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在大陆法系的近现代民商事法律体系中，合伙、公司等企业制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合伙，在民法上被视为一种契约关系规定在债法中，指以契约为纽带结合起来并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组合体，在商法上则被规定在主体部分，指从事较为固定的营利性活动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自然人团体。1而由合伙发展分化而来或与合伙有密切关联的股份公司、有限公司、无限公司等企业形式也被作为拟制的法人与商事合伙并列在商法的主体部分。我国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家，直接移植了这些概念并将其规定在当下的民商事法律中。2然而，其实在这些概念传入之前的传统社会，虽然国家法中从未有过直接的表述与规定，我国早已有了自己的有关观念和秩序。3并且，这些观念和秩序之下的企业形式还以其独特的优势一既分摊风险又解决资金、人力不足的问题——到明清年间已在民间工商业4活动中普遍存在并形成了较为稳定、成熟的秩序。5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传统社会中的这些观念和秩序，并以学术界通用的“六伙” 一词统称。在之前学者对传统法律史、经济史的研究中，“合伙” 一词的/fj法稍有差别。在汪士信的文章里，“合伙”仅指一个资本所有者（店东）与一个或儿个资本经营者（伙计）之间的合作，而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校式被称为“合资”，几个资本所有者与一个资本经营者的合作被称为“合股”。6刘秋根对该词的使用分两个时段，前期（2000年以前）其指称的范围基本相当于汪氏所言的“合伙”加“合股”，7而后来则把“合资”类型也加入进来，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他们的贡献（资本或力量）数S和可能得到的利润的分配方法収得协议的组织。8其他多位学者也基本在这一定义的框架内使用该词。9本文所称“合伙”也大致屈于这一定义的范畴,不再区分出资的具体方式(货币、实物、人力等），泛指传统社会工商业领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以营利为目的、共同出资作经营贸易、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各种企业形式及其资本组织方式。显然，这一定义与前述近现代民商事法律中的“合伙”概念也有所区别，其指称范围更加广阔，几乎涵盖了传统社会中除独资之外的所有企业形式。
第二章 合伙秩序概貌
合伙，既能分摊风险，又可解决并合理化配置资金、人力等问题，是除独资外的一种重要的工商业资本组织形式，在晚清巴县工商业领域中普遍存在，其经营范围涵盖铁矿、煤炭、米粮、山货、烟土、屠宰等等各行各业，以至专门以中间经纪他人生意为业的合伙。46各行业的合伙秩序并无大的区别，本文的论述将基本一并考察（也会偶及差异处）。材料中各行业涉及的合伙数量参见表格2-1。
合伙，既能分摊风险，又可解决并合理化配置资金、人力等问题，是除独资外的一种重要的工商业资本组织形式，在晚清巴县工商业领域中普遍存在，其经营范围涵盖铁矿、煤炭、米粮、山货、烟土、屠宰等等各行各业，以至专门以中间经纪他人生意为业的合伙。46各行业的合伙秩序并无大的区别，本文的论述将基本一并考察（也会偶及差异处）。材料中各行业涉及的合伙数量参见表格2-1。47合伙在这一时期的巴县，已经发展成较为稳定、成熟的秩序，并自发形成诸多相关惯例。以下的讨论将从出资模式、事务执行方式、损益分配惯例、合伙人的变更四个方面进行，基本能概括出此时此地合伙秩序的大致面貌。
第一节 出资模式
合伙财产是合伙经营、贸易的基础，而它的主要来源，即是各合伙人的出资。合伙人出资的数额及方式等通常在合伙成立契约中被清晰载明，笔者在案中所见的全部13份这类契约中均有此项内容。出资资本的形式多种多样，除货币外，还有各种生产资料、家具、字兮、人力等。大部分的合伙出资仅包括货币，如：罗洪顺、钱树森、谭炳荣染房合伙，三人各出本银八十两；王香圃、袁九摩：、卫静安“输义通”棉纱合伙，三人分别出资三百两、三百两、一百两。部分合伙的出资位括一些其它形式的资本，如：刘德荣、刘安权等“瑞丰”铁矿厂合伙中，刘德荣、刘安权以铁矿山出资；邓涂氏、朱松亭、陈耀觉“同昌祥” 土铺合伙中，邓涂氏出“五西银并全堂器其”；胡瑞图、曾宪章“德亿长”机房合伙中，胡姓出资五十两银力：机子三张；侯绍武、邓伟修等“德林福”药材合伙中，侯姓“以家具底货抵作股本”。以人力出资的合伙笔者仅见一例：李正兴、刘云程猪毛合伙中，李姓称己出资五百零六两、刘姓仅出人力，而刘姓称李姓出资实为四百八十两、自己出资一百八十两并人力。尽管说法不一，但至少可以肯定该合伙出资包括了人力。在这样的合伙中，人力被资本化，其出资者因人力而获得股份，与其他类型的出资者同样直接参与损益分配、享有或承担同等（与出资有关的义务除外）的权利义务，与仅足按期领“工钱”的雄纯的雇工、伙计明显不同。很特别地，朽合伙区分出资的“正本"与“副木”。掘张正明的研究，出资希的合约投资，而“副本”是出资涂正本外又存放商兮的资木，只得利息，不分红，但不能随意抽。
第二节 事务执行方式 ................................................................................19-23
第三节 损益分配惯例 ................................................................................23-28
第四节 合伙人的变更 ................................................................................28-32
第三章 秩序的形成与维护 ................................................................................32-51
第一节 形成与维护秩序的 ................................................................................34-37
第二节 形成与维护合伙................................................................................37-51
一、巴县县衙 ................................................................................37-41
二、社会群体或组织................................................................................ 41-51
第四章 对秩序的评价 ................................................................................51-62
第一节 评价之目的 ................................................................................51-53
第二节 评价之方法：博弈论................................................................................ 53-55
第三节 正式博弈 ................................................................................55-59
一、重复博弈 ................................................................................55-56
二、第一方控制体系................................................................................ 56
三、第二方控制体系................................................................................ 56-57
四、第三方控制体系 ................................................................................57-59
第五节 结论
综上所述，晚清巴县合伙这一 “没有法律”的秩序中，在各方社会控制体系的综合作用之下，确能一定程度保障秩序中各个合伙的长期、持续、稳定。但足，组第一方控制者、第二方控制者及第三方控制中的各种社会徘体及纽织进行的非正式控制均弃在不同程度、无法避免的不足并亟需国家正式手段——立法与司法两方面——的存在之时，国家却严重缺位，导致秩序博究对矩形中A所在象限内数值与B所在象限内数值差额的扩大，从而不利于诱使合伙人倾向合作、走出困境，也从而其对秩序中各个合伙的长期、持续、稳定的保障只能是“ 一定程度”的。题时有一重要论断与笔者的这一结论颇为符合：短期而言，正式与非正式的体制在解决商业或民事纠纷时规模效益方面的差异，在交换和贸易量都很有限的情形之下似乎影响不大；但就长期而言，这种差异将潜在地对工商业组织、货币与财政体系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中西方间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的显著差异。但马氏得出这一结论时似并未有充分的实证材料与细致论证作为支撑，而本文的研究或正可弥补这一缺憾。光绪二十九年（1903),巴县霍姓知县曾颇为无奈地发出疑问：“渝城商贾福辏，贸迁有无，四方之货萃于一城，以数计之奚止千万，何以市面毫无起色，倒闭者多呈控追债之案不一而足？对于这一疑问，其答案或许正在于此。
清中期以降，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中华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商业等各项对全中均逐渐败下阵来。器物之失？制度之失？抑或是整个的文化之失？从那时起直至当下以至未来，我们始终追问。器物之失？然也，由是《巴县志》言：“由今论之，重工商者其国恒富以强，欧美诸邦是已，而吾国资货外溢、利权尽丧，国事亦因以积弱不振，讵非工商业不竞所致哉。” 292制度之失？然也，由是幵始了法律近现代化的轰轰烈烈，由是移植包括近现代企业制度在内的各种近现代法律制度。然而，这二者其实均仅为表象，我们真正所缺失的，乃为整个的文化，并且直到现在，我们对此可能仍未有真正彻底、充分、清醒的反省。以与本文讨论对象有关的商事立法中的企业制度为例，自清末新政引入西法开始修律之后，无论晚清、民国抑或当代，无论学德、学法、学日、学美还是学苏联，均有只顾简审照抄、不顾本国国情的倾向，但其实，这些所谓近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诸多内容或元素在传统社会里也能找到其类似的对应物。对于这些对应物，无论其优缺，都不应被彻底无视，而相反正值得我们予以足够关注——优者传承之，使之利于当下法制之建设；缺者反思之，以之为戒避免重演，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舒” 本文之最终鹤的，即在于此。否则，若仅凭一己之愿，以一套完全陌生、不符国情民心的制度空降于这个国度，并要求这个国度里的民众必须遵循，这种立法思维模式实与其所意欲収而代之的传统社会里统治者只顾一己私利因而无暇顾及商业立法的立法思维模式并无实质进步，因为二科均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之上，均不以民众的诉求为立法的最终考量标准。如此之下，即便移机多、再好、再先进的法律文本，这个国度及这个国度的民众仍然会生活在“没有法律的秩序”之中，因为对他们而言，所谓“法律”不过是朿之高阁的废纸。晚清巴县合伙秩序，在一个相对封闭、自由的环境中自生自发地繁衍，并已然达到了相对稳定与完善的程度。但是，它未能如西方那样在传统合伙秩序基础上发展出规模更大并更加合理、完备的近现代企业秩序，而是也如同传统社会的整个政治、经济、法排秩序的命运，在拙帖拉朽的瓦解崩遗洪流中几乎一夜之间即退出了历史舞台。诗云：逝者常如斯，东去本无心；可怜存者思旧物，怅然独太息！
参考文献
[1]《巴县档案》，四川省档案馆藏缩微胶片。
[2]向楚等：《巴县县志》，民国廿八年刻本。
[3]四川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4]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5]《调查东三省习惯报告册》、《黑龙江省调査民事习惯答案汇纂册》、《山东省民事习惯答案》（四、五、六）、《热河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热河民事习惯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6]严谔声：《上海商事惯例》，载王志华（编校）：《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8]《大清法规大全》，考正出版社1972年9月版。[9][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10][美[黄宗智：《清代的法维、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