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女性书写新探

第一章陈忠实《白鹿原》女性书写的文本呈现

第一节“碎片和“群像”—《白鹿原》女性书写在叙事效果上的呈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讲述了这些女性各式各样的故事。那么，《白鹿原》的女性书写在叙事效果上有何显著特点呢？
一、《白鹿原》女性书写的篇章分布与篇幅比例（附表一）
正如附表一所呈现的，尽管女性人物众多，但在所费笔墨的比例上显然并非处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在笔墨的分布上，呈现出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的状态，从结构上看，则显得比较松散、琐屑、零碎，犹如“碎片”。
二、《白鹿原》女性书写对各种叙事手法的运用（附表二）
又如附表二所呈现的，在《白鹿原》所讲述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历史风云中，女性的故事尽管曲折、动人，但始终不是主导核心情节发展、牵动全局的“主线”——正因为这种“非主线”的叙事定位，令作者在处理女性故事时，时常必须打破顺时叙事、连贯叙事、以人系事等传统叙事常规，而代之以其它的叙事手段，如意识流、蒙太奇、侦探破案、时间之匣、命运预言等等。这样就在令女性故事获得生动表达的同时，保障了小说主线的清晰完整和结构的平衡稳定。但多种叙事技巧的频繁运用，也有其必然的“弊端”：“时间变形”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故事过程被“肢解”，从而令女性人物的经历在叙事上呈现支离破碎的整体效果，这种效果加剧了“碎片”的趋势。通过对以上两个附表的提炼归纳，笔者收获了对《白鹿原》女性书写的一个显著的印象，即是“碎片”。
三、《白鹿原》女性故事与古今中外文学典型（附表三）
附表三所呈现的则是《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在性格、命运轨迹上与古今中外纷繁浩荡的文学作品中若干“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的逐一比照。
笔者梳理此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白鹿原》在创作上对经典的“模仿”，因为“典型”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正是因为“典型”中隐含着某些“共性”。陈忠实的创作也许是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也许仅仅是一种文学想象，也许是一种经验、见闻的汇总、提炼，也许是以上的综合。但无论如何，《白鹿原》女性人物所表现出的种种个性、行为乃至于命运，是非常鲜明的，并且“典型”的程度较为显著。从宏观的角度看，众多典型女性在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此隐彼现，逐渐叠加为一种“历史群像”、“人物画卷”的直观印象。特别是“死的开篇”和“死的中篇”的情节处理，从白嘉轩前六房妻子的接连暴亡，到田小娥、鹿冷氏、白灵、吴仙草、白赵氏等一众女性先后死亡，最终书中女性几近“全部灭亡”的集体命运，形成多声部的“生”与“死”的合奏共鸣，共同制造出一种苍茫浑厚、沉郁悲抢的气息！通过对附表三的提炼归纳，笔者收获了对《白鹿原》女性书写的另一个显著的印象，即是“群像”。

第二节女性人物塑造的“碎片”印象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女性书写整体呈现一种犹如“碎片”般的叙事状态。
一、女性书写在情节线索上的“碎片”叙事效果
陈忠实的《白鹿原》的主线是秦地在百年沧桑中风云变幻的历史，而“历史的主角永远是男性”，该书真正起到“决定”故事情节的易地事件、交农事件、军阀、土匪与农协斗争事件等众多代表性情节的主角或称主导人物皆是男性，而女性的故事则作为“衔接”这些关键事件的桥梁附着于主线情节之上。陈忠实对女性的书写呈现以下多种情形。
（一）附线、支线和断点的女性书写
1、附线
所谓“附线”是指女性的故事依附主线，情节随主线情节变化而变化，服务于主线传达的主题、意图。
最典型的例子是第八章中白嘉轩为白灵“解脚”事件。时代环境发生巨大变革（清廷倒台，民国建立，原本作为族长的白嘉轩接受何县长聘请，成为参议会议员，他不仅自己剪掉辫子，更第一时间阻止妻子为女儿缠脚。小说的主线是时代变革，“白灵解脚”事件则依附主线，并顺应主线的变化。从白灵的角度，这个情节极其重要并颇具象征意味：它表明白灵诞生的时代背景是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而“解脚”象征着束缚（旧时代意识等）的解除，为后来白灵成长、晚变为女革命者的人生“打响头炮”，作出铺垫。而从小说主线的角度，这个情节则如一个“缩影”，如豹之一斑，令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作者借助这个细节展现白嘉轩彻底接受“改朝换代”事实的心境变化，进而体现国民革命对社会风俗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又如，作者通过叙述白灵两位表姐的读书、毕业和婚嫁等经历，侧面反映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中，城市女性颠沛流离的命运和其时充斥在小市民阶层中的新兴婚恋观念，作者借市井小女子的命运缩影折射出整个社会大局，这同样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故事。

第二章陈忠实《白鹿原》女性书写的文本解读

第一节“女性到“女人”的人格距离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对“女性”与“女入”概念的定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概括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者更进一步认为：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它是在竞争的性科学和话语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构建的。”女性主义文艺理论认为，在文学中，“女人”与‘‘女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对等的。
陈忠实的《白鹿原》一书总共出现过位女性。但正如研究者杨一铎所指出的：女性’的在场，并不能说‘女人’就成立了”。《白鹿原》的女性书写中，作者的笔触所涉及的女性，有费心塑造的，有重点刻画的，有轻描淡写的，也有一笔带过的，其叙事效果不一而足。精彩者如田小娥、白灵，有血有肉、糊栩如生；平庸者如白赵氏，形象鲜明然流于“脸谱”；平淡者如鹿惠氏雁过无痕，近同符号”。
二、《白鹿原》女性人格的“失衡与“撕裂”
有关研究者如杨一铎，在其《“女性”的在场，“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一文中，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主要女性形象按照精神分析模式分为三类：“一是在压抑中认同，将压抑转化为内在的自我需求，完全屈从于父权制的女性形象”，他认为白赵氏、吴仙草等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在压抑中反叛，乃至于疯狂、勇敢地反抗父权制的女斗士形象”，如白灵，但因为“作者赋予其过多的政治，三是在压抑与反压抑中寻求平衡和协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女性形象”，如鹿冷氏一“她在心理上被扭曲，失去了正常的、自主的心理结构；她在人格上被分裂，失去了完整的、独立的人格结构”，那么，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标准衡量，她除了被看作一个脸谱化的‘女人’也别无选择。”
从杨一铎的角度，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真正成为“女人”的唯有田小娥这一角色，而其余如白赵氏、白灵、吴仙草、鹿冷氏等女性角色都只是停留在脸谱化“女性”的层面，没能真正成为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皆完整的“女人”，此即是其所谓‘“女人’的缺席”。那么，《白鹿原》中的‘‘女人”真的都“缺席”了吗？

第二节解读“碎片”与“失衡”
一、“碎片”女性书写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如本文第一章所述，《白鹿原》的女性书写由于其“非主线”的定位，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如“附线”、“支线”、“暗线”和“布景”等，从而令叙事整体呈现出一种零碎、间断、松散、模糊的状态，特别与白嘉轩、黑娃、鹿兆鹏等人物的叙事安排相比较，这种不完整、不紧凑、不连贯的情形则愈发明显。
而在女性人物关系的刻画方面，《白鹿原》中“女一女”人物关系，呈现一种近乎彼此孤立的状态，而“女一男”人物关系，聚焦于“情爱”与“敌对”两种状态，在其他形式的人物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描写上的流于形式（如白嘉轩与白赵氏的母子亲情、白孝文与白灵的兄妹亲情、白吴氏与白灵的母女亲情等等）甚至干脆一笔带过的叙事处理，令《白鹿原》中女性叙事显得松散、琐屑、零碎。较之白嘉轩、白孝文、鹿三、黑娃等男性间紧密交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反映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作者陈忠实对女性间的关系显得过于简洁、单一和平淡甚至于毫无关联，这也是造成《白鹿原》女性书写在叙事上形成“碎片”印象的一个原因。
陈忠实的《白鹿原》对叙事时间的把握与运用灵活巧妙，时间在其笔下频繁“变形”、姿态万千。陌生化的时间，造就了《白鹿原》叙事的“诗性”，也成就了贯穿全书的令读者百读不厌的无形魅力。但与此同时，多种叙事技巧的频繁运用，也有其必然的“弊端”，“时间变形”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故事过程被“肢解”，在很大程度上令故事情节失去连贯和完整，从而令女性人物的经历在叙事上呈现支离破碎的整体效果，并最终影响对女性人物形象的“集中塑造”。可以说，频繁的“时间变形”对女性书写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上进行了双重的“肢解”，加剧了女性人物在叙事状态上的“碎片”的趋势。

第三章《白鹿原》女性书写的文本破译.........29
第一节深陷“焦虑”的作者：多重矛盾下的女性价值判断...........29
一、“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标准..........29

第三章《白鹿原》女性书写的文本破译

第一节深陷焦虑的作者：多重矛盾下的女性价值判断
如上所述，陈忠实是一个深陷于“焦虑”的作者。笔者认为对他的焦虑及其呈现出来的女性书写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忠实的“焦虑”在其对田小娥与白灵的角色定位与命运安排上便可见一斑：陈忠实对田小娥无疑怀有深切的同情，小娥年轻貌美且至情至性，处处闪动着人性的光辉！但陈忠实身处中国语境，背负民族文化的恪印，他无法以完全肯定或赞美的态度去对待田小娥。不少评论者认为田小娥在“义愤”后的“自甘堕落”生硬失真。实际上，田小娥在其时其境处于孤苦无依、生计难继的状态，她的“义愤”令她彻底失去鹿子霖这件“护甲”，作为一个传统乡村妇女，她既缺乏自主自强的现代意识缺乏自给自足的谋生能力，因此她确实不可能实现“白灵式”的说变，而她走向堕落也并不出奇。但就小娥横死的情节看，陈忠实竭力保持客观的创作态度，仍不免受其自身文化结构的引导，屈从于主观的价值取舍。陈忠实的人道主义情怀令他视小娥为“人”，肯定了她出于本能的情欲，并视之为中国女性备受摧残的一种典型。但陈忠实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心理，却令他不能将田小娥定位为“灵魂女性”。能够充当“代表”角色的必须是符合中国审美理念的“精灵”，于是白灵代替田小娥承担了女主人公的责任：她以较符合中国男性审美观念的形象——英气勃勃、纯洁美丽的少女——登场！白灵拥有小娥般的青春和血性，加之后天的环境教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叛逆者”——她的独立意识令她敢于反抗父权与纲常，敢于自主选择恋人和信仰。从求学、恋爱、离家到入党，她在自主的反叛中完成“鋭变”。她似乎摆脱了成为礼教牺牲品的命运，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傀儡。陈忠实赋予前者以更多的生命张力而赋予后者以更易为人赏识的品行气质，这种潜意识中的女性价值判断透露出作者的人文主义情怀与民族文化底色之间的矛盾与焦灼。

结语《白鹿原》女性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里程碑”意义

综上所述，《白鹿原》的女性书写借鉴了中外古今文学的成功范例，但其艺术创造能够牢牢把握时代性和本土化的要义，从而完成了史诗性的女性群像塑造。尽管《白鹿原》的女性书写在全书篇幅中是“非主要”的构成部分，而且在篇章分布上呈现零散、琐碎、断续和游离的叙事状态，但是女性书写在人物形象塑造具有类型丰富、个性鲜明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群像画卷”和烘托百年变革风云、营造时代悲怆气息的史诗性叙事效果。可以说，《白鹿原》女性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白鹿原》女性书写在文化层面上的贡献
（一）忠实的刻画
陈忠实对中国女性的书写，体现了“忠实”的原则。在女性书写方面，陈忠实以其质朴而坦诚的笔触，如实地还原了其描写对象在其时其地其境的生存状态，并且对其描写对象在其时其地其境的精神状态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陈忠实的女性书写，与其说他费尽心思去创作人物、角色，不如说他在不自觉地呈现“真实”。从笔者的角度，陈忠实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艺术创作上的建树，而是在于他的作品中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呈现”和“还原”，如同一部社会风俗学的教科书般，具有高度的社会风俗史学价值。
作家的丰富想象和个性创造，无疑对于文艺来说是极大的财富，然而在同时，对于更广泛的文化而非仅仅是文艺来说，却是一种损害和破坏。因为作家个人的意志往往会“曲解”其创作对象，令创作对象印染了作家个人色彩而失去了原有的“本色”，这种‘‘印染”在艺术上无疑是巧妙的创造，而于自然对象，却是“篡改”。陈忠实的创作，正如其名，忠诚、如实。特别在女性书写的部分，他借助中外古今的文学典型的同时，对中国女性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刻画。同时，陈忠实也对“男性视野中的女性”进行了毫不伪饰、极其坦诚的呈现，充分地途释了何为“男性视角”。这种坦诚“呈现”在五四之后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几乎难以寻觅，但在中国古典文艺中却屡见不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