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立法语篇的元话语分析

第一章绪论

1.1国内外元话语研究综述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元话语(metadiscoiirse)的研究只有不到30年的简短历史，我国学者对她的研究历史更短，只有10多年的时间。
1.1.1元话语的国外研究概述
国外对元话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代表人物有Adel, A. (2006), Beauvais, P. 1.(1986),Crismore, A.(l 983,1984,1989,1990,1993), Hyland, K.( 1998,2000,2004,2005,2008), Ifantidou,￡.(2005), Vande Kopple(1985,1997), W., Williams, J. W. (1981)等等。
我们首先来追溯元话语这个词的词源。元话语这个词最早是由Zellig S. Harris在1959年首先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那些对语篇的主要信息进行评论而本身只包含次要信息的语篇成分。Harris把元话语看作是次要信息的观点被当代大多数元话语研究者所接受，由于Harris在他的著作里对元话语这个词提到的不多，加上二十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盛行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元话语这个词从此在很长时间内在使用中消失了。
不过元话语在一些相关领域得到研究，因为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的不同，她所拥有的名称也不同。社会语言学家Ragan和Hopper(1981)用meta-talk来指谈论别人的谈话；另外一个社会语言学家SchiffHn(1980)也使用了 meta-talk —词，但他用这个词指的是谈论关于自己的谈话。心里语言学家Keller (1979)指出，通过分析人们交谈中的“开场白”(gambfc，相当于metadiscourse)，可以分析人们的心理策略和交谈策略，从而发现话语的结构。社会学家Bateson(1972)和Goffinan(1974)提出的框架理论(frame)对后来语言学和话语分析领域元话语概念的发展颇为重要，特别是Bateson提出的“兀交际”概念(metacommunciation)和兀话语类似。兀交际是关于交际的交际，是人类言语交际的基础，元交际可以发生在语言交际中，也可以发生在非言语交际中。布拉格学派的Meyer(1975)提出的“信号词”(signaling)和元话语类似，她把信号词定义为强调语篇语义内容或指出语篇内容结构的非命题内容的成分。另一位布拉格学派的学者Lautamatti(1978)则用“非主题语言材料”(non-topical linguistic material)来指元话语，并把它分成五类：元语篇标记(meta-textual markers)、言外之力标记(illocutionary markers)、评价标记(commentary markers)> 情态标记(modality markers)和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s)。Dillon(1981)把兀话语叫作“关于写作的写作”(writing about writing)。Rabin(1986)把它叫作“评论”(commentary)。符号学家Nildas(1987)把它叫作对语篇进行符号解释的“路标” (signposting)。修辞学家Conley (1983)把元话语称为“思想修辞格”(figures of thought)，它是有效交际的修辞手段，而不仅仅为了修饰。
学者们真正幵始系统研究元话语，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1年，Joseph M. Williams出版了他的著作Style: Ten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虽然Williams并没有意识到Harris曾经使用过这个词，但在这部著作里，他对元话语的认识和Harris的相当一致。在这部书的词汇表里，Williams( 1981:226)这样给元话语下定义：“元话语是关于写作的写作，跟主题无关”(writingabout writing, whatever does not refer to the subject matter being addressed)。他还说元话语是“关于说话的话语”(discourse about discoursing)(Sty]e 81)。他把元话语分成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包括两小类。第一类元话语包括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hedges and emphatics)两小类，这两类词都与作者表达思想的确定性相关。模糊限制语包括possibly，apparently, might, seem等等，强势语包括it is obvious that, of course, invariably, essential等等。第二类元话语包括指示语篇顺序的序列词和话题引导词(sequencers and topicalizers)，二者都是引导读者阅读语篇的。前者诸如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等等，后者有 in regard to, in the matter of, turning now to 等等。第三类元话语是告诉读者观点、事实等证据来源的认知标记语(evidentials)，包括narrators和attributors两类，前者诸如I was concerned, I have concluded, I think等等，一般都含有第一人称主语这个叙述者，后者包括X has been observed to和x has been determined to等表示归因的语言形式。除了给元话语定义和分类外，他还谈到了元话语的重耍性和元话语适量使用的问题。谈到元话语对于语篇的重要性时，Williams (1981： 81)说：“无论我们写什么都需耍些元话语。如果没有元话语，我们就不能宣告我们在改变主题或者在做结论，就不能告诉读者我们的断言是否确定、我们的想法是否重要，我们不能下定义或者承认一个困难的思考方法，甚至不能注意到读者的存在，我们也不能概述我们想说的东西”。关于适量使用元话语的问题，Williams认为元话语的使用对读者对语篇的理解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所以就应该把易读性(readability)作为元话语使用量的一个主要考量。Williams对元话语的研究贡献很大，他的著作在元话语研究领域被绝大多数人所引用，他是元话语研究的拓荒者和领路人。他对元话语分类的讨论影响了后来的学者Vande Kopple和Ifantidou，E的分类。他关于元话语能使语篇参与者的注意力加入言语事件的论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Beauvais，P. J.后者把元话语看作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一部分。他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和句子有一个修辞结构的论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Crismore, A.,后者从修辞角度来研究元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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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论文的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在理论上，我们提出了‘‘目的导向的对话性的元话语理论"。本文首次系统地运用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来梳理理论薄弱的元话语研究，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元话语研究领域诸多争议的地方，也同时为分析立法语篇中元话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样不仅对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是一种丰富和发展，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元话语理论。我们同时还运用了意向性理论、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新途径——目的原则来分析元话语，因为元话语是具有较强目的导向的言语行为，元话语也是语篇分析的一种新视角。除此之外，在理论上我们还不仅对元话语进行了定义而且也进行了全新的分类。在元话语的范畴上，我们系统地研究了元话语领域鲜有人研究的语法元话语，并结合汉语立法语篇中的元话语来考察它。
其次，在研究领域上，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了汉语立法语篇中的元话语。从元话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元话语的研究多集中在英语元话语的研究，特别是学术语篇的英语元话语研究。而国内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面，很少有从元话语的角度研究立法语言的。元话语研究领域的这种缺憾之处便成为本文选题的出发点。立法语言不同语学术语篇的语言，法律文本一般是不能用商榷性、劝说性、建议性、讨论性等不确定的元话语来表达立法内容的。立法语言也不同于小说、新闻、广告、诗歌、教材等领域的语言，不能有过多的带有语篇主体个人色彩的语言。立法语言是一种相对独白式的语言，正是因为立法语言的这个特点，使得立法语篇不像学术、新闻、文学、教材、广告等语篇那样具有较多显性的元话语标记，不便于人们去研究，所以立法语篇的元话语研究在国内外都被忽略了，但是独白式的语篇也具有对话性，立法语言中的元话语便是这种对话性的典型代表。我们在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基础上，采用对话性的元话语分析框架及“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元话语研究方法解决了立法语篇中元话语研究的困难。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在汉语元话语的识别方面，我们首次明确地提出了 “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元话语研究的传统局限于显性的元话语标记的研究，这种研究对于元话语的深入和完整的认识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性也有碍于完整的元话语理论的发展，其语篇分析的研究结论也会有失偏颇。鉴于这样的研究现实，我们提出了 “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元话语研究方法，除研究传统的显性的元话语标记之外，我们还对语篇中的一些隐性的元话语如语法元话语等进行专题研究，我们研究结论的得出也是建立在以上研究基础上的，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开创了元话语研究新的局面。
最后，在理论应用上，针对元话语理论应用的薄弱之处，我们提出了一个对话性的元话语应用模式。这一语篇分析框架的性质是对话性的，这种对话性不仅表现在框架的内容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个元话语理论应用于分析各类语篇的框架本身也是开放性的，会随着与他人的对话及元话语理论的发展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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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论文的理论基础

徐海铭(2005)在元话语的理论研究述评中提到，有关元话语的理论研究主要从社会交际视角、心理视角、功能视角、认知视角、修辞和教学视角来探讨元话语。我们则试图从全新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元话语：语言哲学的视角和语用视角。语言哲学视角借鉴了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语用视角则是我国学者廖美珍创立的目的原则。在巴赫金语言哲学、意向性理论和廖美珍目的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把它们和元话语理论进行融合，建构了“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这便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2.1目的导向的元话语
话语目的是语篇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可从国内外学者对语篇的论述中清楚地看出：Cook(1989:156)说，“语篇是一连串有意义的、完整的、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语言”；De Beaugrande,R. & Dressier, W. (1981: 3-12)把语篇定义为满足七项标准的交际活动，这七项标准是：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语境(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其中衔接、连贯和意向性都与话语目的相关。
意向性是当今心智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根据美国的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家J.Searle(l998:64),意向性是指“心灵的一种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针对世界上的事态”。塞尔把意向性和语言活动联系起来，指出语言活动是一种意识活动，意向性作为意识活动的一项核心内容，是语言活动的发起点和终结点。语言活动既是主体性的活动，又是对象性的活动。在主体性活动中，主体具有自我意识，会对自我进行觉察和感知，是一种自反性的意识，语言主体的这种自反性的自我意识集中体现在语篇中具有自反性的元话语里面。同时，语言活动又是对象性的活动，语言总是会对世界上的事物或情况进行谈及和论及，这种“指向、论及、涉及”是按人的需要和目的来进行的，人的需要在语言活动中会转化成语言活动的意图、意向、倾向、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论及和指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意向性就是具有选择性的目的性。
巴赫金说“决定文本即表述的两个因素：它的主旨（意图）及这一主旨的实现，这两个因素的动态关系，它们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决定着文本的性质”(《全集》4: 302)。话语的目的在元话语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刘辰诞(1999: 3)给语篇的定义是：篇章用来指一段有意义、传达一个完整信息、逻辑连贯、语言衔接，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功能的语言单位或交际事件。
在哲学（言语行为哲学和目的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廖美珍(2005)提出了语用学和语篇分析上的目的原则。根据廖美珍，目的原则可以表述为：“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言语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或者说，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行为都带有目的的保证 ‘交际目的’。说话就是表达目的，说话就是实践（实行）目的，说话就是实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话不是手段，说话是生存；语言不是工具，是生命和生存的展布。换句话说，目的是言语生成的原因。目的是言语发展的动力。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语用原则。目的原则是言语行为目的分析的基石”。
总的来说，廖美珍提出的目的原则是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的一种新途径，元话语是语篇分析的一种新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目的原则是适用于元话语分析的。具体来讲，前面我们给元话语下定义的时候说过，"元话语是言说者（说者和作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而用来组织话语、协调主体间关系、表达对话语内容及他人话语的评价的具有对话性意义的言语行为”。根据目的原则，任何理性的人的理性的言语行为都是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交际目的。言说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而生产出语篇，语篇中的基本话语是言说者为达到交际目的而表达的概念意义，语篇中的元话语则是言说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和为了更好地传达概念意义而组织语篇和主体间互动的展现，主要表达的是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把言说者的交际目的作为总目的，基本话语和元话语则是为实现这个总目的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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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
我们前面讨论了巴赫金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和废美珍提出的目的原则与元话语的问题，论文的理论基础就是巴赫金话语理论、意向性理论和目的原则这三个具有哲学性质的理论和元话语理论的融合——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
我们之所以把巴赫金话语理论、意向性理论和目的原则与元话语理论相结合，是因为前二者者对元话语研究具有着无与伦比的指导意义，能与元话语理论浑然天成的结合起来，能很好的弥补元话语研究在理论上的薄弱之处。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主要反映在他的话语理论里，目的原则正如他的创始者壞美珍所说的那样——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语用原则。三者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相似的语言哲学观。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全集》2: 416), “绝对中立的表述是不可能有的(《全集》4: 169)“。“语言是人，人就是语言”是廖美珍的语言哲学观之一，他反对语言工具论，他说“当人不把语言当作工具的时候，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把语言当成人，才真正是以人为本”，“如果把语言当作工具，你永远得不到语言的真谏”，他还说“语言是人的，人是语言的”，“语言是心灵的”，“语言是精神的”，“语言是世界观”，“说话是做事情”，“语言是交往”，“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学问，因此，语言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目的原则正是这些语言哲学观的体现，因为它强调要研究话语背后的人的主观意图和交际目的。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中的“意向”的范围比目的要广一些，但其核心内容则包括“意图、意愿”等和目的相似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三者相似的语言哲学观一强调语言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哲学观。而元话语则是言说者的意识形态在话语中最直接的体现，元话语里的态度词、评价语、情态语、代词等等无不都是意识形态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元话语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Hyland也持相同的观点：Hyland (2005： 4)说‘‘We have to rememberthat writing and speaking, acts of meaning-making, are never neutral (我们必须记住写作和说话——意义生成的行为，是绝不会中立的)”，他认为元话语是实现这些意义的主要手段之一。巴赫金话语理论、意向性理论和目的原则虽然反映了相似的语言哲学观，但他们的理论和元话语相结合则又分别强调了元话语两个方面的内容：元话语的对话性和元话语的目的性。二者和元话语融合成为‘‘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其主要思想如下：
1.元话语是话语对话性的痕迹和标记。对话性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概念，它代表了巴赫金话语理论的主要思想，因为巴赫金话语理论很多时候被称为对话性理论。元话语则是言说者、语篇、受众和外部世界互动和对话的痕迹和标记。
2.元话语突出了话语的交际意图和目的。所有的元话语，不管它们实现I是语言的语篇功能还是人际功能，都能用来实现话语的主要目的，具有强烈的目的导向，目齒和意向是话语的出发点和归宿。
3.目的导向和对话性是元话语最突出的两个组成因素，元话语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是从语言哲学角度研究元话语建构的理论，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语言哲学观，即强调语言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的的语言哲学观，这一理论很好的弥补了元话语研究理论薄弱之处，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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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元话语范畴体系和对话性的元话语应用模式................................. 24
3.1相关研究及其和元话语的关系................................. 24
3.1.1话语标记和元话语................................. 24
3.1.2复句关系标记、独立语等和元话语................................. 25
3.2元话语随畴体系................................. 29
3.3对话性的元话语应用模式................................. 32
第四章立法语篇中的语法元话语................................. 35
4.1元话语识别标准................................. 35
4.2语法元话语的概念................................. 35
4.3语法元话语的分类................................. 36
4.4立法语篇中的语法元话语................................. 38
4.5本章小结................................. 40
第五章立法语言中的语篇元话语标记................................. 42
5.1立法语篇中语篇元话语标记的使用或分布特征................................. 42
5.2立法语篇中语篇元话语标记的对话性框架分析................................. 47
5.3本章小结................................. 50
第六章立法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标记................................. 51
6.1汉语立法语篇中人际元话语标记的使用特征................................. 51
6.1.1汉语立法语篇中人际元话语标记的种类................................. 51
6.1.2汉语立法语篇中人际元话语标记的数量................................. 52
6.1.3汉语立法语篇中人际元话语标记的长度特征................................. 53
6.2汉语立法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标记的对话性框架分析................................. 53
6.2.1立法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标记的意向性阐释................................. 53
6.2.2立法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标记与语篇连贯................................. 55
6.2.3立法语篇中人际元话语标记的意识形态性................................. 56
6.3本章小结................................. 58

第七章立法语篇中的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

元话语研究争议颇多，其中的分类争议持续不断，本章专题讨论的内容——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延续了这一争论的传统。很多理论和概念不辨不明，争论的持续是理论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7.1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的概念
针对元话语分类争议中的边沿问题，即语篇元话语标记和人际元话语标记交叉重叠的区域，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类别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纵观国内外元话语研究领域关于元话语的分类，这一分类属于首次提出的全新的分类，在前文“元话语的范畴体系”和“语法元话语”里我们已经有所论述，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包括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和语篇/人际多功能语法元话语两个次范畴，关于语篇/人际多功能语法元话语前文已经具体论述，本章以立法语篇为语料专题研究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这种分类的理论依据是元话语多功能性质的语言事实和前人有关元话语多功能的相关论述。Crismore(1989:65)在探讨元译语的理论框架时说，“元话语的理论必须考虑多功能性、范畴以及清晰或模糊度等问题”。她根据语篇的修辞目的(rhetorical aims)把元话语分成表达信息目的(informative aims)的元话语、说服目的(persuasive aims)元话语、表情目的(expressive aims)兀话语以及信息劝说多目的(informative/persuasive multiple aims)兀话语。Vande Kopple(1985)注意到有些类别的词能实现一个类别以上的功能，例如“我认为”既可以是言外之力指示词，也可以是叙述者。Hyland虽然把元话语分成了交际和互动两大类，但他也承认所有的元话语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人际功能。元话语研究的这三位著名学者都论述过元话语多功能的思想。同时，从我们前文以立法语篇为语料研究语法元话语、语篇元话语标记和人际元话语标记的事实来看，各类元话语都存在多功能的情况，只不过语篇元话语以语篇功能为主，人际功能为辅，人际元话语以人际功能为主，语篇功能为辅。除了元话语多功能的语言事实和前人有关元话语多功能的论述之外，元话语分类的争议也是我们提出这一新的分类的原因之一。
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就是那些在语篇中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明显交叉重叠的元话语标记，并且这类元话语标记的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几乎同时具备和同等重要。从我们掌握的语料来看，除了前文讨论过的语篇/人际多功能语法元话语资源以外，立法语篇中最明显的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就是那些用来指称语篇自身的自指性的语言成分。语篇中的“自我提及语”（相当于上一章提到的“叙述者”）传统上一般被划入人际元话语标记的范畴，但这种“自我提及语” 一般是用来指称语篇主体自身的，关于语篇自身的指称问题似乎在元话语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也缺乏明显的以语料为基础的此类研究。下文关于立法语篇中的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探讨的就是对语篇整体或者语篇的一部分的指称成分，所以本章的研究基本相当于个案研究，但这并不代表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只包括这类语言成分，随着语料类型的不但扩展和丰富，更多语言成分预期会丰富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标记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提出了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的概念，但并不排斥一个语言成分具有语篇元话语或人际元话语内的几个功能的情况，即一个元话语同时具备语篇元话语的几个次范畴元话语的功能或人际元话语的几个次范畴元话语的功能，虽然这类元话语具备多功能的性质，但不是跨语篇和人际元话语两类之间的，这不在本文重点探讨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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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结论

8.1本文的结论
本文以立法语篇为语料，以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对话性的元话语应用模式为分析框架，以元话语为研究对象，总结了立法语篇中元话语的分布特征，并尝试进行了相关解释，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目的导向的对话性元话语理论是在借鉴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目的原则和巴赫金语言哲学这三种具有相近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现有元话语理论的改良和发展。其主要思想是元话语的目的性和对话性。目的和意向是语篇的出发点和归属，是语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语篇中的元话语是目的性的体现；对话性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包括了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对话性本身、主体性、主体间性、互文性、情态性等概念，我们没有用“复合性”或“复合间性”而选择用对话性来概括这些语篇属性，是因为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性”含义广泛，其它属性都与对话性密切相关。语篇的对话性集中体现在元话语的使用上。
2.对话性的元话语分析框架同样借鉴了巴赫金话语理论中“对话性”的含义，这个框架是一个综合性的元话语应用模式，是目的导向元话语理论应用于语篇分析的产物，包括了对语篇中元话语的种类和数量、元话语语言形式的长度、元话语与语篇连贯、元话语的目的和意向性、元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元话语的对话性、元话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不同语类元话语的对比、不同语言元话语的对比等等方面的研究。
3.元话语是言说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而用来组织话语、协调主体间关系、表达对话语内容及他人话语的评价、具有对话性意义的语言成分。元话语是主体间性在话语中的体现，是语言使用中主观成分的表现，是话语对话性的痕迹和标记，也是话语修辞色彩的指示器。基本话语通过元话语进入话语主体的视野，元话语和基本话语有机地结合成话语。元话语包括口语中的元话语和书面语中的元话语，本文主要研究书面语中的元话语，书面语中的元话语包含语法元话语、隐喻元话语等隐性的元话语以及元话语标记等显性的元话语，不论是语法元话语等隐性的元话语还是元话语标记等显性的元话语，都包括语篇元话语、人际元话语和语篇/人际多功能元话语三类元话语。
4.立法语篇中的语篇语法元话语主要采用照应、替代和省略等语篇语法手段；人际语法元话语主要采用情态语气等语法手段，其中情态上主要以事件情态为主，缺乏命题情态，而且事件情态也以其中的责任情态为主，缺乏动态情态，立法语篇主要用情态动词表达情态，缺少情态副词来表达情态，在语气方面主要使用祈使语气，缺乏句末语气助词来表达语气；立法语篇中的语篇/人际多功能语法元话语主要采用了总则、分则、附则和附录这样的语篇结构、条款式语篇布局、平行结构、主从结构、信息结构等语法资源。立法语篇中的这些语法元话语分布特征都与目的性和对话性相关。
5.立法语篇中的语篇元话语标记主要有法律的引言或序、由基数词和序数词充当的话题引导词、语篇连接词和语码注解词语。这些种类的语篇元话语标记在立法语篇中虽然都有使用，但也存在有些小类别的语篇元话语标记的缺失。在语码注解词语的使用上，立法工作者有选择性地使用了简短的“即”和“……是指……”，避开了使用语言形式更长、更口语化的日常语言中的那些元话语标记。在语篇连接词的使用上，推断式复句关系标记、连贯式复句关系标记、让步式复句关系标记和假转式转折复句关系标记都没有出现在立法语篇中。有些类别的语篇元话语标记虽然有使用，但只使用一个或两个代表性的标记，其它大量同一类别的不同语表形式的语篇元话语标记也存在缺失的情况。目的性和对话性是语篇元话语标记在立法语篇中这些分布特征的生成机制。
6.汉语立法语篇中存在言外之力标记语和效度标记语这两类人际元话语标记，基本缺失叙述者、态度标记语和作者读者互动标记语这三类人际元话语标记，同时在效度标记语里又缺失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这两个次范畴的人际元话语标记；汉语立法语篇相对于其它类型的语篇在人际元话语标记的使用数量上偏少；汉语立法语篇的人际元话语标记的语言形式的长度偏短。这些人际元话语标记的使用特点体现了立法语篇的文体修辞特点，这种修辞特点与意向性理论的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立法语篇的主体在一定的意向态度下对立法语篇这个意向内容展开的表述产生了立法语篇的人际元话语标记的使用特征。立法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标记对语篇的连贯也起到较大的作用。立法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标记的使用或缺失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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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