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言
上海话是一个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系统，其内部会因社会阶层属性、接触人群、环境场合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出现差异，从而产生各种语言变体。然而这种差异却在其呈现方式，即语言变体在词汇语音层面的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而语言系统中的这些有序变项的分布形态，不仅能反映出共时语言在当下的生存状况，更提示着语言系统未来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模型。因此上海是用社会语言学方法观察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的最好窗口。上海话根据方言特征的分区，归属于吴语区太湖片苏（苏州）沪（上海）嘉（嘉兴）小片，地处苏州和嘉兴这历史上的两大中心之交，故“古松江北部地域带有更多的苏州方言特征，南部地域带有更多的嘉兴方言特征”（钱乃荣，1998: 29)，而如今上海以其迅猛的城市发展，使上海话亦随之成为吴语区中最权威、对周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方言。从一个较大的历史范围观察上海地区权威方言的变迁，主要经历了 “嘉兴话（明代）—苏州话（清代、近代）—上海话（现当代）”三个演变阶段，反映了上海话与周边地区方言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平衡的关系。
2.1调查表的设计
设计调查表是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调查人不仅需要明确调查的目的，还必须对调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并且影响调查结果的状况做出一定预期。在调查内容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所调查字词在声韵组合、音韵地位的涵盖面是否广，以期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出[E]韵的语音演变情况。
其次，根据调查字在具体语境和文脉中的词性的不同，也可考察词性对语音演变是否存在影响。因此，在确定调查字时，尽可能扩大词性的选用范围。再者，需要关注字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是否对其字音演变造成影响，因此在调查字词的选用上需注意常用与非常用的分布。笔者依据钱乃荣（2011)中对上海话词汇常用性的划分标准，将本研究涉及的调查字分为“最常用”和“次常用”两类。其中，“最常用”的字词多为和人体、数量、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有关，而“次常用”的字词则属于非最基本但也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情感、活动等范畴。本研究中的主体调查表由语句、词语以及单字、比字这三个部分构成。
2.1.1语句部分
由于考虑到部分被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的局限，笔者对实际调查中所使用的语句调查问卷做了部分用字上的调整，将一些专用于记录上海方言词汇的生僻字以及一些普及程度较低的方言本字，替换成其他辨识度更高的形式表示。例如，“辯”、“鳜”、“济”、“戎”分别以同音字“格”、“桂”、“才”、“脱”代替；“劐”、“叫”分别以俗字“斩”、“告”表示；“晏”、“拨”、“呒没”则以普通话中的同义字“晚”、“被”、“没”取为代之；本为合体字的“敷1”，则拆为双音节词“勿要”表示；对于如“廿”这样比较难寻同音替身的词，则在词后括弧内直接以补充说明的形式“(二十)”标注其普通话释义。
2.2调查发音人的选取
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并不停留在对语言内部结构形式体系本身进行静态观察的层面，而是将构成语言活动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真田信治（2002: 27)认为，“社会语言学主要从构成语言活动的狭义的非语言要素出发去考察语言活动，诸如从该语言活动发生的语境、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属性等角度去解释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现象等。由于把非语言的成分纳入语言研究中，所以就形成了以语言的社会背景为核心的社会语言学派的语言话动研究。”参与本研究的主体调查（录音访谈调查）的发音人共计204名，笔者主要从他们的年龄、性别、居住区域、移民情况、所属社会阶层、语言使用情况这几个维度来作为其上海话演变的社会因素。
2.2.1年龄
“语言变异可以标明言语社区中最稳定的社会差异，也可以显示其间的不稳定的和变化的因素。当变异标示某一变化时，最主要的相关社会因素就是年龄了”（徐大明，2006: 150)。年龄在很多方面对语言的演变产生影响，因此年龄是解释语言演变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参数。语言在年龄上的差异一般是以年代（或曰年龄级差）为单位体现出来，这里的“年代”可理解为，出生时期相同，拥有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历史、社会生活经验的，且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共通的人的集合。通常可通过年龄层的划分来考察语言的年代差异。以年龄因素来衡量语言变异程度时会参照这样一个模型，即“在最年长的一代人的话语中，出现少量的某一变式；在中间一代人的话语中，该变式的出现频率有所增加；在最年轻的一代人中，这一变式的出现频率最高” (Chambers,2002： 355)0真田信治（2002)中介绍了野元菊雄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3分别在1953年和1974年开展的“标准语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这项调查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标准语化模式四阶段（层次)”。其中，第I层次和第IV层次都属于是理论上的假设，分别代表标准语化的极低和极高水平，而第n、第m层次则分别反映的是1950年和1971年的标准语化程度。第n层次呈现一个随年龄的增大，标准语化程度由低变高，再由高逐渐变低的山峰型走势，而峰值所对应的年龄层属于20-30岁这一阶段，也即20-30岁这一年龄层的标准语能力最强，这一结果说明日本在50年代的时候，标准语的能力和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的高峰期相一致。而第m层次的结果则呈现的是标准语化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持续减弱的走势，这说明到了 70年代，年龄越低则其标准与能力就越强。从50年代到70年代调查统计结果的变化显示，“随着标准语的广泛普及，决定标准程度的主要因素也在不断变化，其变化过程依次为：居住经历—学历一年龄”(真田信治，2002: 10)。当然，决定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的更迭总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推动70年代日本社会的标准语化的动因应该是与广播电视等传媒的发达密切相关，因而大大推动了年轻人标准语水平的提高。反观上海地区的情况，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趋势。年龄层在45-65岁之间的这一代人中，普通话水平的高低明显受到文化程度高低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普通话越自然流畅，对平、卷舌的区分也更敏感，反之，文化程度越低，其普通话发音也随之越生硬。然而年龄层处于25-45岁之间的这一代人中，普通话水平就不再受制于文化水平高低的影响，而是呈现普通话水平随年龄的降低而提高的状态，这是由于学校教育中对推广普通话的重带来的变化。
2.2.2性别
“性别差异在当今社会语言学中已经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社会变项。”（徐大明，2006: 150)基于男女性别特征的语言变体研究长期以来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头戏，且无论在何时性别都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参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由于性别作为一项参数其分类相较于其他社会因素而言更为明确，其次是目前已有的有关性别对语言演变作用模式的经典性研究也较为成熟。Labov (2001/2007; 271)认为，“性别差异开始是独立于社会阶层之外的，但是当社会知觉到不断强化时，两者的互相影响就得到了发展。”而其过程总是遵循着以下两个栢关原则：（1)在自上而下(change from above)的变化中，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有威信的形式；(2)在自下而上(change from below)的变化中，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个新形式。
根据以上原则，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已经出现的、有威信的、新语言形式，“女性比男性更严密地遵从已经明显认可的社会语言学规范,却比男性更少地遵从那些还没有明显被认可的社会语言学规范”（徐大明，2006: 162)。Trudgill (1972/1985: 151)也提到，“如果把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等等变异因素都考虑在内，妇女使用的语言形式通常要比男子更接近于标准语，或者更接近于那些具有较高声望的形式，或者说，她们更经常地使用这类形式”，换言之，当女性使用某种语言变体的频率变高时，说明社会已经普遍将该种变体形式视为标准形态来使用了。与此相对，“在私下和潜意识中，很多男性说话人更加关心获得潜在的声望，他们愿意显示自己同集体的一致关系，而对取得通常定义下的社会地位并不在乎”(TrudgiU, 1972/1985: IGO)。真田信治、宫治弘明（WO)则更进一步总结了使用新形式的倾向性由强到弱的先后顺序为：年轻女性〉年轻男性〉老年女性〉老年男性。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相较于男性而言比较不安定，且女性本身比较趋向变化而造成的现象。可以说，语言在性别层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特定社会环境背景下，该种性别对某种社会价值的选择和判断。而基于性别的语言研究过程也是一个语言现象和社会内核、社会表象和语言本质之间互相印证和揭示的过程。
第二章方法论与具休实施............8
2.1调查表的设计............8
2.1.1语句部分
第三章调查结果的描述和考察............37
3.1录音访谈调查............37
3.1.1录音访谈调查语言因素分析............42
3.1.1.1音韵地位与[E]韵母演变的关系............42
结论............60
结论
本研究选取了上海市区方言中一项“正在发生”的“不完全演变”——[E]韵母字音CE>ei)演变，运用社会语言学的两类调查方式收集了大量语料，通过[E]韵母字在语音、词汇等层面的语言因素，以及不同社会属性的发音人在语言使用层面上存在的社会因素两个视角，考察了上海市区方言[E]韵母的演变情况及其演变机制。在半隐身调查中结果中进一步认识到：上海市区居民面对拥有相同“上海人”身份的上海.市区居民，会自然地将其读音向上海话音方向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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