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丁玲的思想转型与其在二三十年代的相关创作

绪论

一、丁玲简介
丁玲以及她的文学创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复杂、不可忽视的现象。她是“‘五四’最后一个女作家，也是左翼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丁玲，姓蒋名伟，字冰之，乳名晓菌，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澄)人，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常德县外祖母家。她人生坎坷，历经众多功过荣辱和悲欢离合，“一个浪来……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又被沉入海底”。4岁丧父，14岁痛失年幼的弟弟，27岁第一任丈夫胡也频牺牲。两次入狱，时间长达8年。1910年随母亲一同上学，从此开始求学于常德、长沙、桃源、上海、南京、北京等地。1927年底发表第一篇小说《梦柯》，次年发表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一跃成为知名女性作家。1930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1年创作中篇小说《水》。在延安时期，她陆续写出《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其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二等，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多种行政领导职务，创作精力集中在散文方面。1955年被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后被划为右派，多次遭到批判。后因陈明(丁玲第三任丈夫)被下放劳改，故申请随夫一起去北大荒黑农江佳木斯农垦局参加劳动改造，离开北京。文革期间，曾被关进“牛棚”。1979年经中央批准后返京治病，以《牛棚小品》、《杜晚香》重出文坛。1986年丁玲逝世后，新华社播发的电讯指出:“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对她的盖棺定论。综观丁玲一生，创作时长共约六十年3，横跨几个时代，留下的著作、书信等约430万字4。其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期:从事创作至保安前(1927年—1936年);到保安后至建国初(1936年底—1957年);复出后的创作(1979年—1986年)。每个时期皆有或重大、或细微的变化穿插其中。

二、丁玲二三十年代思想转型界定
本文着重研究丁玲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从处女作发表到奔赴保安前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她的创作历经重大转变，可用“转型现象”来概括。《梦柯》之后，1928年2月10日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丁玲作为“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震惊一代的文艺界”6。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绑架，1936年9月在共产党的安排下逃离南京，开始潜赴保安。在这近十年间，她共创作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与胡也频合著)、《一个人的诞生》(与胡也频合著)、《水》、《夜会》、《意外集》7个小说集，以及《韦护》、《母亲》(未完稿)、《多事之秋》(未完稿)等长篇小说。共计小说38篇，其中包括未完稿3篇(《无题》、《多事之秋》、《母亲》7)及1936年创作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团聚》。孙犁曾有些夸张地形容过:“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从政治高度评论本阶段的转型，认为从《梦柯》、《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始，作者就己经明确关注社会现状和阶级矛盾。丁玲本人复出后也多次在谈话和创作中提到该问题，认为自己是积极、主动地转向革命。不可否认，丁玲的转型有政治性内涵，在具体创作中体现了作者的思想转型。思想转型是上世纪20年代末文坛的普遍现象，也是解放区文学及新中国文学的一种集体现象，先驱者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充分调动和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正义感与成就感，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9。但是，丁玲的思想转型并非像一些评论家所言，从开始创作就关注社会现实，也非得风气之先积极走向革命。相反，她早期的创作只是出于纯文学的目的，其转型相对滞后，也更突出。早期即转型前的创作只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抒写青年女性的心理苦闷与躁动;1930年左右虽受到某些社会因素影响，但仍没有跳出“恋爱”的圈子;直到胡也频牺牲，才积极向左联靠拢，第一次接受左联任务(主编《北斗》)。从此丁玲与左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步担任左联的行政职务(左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创作“遵命文学”。
通过阅读文本还可发现，丁玲的思想转型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种写作方式的变化，即从心理学的描写方式向社会学描述方式的转变。在早期着力表现青年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心理苦闷之后，她改变心理描写的方式，以主观参与的态度来解决社会的整体性矛盾问题，具体表现为:早期作者主观希望写个体女性心理，客观上切合了社会环境;转型后作者主观努力写社会的矛盾斗争，客观上写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这就是长期以来覆盖在政治意义下的丁玲转型的真正意蕴:最初的《梦柯》、《莎菲女士的巨记》等只是描写女性的精神苦痛，从纯文学的角度抒发自身的“烦恼”:然后逐步赋予某一主人公阶级意识，他们或坚定自己或启蒙身边人，如《韦护》、《一九三O年春上海》等;随着作者本人思想的不断前进，丁玲开始从社会角度鼓动反抗和斗争，表现群众和集体的力量以及美好乐观的社会前景，力图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来解决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整体生存问题，如《法网》、《消息》等。可以说，丁玲小说的转变，就是一个从主观描写个人心理到尝试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

目录
第二章丁玲思想转型的原因.............................................................................................27
第一节丁玲转型现象及其影响的独特性................................................................27
第二节碰撞与妥协:转型的外在原因寻求.........................................................29
第三节困境与超越:转型的内在原因探索.........................................34
第三章丁玲转型现象的历史地位和意义.........................................................37
第一节主流话语的开拓者:丁玲与左翼文学.......................................……37
第二节女性话语的转承者:丁玲与女性文学...................................................41
本章小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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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丁玲转型后的创作从整体而言，并没有达到早期小说的艺术效果，但作为现象研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由丁玲转型现象观望中国百年文学普遍存在的文学转型，可发现丁玲的转型在广义的左翼文学发展史上也起了某种程度的典范作用。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真正以大众为主人公的作家，也是第一个走向解放区的知名作家。到延安后，丁玲受到领导款待和亲自接见，并赋予官职，从情感和行政权力两方面都受到极大肯定和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创作了一首词送给她:“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片同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文学背后的掌控者—权力机构借着“抗战”的口号，对第一个奔往延安的作家充分肯定，并以此为典型范例吸引更多国统区的作家走向延安。在政治权力机构的操纵下，丁玲的延安之路成为客观上宣传共产党文化的旗帜。放弃小我、个人走向大我、集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及其文学道路上必然选择。特别是延安讲话后，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转型，从事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这是他们寻找自身“归属感”的表现。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新政权中寻找“是一份子”的意识，剔除自身定位中不确定的因素，积极向主流文学靠拢。在这种主动与被动之间，丁玲以一个女性作家和个性主义作家的身份在30年代的自觉选择，成为后来知识分子普遍思想转型及创作转变的先声。

主要参考文献
丁玲，《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丁玲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第编》(上、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孙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
沈从文，《记丁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
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