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历史哲学审察——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与价值及未来发展趋势

第一章 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解的尽理精神之比较

处在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冲撞的时代，作为一个称得上学通中西的学者，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特征的归纳，自然而然地是从一个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对比的角度出发。在这种对比过程中，牟宗三将中国文化定义为一种与西方的分解的尽理精神相区别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下的文化系统。并以此推理和解释中国文化为何无法从自身内部开出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政治。

1．1 中国文化根源性的观念形态
牟宗三的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历史观。他一方面主张把个人人生与历史生命融合在一起来理解，反对将历史当做外在的东西来认知；另一方面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处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并非一成不变的“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他尤其反对将历史看作是一大串事实的平铺、罗列，作为外在的自然对象来理解。
从实践的理念出发，人就成了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而非躲在一边的旁观者，于是历史就有了“生命”，有了实实在在的驱动力和方向性，并非表面看上去的一堆偶然性的组合。牟宗三把这种方向性称为“理想”。从这个词本身就不难看出，牟宗三虽然使用了“实践”这一康德哲学中的经典名词，但实质上仍是从儒家传统的“推己及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将主体融入到对象当中去理解对象，从个体所具有的理想推衍到社会所具有的方向性，其合理性仍源于个体的心理感受。
接下来，牟宗三继续沿着这一理路推衍下去。理想作为个人实践活动中变现出来的方向性，是需要内在的驱动力，或者说本源的。牟宗三认为：“就个人而言，在实践中，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精神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含着一个‘精神的实体’。此实体就是精神生命的一个‘本’。”在肯定了这个“精神的实体”的本体地位之后，他再次将其推及到作为群体的民族身上。“就民族言，在实践中，一个民族的生命就是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含着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
牟宗三还从人有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本愿，没人甘心为恶的理念出发，将这种“普遍的精神实体”称为“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虽然受到动物性的影响，在现实的表现上，未必都是善的、道德的，但作为具有普遍性和本源性的精神实体，其表现为善和道德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以个人内在善心为本源的理念与由孟子到陆王的心学一路颇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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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性的运用表现和理性的架构表现之比较

牟宗三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基本精神——“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内核，它必定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牟宗三称之为“理性之运用表现”；与之相对应，西方文化精神体现为“理性之架构表现”。牟宗三对于这两种表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客观地评价了二者的缺点，并且论证了二者相互补充，尤其是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路，尤其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的可能性，以求实现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新。

2．1 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比较
在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统辖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区别。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也有着互相“转出”的可能。
牟宗三将中国文化的理性之运用表现定义为：“所谓理性应该就是人格中的德性，而其运用表现就是此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说感召或智慧妙用就表示一种作用，必然牵连着事，所以是运用表现。”这种理性的运用是一种将情、理、事融合在一起的圆融境界，拒绝抽象、枯燥。
从人性方面来说，理性之运用表现就是圣人人格的感召。这种感召完全是由圣人的圣德直接发出的，是超越架构的直接表现，无需借助任何媒介。从政治方面来说，这种运用就是德化的治道。这种德化的治道可以说是儒家圣人人格在政治上的表现。在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儒家只能追求圣君贤相的治道模式，“国家、政治、法律皆未以架构形态而出现，而自理上言之，君相实可越过这一套而直接自其德或道以化行天下，是即表示亦可不通过国家、政治、法律这些架构而即可安稳天下也。”
这种将超越性的人格追求直接移植到具体的国家治理上，往往会显得大而无当。从知识方面来说，理性的运用就表现为以道德心灵观照的“智的直觉”。如前文所述，这种智的直觉是由仁心发出且收摄于仁心的，既不经验的，也不需要逻辑和数学的架构，接近于西方宗教的“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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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解的尽理精神之比较............................4
1．1 中国文化根源性的观念形态 ................................................4
1．2 综合的尽理精神与分解的尽理精神之比较 .............................6
1．3 概念之形态及与科学的关系 ................................................7
1．4 综合的尽气精神及民主政治的关系 ......................................9
第二章 理性的运用表现和理性的架构表现之比较..........................12
2．1 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比较 ...............................12
2．2 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 ..................................13
第三章 儒家思想在现代的新开展 ...............................................15
3．1 儒学第三期的新开展 ........................................................15
3．2 良知之自我坎陷 ..............................................................18
结 语......................................................................................21
参考文献.................................................................................23

结 语
从“综合创新”文化观认识牟宗三的“历史哲学”“综合创新”是对现代中国几大思潮提出的文化观，其所反省的对象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代表人物是张岱年和方克立。牟宗三“历史哲学”所论即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过去及未来的哲学省察，我们从“综合创新”的观点对此作出一些简要的认识和评价。方克立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归纳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潮。“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界定近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方克立认为上述三个派别虽然都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但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在实践中把“中国特色”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方克立认为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完整的回答。显然，它与国粹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的文化观都不同，与这些偏颇的文化观点鲜明地对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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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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