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探究了中国对沿线与非沿线国家 OFDI 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差异，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否调节或影响 OFDI 对商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本文将交互项引入多元线性模型中，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核密度分析，再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最后利用工具变量法和样本剔除回归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回归样本为中国对 181 个国家从 2008-2017 年间 OFDI 和出口商品数据。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对外直接投资（下文简称为 OFDI），指一国企业对本国以外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行为。自上世纪 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部分国家均进入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开始突飞猛进。为了寻求更高的效率，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逐渐壮大。作为促进经济全球化进步的一种方式，跨国投资也逐步发展起来。根据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发展程度，OFDI 可以分为顺梯度和逆梯度，顺梯度 OFDI 指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逆梯度 OFDI 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中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就在不断增加引进外资，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在投资东道国引进外资排行榜上已身居第五，在 1992年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行列的榜首。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顺-逆梯度 OFDI 的母国结构发生了改变，发展中国家逐渐加大 OFDI 活动，其中包含中国。2001 年中国力争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为中国的国际投资领域打开了更广阔的的事业，在引进庞大外资的基础上，OFDI 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期。
从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上看，中国自 2002 年的 OFDI 一度增长，2003 年至2008 年间，每年 OFDI 流量的增长率均保持在 50%左右。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 OFDI 增量率下跌至 1%，但在经济复苏阶段，增长率维持在 10%-20%。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有效增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在全球贸易加速的背景下，该倡议的实施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壁垒和多方面的成本。随着贸易的打开和成本的降低，中国 OFDI 也在这场行动中寻找着发展的机会。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一、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了 2008-2017 年间中国对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及地区的 OFDI 和出口商品数据，研究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沿线与非沿线国家的 OFDI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本文研究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一，中国OFDI 对商品出口规模存在替代还是互补效应？二，OFDI 能否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三，OFDI 对我国商品出口规模与结构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与非沿线国家间是否存在差异，即“一带一路”倡议对 OFDI 的出口规模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具有正向还是反向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所有国家和地区样本进行实证回归，探究OFDI 与商品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结构间的关系。本文将出口的商品分类为低、中、高技术商品，三种商品的出口情况表示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是对商品出口规模的分解研究，OFDI 与出口规模的影响结果是探究 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的铺垫。接着通过实证方法，探究了中国 OFDI 与低、中、高技术商品的关系，探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OFDI 能否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依据投资类型进行分样本检验，不同类型 OFDI 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差异。
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OFDI 和出口商品结构三个关键词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印证了彼此间关系在研究领域中的存在性。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借鉴其经验，发现研究的不足之处，完善自己的研究内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OFDI 与出口的相关文献
一、OFDI 与出口规模的相关研究
OFDI 与出口商品规模层面的研究是相关文献中被涉及最多的问题。出口商品规模往往被包含在贸易规模中，与进口规模一起纳入研究对象。已有的研究中，对 OFDI 与贸易规模间的关系存在多种结论，即“替代”、“互补”和“不确定”。但更多的文献结果表示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效应。
（1）早期国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多认为 OFDI 和贸易规模之间为替代关系。蒙代尔（1957）假设了商品要素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基于对关税壁垒的研究，认为贸易壁垒的增加刺激了资本等要素的流动；相反，对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性的限制则刺激了贸易的发生。这是较早提出投资与贸易规模为替代关系的研究。除此外，Johnson（1967）认为贸易壁垒即关税壁垒下进行投资会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部门难以发展，由此贸易规模就会减少。HeadandRises（2003）也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生产率较高的具有相对优势的跨国企业OFDI 行为与本国的出口规模呈替代关系。在理论层面，国外有很多“替代效应”的声音，但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较少有学者得出了显著的替代结果。
（2）替代关系的观点出现之后，渐渐有学者发出了相反的声音，他们认为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应存在着互补促进的作用。Markuson 等（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解释了要素流动是产生要素比例的基础，使得一国相对拥有了在出口商品中大量被使用的要素的优势，从而得出了生产要素流动与贸易之间互补的结论。BayoumiandLipworth（1997）发现外国直接投资（FDI，下文简称为 FDI）对出口有短期影响，对进口则存在长期影响，因为 FDI 主要通过短期需求装备新工厂，而非持续向海外生产设施出口零部件的方式来影响出口，也就是说相对于投资母国而言，由于其对东道国的 OFDI，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母国的出口规模。相较于替代观点，国内学者更多地认可两者间存在互补关系。蔡锐和刘泉（2004）利用岭回归，在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了两者总体呈正向关系的结论，且认为发达国家的 FDI 对东道国的出口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东道国进口替代作用，而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对其的出口规模，对进口的作用不明显。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 OFDI 的相关文献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效增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在全球贸易加速的背景下，该倡议的实施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壁垒和多方面的成本。随着贸易的打开和成本的降低，中国 OFDI 也在这场行动中寻找着发展的机会。
蔡智维（2019）探究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 OFDI 既有着广阔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政治与法律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既有丰富的资源，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开拓出了更大的投资领域，且让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其中；但这些机遇又对应着民族、文化的差异风、政治局势不稳定、东道国法律体系不完善致使民营企业投资损失以及东道国经济市场不稳定、体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风险。但在此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针对东道国政治风险与 OFDI 间的效应说法不一。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引入 ICRG 政治风险指数，用简单算术平均得出指数的年度平均值，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显著抑制了 OFDI，他们认为非金融类 OFDI 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上升发展可能是由于企业的“盲目投资”或是东道国资源丰裕度对政治风险有“屏蔽”作用。而唐静（2014）和汪聪聪（2017）均得出了 OFDI 偏好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区域。赵明亮（2017）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实证研究得出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自由度能够有效促进 OFDI，但 OFDI 与经济风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周伟，陈昭和吴先明（2017）则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政治和金融风险整体较小，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更大风险其实为文化差异风险。李晓敏和李春梅（2017）也通过研究证实了沿线投资东道国的制度水平越低，中国越倾向于向该国增大OFDI 量。钱进和王庭东则是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政策对 OFDI 的联合效应，选取了 2003 年至 2015 年我国对 187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东道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水平能够促进我国的 OFDI，但“一带一路”倡议弱化了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因此在对沿路国家投资时，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制度不完善的经济体。
...............................
第三章 理论分析.....................................18
第一节 OFDI 对出口的影响理论分析 ...........................18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下 OFDI 对出口的影响理论分析..................................25
第四章 现状分析.............................29
第一节 中国 OFDI 现状分析 ...........................30
第二节 中国商品出口现状分析..............................33
第四节 本章小结...........................49
第五章 实证模型及数据.............................51
第一节 实证模型设立..............................51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52
第六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第一节 核密度分析
通过对 OFDI 存量进行核密度检验，从图 6-1 可以看出沿线国家的 OFDI 核密度图波峰更高，分布更加收敛。图中表明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中位数略大于对非沿线国家的投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更为集中，且集中区间投资额要高于对非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从核密度图的极值来看，对非沿线国家的投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在沿线国家样本分布的区间外，说明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水平相对于非沿线国家样本而言更加趋同。
从出口商品结构层面来看，图 6-2、6-3 和 6-4 展示了对沿线国际和非沿线国家出口的低、中、高技术商品核密度检验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核密度图均为左偏，主峰区落在较高出口额。无论哪种商品在两个样本中的分布均差别很大，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三类商品分布均比向非沿线国家出口商品的分布收敛。对沿线国家出口的高技术商品的中位数比非沿线国家的高，而低、中技术商品在两个样本中的中位数差距不大。三类商品在非沿线国家样本中的分布较为均匀，在沿线国家样本中收敛度更高，且在高出口额区域形成了较小的峰值。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将投资的眼光引向沿线国家，形成政策引导和扶持，通过投资促进了各类商品出口额的提升；其中，对高技术商品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明显超越非沿线国家样本的水平。
..........................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为解决引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将是否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设置为虚拟变量，若为沿线国家设为 1，非沿线国家为 0，再将此虚拟变量和 OFDI存量的滞后一期组成交互项，探究了中国对沿线与非沿线国家 OFDI 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差异，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否调节或影响 OFDI 对商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本文将交互项引入多元线性模型中，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核密度分析，再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最后利用工具变量法和样本剔除回归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回归样本为中国对 181 个国家从 2008-2017 年间 OFDI 和出口商品数据。通过结合相关理论和现状得出了研究结论。
一、OFDI 对商品出口规模的影响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检验，在对商品出口规模效应模型（5.1）的回归结果中，核心变量 OFDI 的系数为 0.148，交互项系数为 0.007，且都显著。证实了我国的 OFDI 可以提升我国的商品出口规模。且相对于非沿线国家而言，对沿线国家的 OFDI 更能促进我国的商品出口规模，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正向调节 OFDI 的出口规模效应，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可以促进商品出口规模。
二、OFDI 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对全样本出口商品结构效应模型的回归也涉及 181 个国家，时间跨度为2008-2017 年。本文利用第二版 SITC-3 位编码对所有出口商品进行分类，构建了出口商品结构变量，即低、中、高技术商品出口额。OFDI 对低、中、高商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27、0.158 和 0.165，意味着上一年 OFDI 每增加 1%，低技术商品的出口增加 0.127%，中技术商品出口增加 0.158%，高技术商品出口增加0.165%，结果表明 OFDI 可以有效优化母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在不同水平上显著，对低技术商品的回归系数为 0.008，在 1%的水平上显著；对高技术商品的回归系数为 0.009，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沿线国家的 OFDI 比对非沿线国家的 OFDI 更能有效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