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视域下的当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

1 当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历史性演进

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因此文学作品写什么人，如何写人，一直是文学理论家们讨论的焦点，同时也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探索的方向。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均有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或单一或多样的人物形象塑造理论来影响或干预文学创作。下面本文将以主体性理论为主线，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演进过程加以阐释。

1.1 主体性的被压抑：人物类型的严格规范化
1942 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规定了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文学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具有了明确的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政治功能也丝毫没有减弱，因此，“十七年”文学也总是被加上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前缀，尽管进入新时期后许多学者为其正名，指出其重要文学史意义与存在价值，但是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政治对文学的压抑与管制确实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必须正视其特殊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对其进行梳理、阐释。
1.1.1 “工农兵”的主体地位
1942 年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中去，以工农兵为书写的主体。自此，工农兵作为文学创作的形象主体与预设的接受主体的地位确立，并持续了三十余年。
自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便在解放区得到有力贯彻，在国统区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在《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涌现出众多以工农兵为形象主体的文学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解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的主人公或正面人物也均为工农兵大众，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塑造了小二黑和小芹两个争取婚姻自由的新型农民形象，批判了农村的封建落后思想，揭露了地主恶霸的丑陋嘴脸。《暴风骤雨》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典型农民形象，其中郭全海更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审美想象的理想的农民形象，他有理想有追求且品质高尚，从他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后来社会主义文学中典型人物的全部品质。可以说，解放区的作家此时都在主动或被动进行着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构，在《讲话》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的“工农兵”化日益深入，甚至最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一些作家由于作品中透露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绪，遭到批判甚至是政治迫害，作家作为被压抑着主体性的创作主体来进行文学叙事，完成身份及创作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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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体性的丧失：人物形象的极致样板化
从《讲话》提出文艺创作中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到“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概念的出现，直至发展为文革时期的“主要英雄人物”论，可以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论逐渐窄化，由此产生的人物形象也渐趋概念化、“扁形”化。从《讲话》到“文革”前，虽然强调文学创作中工农兵的主体地位，但众多文艺领导者也指出允许写其他类型的人物，只是不能作为主要对象，然而从“文革”开始，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上升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四人帮”明确指出只有写工农兵才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是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成果。至此，主流政治话语全面控制了文学的形象表现，复杂人物形象被逐出文学舞台，样板化的英雄塑造理论及“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以政治为依托，将文学的主体性完全剥夺。
1.2.1 “神化”的英雄样板
1966 年江青和林彪配合密谋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炉可以说是文艺界深重灾难的开始，《纪要》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把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上升到“根本任务”的高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文艺作品甚至是文艺理论家、作家进行评判。文艺不但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而且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十七年”时期虽然强调写正面的英雄人物，但是仍然有主流声音指出写英雄不应脱离现实，典型化不等于理想化等原则。然而到“文革”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正如谢冕先生概括的那样，文革的创作模式“保证如何使活生生的人离开人的自由的本性，而变为僵死的、没有活人气味的神”。
“根本任务论”贯穿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核心标准。自“根本任务论”提出后，众多理论家、作家发文支持，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大力践行，可以说当时众多文艺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都是对此理论的图解。《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山川呼啸》中的柳春旺、《东风浩荡》中的刘志刚、《牛田洋》中的赵志海、《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特别观众》中的季长春等等，都是高大、英勇、完全没有人性弱点与私心杂念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些形象得到主流话语的充分肯定并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样板大力宣扬，导致“文革”时期这种被神化的“英雄”几乎存在于每一部文学作品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根本任务论”的操控下有了成熟的模式，英雄人物被“尽量拔高，尽量理想化，最终将人物身上的‘人性’置换为‘神性’，使人物变成通体透亮的人造的‘神’”。他们不再是具有单纯的人的属性的英雄，而是成为被寄予着政治理想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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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对形象主体的影响与生成

刘再复先生在《论文学主体性》中提出文学的主体性包括创造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三个重要部分，并具体阐释了其概念内涵，所谓“创作主体”主要是指“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所谓“对象主体”是指“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写成玩物与偶像”；“接受主体”是指“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状态均会对形象主体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本章将分两个部分对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对形象主体的影响与生成进行论述。

2.1 创造主体对形象主体的内部生成
作家主体性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其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作家在主体性受压的情况下，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多呈现出思想性大于形象性的特质，而主体性扩张之时，人物形象则会出现“形象”本身大于其思想内涵的状况，只有当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最大显现。下面我们将对作家在主体受压、主体扩张与主体间性的不同状态下所创造出的形象主体的不同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2.1.1 主体受压：思想大于形象
“任何文学创作首先必须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向度”，创作主体只有在独立自由的精神世界中，才能更好地发挥主体力量，实现主体追求，创造出极具审美价值的文学形象。如果作家的主体性受到压制甚至是失落，被迫或主动从外加的概念出发进行文学创造，那么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也必然得不到充分发挥，由此而来的人物形象也必然成为阐释概念或满足欲望的符号，其身上被附加的意义内涵也将远远大于艺术形象本身的价值。导致主体受压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政治的劫持、物质的诱惑与自我的欲望三个方面。
政治对文学的管制，文学对政治的依附自古有之，但是在当代却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十七年”与“文革”时期。1949 年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作家也开始在新的社会洪流中寻求新的信仰与自我认同，这种“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众多作家或者被迫放弃个人的艺术追求，为寻求新社会的认可而按照主流思想要求进行创作，把作品当作立世的护身符和社会通行证；或者主动向政治妥协，成为摇旗呐喊的先锋；或者是无意识受压，即以狂热的姿态投身政治之中，把文学当做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无论是被动放弃文学的个性化追求还是主动迎合政治需求的行为，其实质均是作为一个作家主体性的失落。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是《讲话》精神的产物，作者通过塑造主人公郭全海这一出身贫寒，但品德高尚、英勇无私的英雄形象，完成了向主流话语的靠拢。郭全海这一形象的塑造并不是根据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将表现内容的需要放到绝对重要的位置，像郭全海这样根据真实人物原型加以虚构美化而成的人物形象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大量存在，他们身上被赋予的思想内涵远远大于其作为艺术形象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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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接受主体与形象主体的外部生成
不仅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会对形象主体的生成产生影响，作为接受对象的读者主体性的强弱也同样影响着形象主体的生成，并且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与认知价值的不同也吸引着不同的接受对象群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同的历史阶段，接受主体与形象主体的相互作用模式也不尽相同。“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接受对象被政治力量强制限定为工农兵大众，这种预设的接受群体使得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陷入概念化、模式化框架，新时期以来随着接受对象主体性的回归及层次的多元化，人物形象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接受主体的主体性不断扩张，人物形象的主体性则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2.2.1 预设的接受主体与模式化的形象主体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接受主体对形象主体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接受主体的反应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 50-70 年代的文学活动中接受主体与形象主体的关系比较复杂，“读者的反应对文学方向自然产生巨大影响；而文学方向的设计者和掌舵人也将文学规范普及到读者，改造他们的标准、趣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说“文革”与“十七年”时期，接受主体虽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其欣赏标准与趣味却是受到文学领导者的左右，因此接受主体也是在按照文学领导者的的设计发挥作用。本部分我们将预设的接受主体分为想象的接受主体与被构造出来的接受主体两部分进行论述。
想象的接受主体。自 1942 年延安《讲话》明确提出文学服务的对象为工农兵大众，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接受主体就已经被预设为工农兵阶级，但是文艺领导者所提出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却不是艺术情操的陶冶而是用文艺教育人民，改造人民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工农兵是作为文学领导阶层想象的主体而存在，而不是具有主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接受主体。按照刘再复先生所阐释的接受主体的概念内涵应该是“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而这一时期文艺界从根本上忽视了接受主体的主体性，把工农兵大众当作被动的反映者与受训物，在艺术接受过程中，他们非但没有从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由的、全面的、自由的人，反而变得更加简单、狭隘。文学作品被当作思想教育的教材，而人物形象则被视为代表正反阶级的典型，没有复杂的性格，更不可能有中间立场。就拿当时倡导的新的英雄人物来说，其塑造要求完全超越小说艺术层面，作为革命事业与社会生活中的榜样而存在，如这一时期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杨子荣、江姐、梁生宝、朱老忠、许云峰、李双双等等，他们作为想象的接受主体的榜样而存在，被寄予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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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物形象塑造嬗变的外部制约与内在动因 .......................... 29
3.1 人物形象塑造嬗变的外部制约 ....................... 29
3.1.1 时代特征的差异 ................... 29
4 主体性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反思 .................... 38
4.1 主体性的阙如与圆形人物的“缺席” .................. 38

4 主体性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反思

综观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理论的发展，发现其与文学的主体性强弱密切相关。主体性受压或失落，那么人物形象塑造也陷入模式化框囿之中，导致圆形人物的缺席；而文学回到自身发展轨道，主体性回归，那么人物形象塑造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文学创作领域具有极大审美价值的圆形人物大量产生。

4.1 主体性的阙如与圆形人物的“缺席”
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发展轨迹可以用马振方先生在福斯特基础上提出的小说人物形态的三种划分来概括：“十七年”时期的“尖形人物”、“文革”时期的“扁形人物”、新时期以来的“圆形人物”。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多属于“尖形人物”，即“虽有突出的尖端特征，但还融合着其它特征，构成独特、完整的性格；虽有不同程度的漫画化、类型化特点，却又有常人的心性、情态、生活血肉，是个活生生的人。”①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领域着力塑造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新的英雄人物形象基本都符合这一标准，他们身上都有英雄的突出特征，但是也有人性的挣扎，成长的过程，如梁生宝、朱老忠、林道静、杨子荣、李双双等便是突出代表。
“文革”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基本属于“扁形人物”，即“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②的形象，可以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其特征，极易辨认。文革时期几乎存在于每一部小说中的主要英雄形象都是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塑造，都可以用高大完美来概括其主要特征，这样的人物一眼就可以被读者认出，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山川呼啸》中的柳春旺、《东风浩荡》中的刘志刚、《牛田洋》中的赵志海、《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特别观众》中的季长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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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人物形象塑造是小说创作的核心，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按照纵向的时间发展顺序，以主体性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当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通过研究发现不同时代主体性的存在状态不同，人物形象塑造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特征。
“十七年”时期，由于政治对文学的管制，文学主体性处于严重的被压抑状态，作家必须在文学与政治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平衡，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必须坚持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必须遵循主要塑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呈现出类型化、 模式化倾向；“文革”时期，文学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根本任务论”成为文学创作的绝对准则，文学主体性被完全剥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必须严格遵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极致样板化模式，它们仿佛是工业生产线上的复制品，单一呆板；进入新时期，文学逐渐走出政治的牢笼，迎来了主体性的回归，人物形象塑造理论与文本实践均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众多具有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人物形象登上文学舞台，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理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然而 80年代末期特别是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文化包容程度的逐渐增强，文学对自由、自我的追求也变得空前强烈，这就导致了一些作家主体性的膨胀与扩张，他们以自由的名义拒绝赋予人物形象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人物形象呈现出严重的精神弱化趋势，审美价值大大减弱。
可以说中国当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发展历程与文学主体性的强弱得失密切相关。主体性受压或失落，人物形象塑造也会陷入类型化、模式化框囿之中；而主体性膨胀或扩张，便会导致人物形象精神的弱化与审美价值的减弱。只有当文学回归其自身发展轨道，主体性回归，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与形象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相互制约与作用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人物形象塑造才会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发展态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 为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为了能够塑造出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与人性力量的人物形象，必须遵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注重文学的主体间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