承续和对接，但当寻根小说作家们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发现和探寻到的是诗意的温情，是民族文化所孕育的自然的和谐情趣以及健康的人性人情，这时人们大概更要对寻根小说刮目相看了。究其实，不少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就首先在这方面出手不凡，如汪曾祺、李杭育、莫言等就是这方面的“寻根”实践者。
汪曾祺曾是一位少年得志的作家，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新的历史时期的适宜环境以及他那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知，赋予了他独特的写作视角，让他在步入老年之后，在那个书写时代主流话语的环境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脱颖而出。他说他赶上了好时候，因为他曾经一直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他可以比较贴切地观察生活，又可以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①饱经沧桑之后恢复的平静恬淡的心境也使他的小说中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场面，也没有大喜大悲的人物情感，生活，就在平平淡淡的叙述中，被审美化、被艺术化。就是风土民俗的描写，也充满着诗情画意，给人一种温馨和谐的感觉。正如《受戒》的结尾写道：“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芦苇、浮萍、水鸟，这些司空见惯的景色，在作者简单细致的语言、朴实的比喻中，像一幅缓缓开启的画卷。它们在这里惬意生活，装扮自然，给主人公、给读者以温馨和舒适的感受。同样，大淖（《大淖记事》）的春夏秋冬也美不胜收。春暖时长出紫红色的芦牙和灰绿色的蒌蒿，一片翠绿；夏天它们在微风中吐穗，点头；秋天它们去装饰屋顶；冬天残雪在沙洲上堆积。这样把四季写进芦苇和蒌蒿，衬托的刚好是大淖人看似平常却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同样，在李杭育那里，一条江，三三两两的村庄，葛川江的故事就这样展开。这是一个还保留着古风和小调的地方，也是一个有着现代文明吹拂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古朴却又傻气，善良却又愚昧，他们对葛川江有着爱和忠诚，他们的悲痛和欢喜都随着葛川江而缓缓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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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失根之痛——批判与反思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加以反思和批判，也许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属于一种较强的声音，而 1980 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生成的背景，恰恰就有这样一种文化因素，即刚刚过去的那一段政治狂潮给国民造成的心灵重创，这样，寻根文学作家更能由此而敏锐地察觉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和封建性，特别是其在现代意识和现代文明比照下的可憎面目。对于作家们的这种文化寻根中的痛心及其随之而来的批判意识，读者是不难理解的。同时，当时的寻根派作家其实往往是陷入两难境地的，正如李杭育所说：“一方面，很清楚的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有多么糟糕，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随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探寻越来越深入，他们还是勇敢地举起文化批判的大旗，做着文化反思的工作，如揭示由封闭和贫瘠衍生的社会悲剧，批判某种心灵深处隐藏的自私、奴性和愚昧等，其目的同样是想重新镀亮那个民族的自我，为民族文化重建扫清道路。这样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深刻表达了寻根作家们的“失根”之痛。
一、传统糟粕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是一个地域甚至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但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或强或弱地束缚着人们的认知和民族的发展，甚至直接造成类似于某段历史时期的荒唐所带来的文化失落现象。作家郑义就曾以太行山为背景，在其青春和理想的瘠土中，而回顾和思考着那源远流长的文化糟粕，同时也以某种激情的冲动，去“写他们这一代人为了土地和自由的英勇战斗，写他们的艰辛劳作，写他们被扭曲的爱情。”①一直以来，郑义都崇尚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他觉得“文学就应该把一掬浮着草叶、羊粪蛋、泥沙的黄河水捧到人们的面前：别怕，尝尝吧，这就是生活！”郑义的《远村》和《老井》正是因为这样的写实记录，才使得对传统糟粕文化的批判更加彻底和振聋发聩。他写太行山的夏夜，缀着露珠儿，浮着雾霭，天地安谧而朦胧；也写太行山的土地分散, 东一瓢西一碗地挂在山峁上；他记录“老井无井渴死牛, 十年九旱水如油”（《远村》），太行山是真正的“土瘠民贫，民俗古朴”。贫瘠干旱的太行山给山区人民带来了不尽的辛酸和苦难。杨万牛，一个抗美援朝的英雄，回到这个落后的山村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只能在赶羊群和敲酸枣时表现他惊人的准确性；番成子，虎彪彪的后生，因为土地里实在刨不出半分彩礼，只能让青梅竹马的英子苦苦等待，差点就变成了另一个杨万牛和叶叶的凄美爱情故事。在这里，出于种种无奈和穷苦，“拉边套”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罪孽，人们都能给予善良的同情。可是杨万牛的边套拉了二十年，其中有天大的委屈和百般煎熬也不能放弃，他爱这个待他比对待自己还要好的女人；而叶叶这个漂亮善良的女孩，也因为贫困而只能接受“豆腐换亲”的悲剧，然后把自己的心分为三瓣，一瓣给四奎，一瓣给孩子，一瓣给杨万牛。一个水灵通透的姑娘，一个把山歌唱到极致的百灵鸟，为生活和感情所羁绊，最后死在快要坍塌的窑洞里。显然，作家在关于“换亲”、“拉边套”文化习俗的描述中，融注着一种痛彻的文化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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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兼收并蓄：寻根小说的讲述范式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现代派叙事方式
寻根小说的现代性一直是文学批评中颇有争议的话题。毋庸置疑，寻根小说的创作肯定对西方现代主义有过借鉴和灵活运用，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让寻根作家们看到了创作的生机和活力，他们积极学习，并在肥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一次次实践，希望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文学意象是中西方文论里关于文学形象审美形态的一种综合表达，象征、隐喻是中西方作家普遍运用的写作手法，他们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在寻求和讲述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化的根”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的魔幻现实主义
与其说寻根作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被一些关于少数民族书写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弘扬本土印第安文化所吸引。这种具有现代派特性又融汇着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的写作方式，让中国作家找到了新的创作范式。他们纷纷表态：“‘寻根派’小说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的突出表现；在各个领域里鼎力鼓吹和张扬‘寻根’意识的，出乎意料地竟然都是最先锋最新派的人士，其中秘密就在于这些新派人物对西方现代主义打量一番后，不期然都得出了一个结论：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都推崇福克纳似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开始以独特的东方文化这一根基为实验，去辛勤耕作寻根文学的园地。郑万隆说：“我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是的，在他的异乡异闻系列作品中，他做到了。他写妈妈总是对着老马插三炷香，双手合十，嘴里咕噜咕噜说个不停；叱咤风云的陈三脚来无影去无踪，却有着一个跟他一样勇敢英雄的刘三泰为他延续生命；那一直在山顶的黄烟使周围的生态环境恶化，也因为当地的迷信，吞噬了很多条无辜的生命；申肯和老熊都是嘞嘞山上的精灵。也只有山林这样独特的地理优势，才能衍生出这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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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多样性与灵活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指文本中各事件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任何一个系统的个别成分或单位，只有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叙事结构来认知隐藏在叙事作品后的实际内容和情感。相对于其他的文学思潮，寻根小说最突出的转变是远离了此前的宏大叙事，也不再被主流话语所束缚，它开始由记录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文化习俗的探寻和书写，由对社会人的描写转向对文化人的描写，寻根小说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思维，崇尚的是文化体态的多样性。他们用古体小说和散文体小说的叙事结构来对生活常态进行散淡化叙述；他们也注重文化之“根”的神秘性和合理的文学想象，采用感觉化叙事结构来加以表达。
一、 生活常态与散淡化叙事结构
当寻根作家不再被主流意识所左右时，他们的叙事方式也就少有那种宏伟和严肃的结构，而多是随兴所至，与日常生活的随意相得益彰。阿城、贾平凹、汪曾祺他们都是散文体小说写作的提倡和实践者，也是诗意散淡生活的追求者，形诸于他们笔端的，主要是散淡化的叙事结构。
王蒙这样评价阿城的小说：“我好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文体，这样的叙事风格了。”阿城的小说几乎通篇都是叙述，平铺直叙，并且每到叙述的高潮就戛然而止，一片寂静，他抛弃了传统的一波三折的情节结构方式，有意隐藏人物的内心冲突，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阅读效果。所以季红真赞扬道：“在这一片纷纭繁荣的气象中，阿城小说却以朴素的故事和比故事更朴素的叙述方式，开出了一篇美学新地，争得广大的读者群，这是极不容易的。”
阿城的叙事能达到如此高度，和他一直仰慕并从事散文体小说的写作息息相关。他八十年代的寻根作品就很好地表现出散文体小说的优势和特征。它在句子的节奏、句调、视角方面都有独特之处，特别是散淡化的叙事结构最让人称赞。他用淡化情节的讲述方式，委婉表达了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冲撞时的困惑。“三王”的故事都简明扼要，作家就像一个说书人，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有条不紊地来转述。他用一幅幅细小的生活场景结构成一幅巨大的社会图景，来揭示或者调侃生活、人性。阿城的作品没有高潮，就连写到王一生和九名对手对峙棋局时也是安安静静地一句接着一句讲述，丝毫没有情感激动的表示。他知道：“激动的是读者，而不是我。”阿城小说在结构上的粗放，和在描写上的精细相辅相成。他写到王一生吃饭时：“吃的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添完筷子，还要把开水冲饭盒的油花吸尽。王一生下棋时，“姿势一直没有变，仍旧双手扶膝，眼平视，像眺望着远方，又像盯着极近极近的近处”。就这么寥寥几笔，我们就可以看出王一生对吃和下棋的虔诚、精细、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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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雅俗共赏：寻根小说的语体范式 ...................... 40
第一节 文字雅致与文学审丑并存 ..................... 40
第二节 寻根态度与浓淡相宜的语言 ............... 43
结语 ........................ 48

第三章 雅俗共赏：寻根小说的语体范式

第一节 文字雅致与文学审丑并存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②这是对文学语言演变的一种描述。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只有具有文雅特点的语言才能登上艺术的殿堂，即使那些源于民间的原生态的乡野语言，也要经过深度修饰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层次。但是在寻根小说的创作中，由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独特性，那些看似粗俗、审丑的语言也堂而皇之地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并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接受。当然，寻根文学中的审丑现象也不仅仅表现在文字鄙俗不堪上，更多的是表现对所寻之根的丑陋的精神面貌的揭露和批判。
贾平凹在他商州系列中，坚持采用亦文亦白、凝重古朴的语言，这不仅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和商州地区生活的秦文化和楚文化因素相得益彰。他的小说语言的总体特征倾向于柔和典雅：色彩柔和、情调缠绵、遣词清丽、句式严整，一种静态的美。比如他写《桃冲》的洞穴：“洞大可容数百人，视之莹光如瑶室，石壁间乳脂结长数尺，如狮而踞，如牛而卧，又有小如翎眼、薄如蝉翼的东西散布，象是飞霜在林木上。再往下，竟有了水池，水中石头皆软，拣出则坚，击之，皆成钟声。如此绝妙，逗人兴趣。”写高筑在峰顶的古堡，沿巉巉的崖脚直垒而上，临风则数人推之不动，日里发黝黑漆光，已是百年物事。当然，文字的雅致也和他所宣扬的传统优秀文化息息相关。《古堡》中的道长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处不在运动中，阴阳相克，矛盾互制，质中有量，量中有质，其变化万端又无穷无尽，这便是道。”莫言也擅长于运用民间语言，但他和贾平凹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其语言风格也有明显差异。莫言最出彩的语言当然要数乡间民语，有粗犷也有粗鄙，有坦率也有野气，这是契合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的，也契合作家的心境，也是生命力自然张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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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化寻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让我和很多研究者一样，希望以更开放的视野，从更新颖的角度，在更宏阔的层面上去解读寻根小说。但谈何容易，文化、文化寻根、寻根文学，一个个话题都是那么内涵丰富和深奥，却又是论文写作中难以避开的。不仅如此，我是以“叙事话语范式”作为我的论文框架的，而这一理论命题本身的理论容量，及其在方法论层面上对文学创作发展规律性的总结的要求，对我来说也是颇大的难题。同时，研究寻根小说，所涉及的作品也浩如烟海，当年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在这一寻根思潮中大显身手。虽然我力求自己的阅读尽可能全面，分析尽可能深入、细致，但这些作品本身也往往是有解读的难度的，在文学史上，在著名学者那里，见仁见智的现象也是一直存在着的。不管怎样，我以一个初学者的有限水平，从其认知、讲述、语体范式方面，对寻根小说及其文化寻根思潮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其中，将这一文学流派中的不同类型的作家串联起来，寻求他们的个性与共性，分析这些看似独立其实却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的创作实践，这样的探讨恰好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如正文中所述，文化寻根思潮的特征和成就，不仅仅取决于其所寻之“根”之优劣，更取决于寻根小说作家自身的文化修养、文化态度、以及对“根”的理解。有些作家，例如贾平凹，郑万隆，他们发现自身所处地域文化的优势，但是当他们置身于都市中时，他们在城乡文化的差异中发现都市文化的各种弊端，包括它们对地域文化的侵蚀，所以作家们急切希望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以达到重造民族品德和民族精神的目的。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让很多作家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叙事和语言方面加以借鉴和运用。如以莫言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解读民族文化神秘性所采用的现代性叙事方式：象征、隐喻、意象等；也有些作家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心态渐渐趋于平和，他们善于从古代小说中取法，不仅表现在内容上的散淡自然，也表现在叙事和语言上，汪曾祺和阿城、张承志等，便是这类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关于寻根小说的语言的研究，历来是一个相对较弱的环节，但是它的独特成就，它对寻根小说的认知和讲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又的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这也是本篇论文的一个小小的创新点。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以及自身能力的不足，这也是文章写作的难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