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对比非贸易企业，进口企业对国内就业波动性更大，影响程度达到4.3%，而出口企业和混合企业则会降低就业波动水平，稳定就业。中国加入 WTO的政策确实会改善国内就业，降低就业波动，影响程度达到 22.8%。因为中国加入 WTO 后会减少各种贸易不确定风险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良好的贸易环境，能够降低贸易风险，稳定就业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强度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方向相反，进口强度反而会降低就业波动水平。
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对外贸易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交流，进而导致贸易一体化与生产解体（Feenstra，1998）。近年来，制造业的发展愈发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为了让美国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中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出台一系列政策进行“再工业化”，现任总统特朗普也不断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希望美国公司回流本国，带动国内就业。
中国虽然在 2010 年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制造质量主要依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质量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十分突出，严重阻碍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和“制造强国”的建设。“中兴制裁”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造业研发和创新的必要性。2019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中强调中国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鼓励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①，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制造业企业应当紧抓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种种机遇，积极融入全球经贸市场，不断推动制造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制造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积极加入全球贸易行列（见表 1.1）。2003—2006 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从 53％增加到约 60％（Upward 等，2013）。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全球化贸易中是异质的。有些企业只服务于本国市场，不进行对外贸易；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全球化市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有进口（见图 1.1）也有出口（见图 1.2），企业不断面临进入国内市场的沉没成本以及出口外包的额外固定成本（Zlate，2016）。作者认为，这些不同贸易行为的企业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贸易风险可能存在差异，而这些不同企业所雇用的员工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风险冲击，其经历的风险程度显然也是不同的，那么就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就业波动（见图 1.3）。因此，不同企业在参与全球贸易过程中对就业波动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而贸易企业和非贸易企业对就业市场造成的波动水平也是非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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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不管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以及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制造业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高质量稳定发展制造业一直是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目标。对比国内贸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加入到全球贸易行列，制造业企业由于规模不同、风险管理能力等不同，因此在全球贸易中受到的风险冲击是非均衡的，那么可能对就业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就业波动水平。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就业市场的稳定有助于国家社会的团结和安定。基于此，本文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发，旨在研究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对国内企业就业市场的影响，尤其是测算就业波动性的大小和方向，这就是论文主要的研究目的。
1.2.2 研究意义
第一，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文献有很多，探讨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文献也不少，但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就业波动性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比较少。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出口贸易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测算出就业波动性的程度和方向。这不仅有助于完善贸易与就业市场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帮助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劳动力市场理论成果，为往后的研究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参考。
第二，从实践意义的角度。中国作为具有 13 多亿人口的大国，降低就业波动直接关系到就业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团结。本文研究企业进出口贸易和就业波动性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福利影响中一个重要的讨论热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政府采取积极有利的向好政策，稳定就业波动，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企业角度出发，有利于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拉动产业新一轮升级以及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于选择进口贸易还是其他贸易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稳定就业波动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快速进入国际市场等。企业层面的就业波动性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具有显著的指引价值，因为可能会影响劳动者下岗的可能性成本、工作转换成本、收入风险等，以及劳动合同监管对就业动态和就业者工资发展的作用（Portugal，1999），关系到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劳动者自身福利保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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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就业波动性的测算
本文的就业波动性是指企业就业人数的变化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层面的就业风险程度。测算就业波动性的相关文献较少，作者主要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并整理了以下几种典型的测算方法。
最早的是 Davis 等（1996）提出的就业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具体见表2.1），这种方法将出生人数和死亡数也纳入研究分析中。Buch 和 Schlotter（2013）利用1970—2005 年德国区域企业员工年平均就业数据进行就业波动的测算。在计算就业增长率时，考虑到就业周期性演变，故作者采用Hodrick-Prescott-Filter 将周期性与就业增长率相分割，就业增长率和周期性循环分量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平滑参数 ，文章又参考了 Ravn 和 Uhlig（2002）的观点将平滑参数 设为 6.25。最后，作者利用就业数量的周期性增长，以五年为时间窗口计算滚动标准差来衡量无条件就业波动性。
Ozcan 等（2014）在研究波动率随时间变化的过程中，由于时间序列维数非常有限，因此无法构建常规标准差的滚动窗口，最后作者遵循 Morgan 等（2004）的方法构建可用于面板数据的逐年波动性测算方法，即通过控制企业效应和年份效应对产出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所需要的残差值。对于每家企业，将残差的绝对值作为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
Kurz 和 Senses（2016）采用了有条件的计算就业增长率的方法，采用就业人数的对数之差作为企业就业增长率。在计算企业层面的就业波动性时，他们提到了两种不同的测算方法。第一种为残差法，通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部门-年份固定效应后得到就业增长率的回归估计残差，利用估计残差再计算就业波动性。这个方法与 Vannoorenberghe（2012）类似，然而后者是由市场销售对数增长率的回归残差给出。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第二种方法主要利用企业就业增长率的标准差来得到就业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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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就业波动性的传导因素
本文从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劳动需求弹性、就业风险和就业结构等方面阐述就业波动性的间接传导因素。
2.2.1 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
利用中国加入 WTO 的典型事实，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共同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波动，企业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高生产率企业提供了就业创造的机会，同时也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在研究中间投入品进口与不同贸易行为企业的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时，魏浩和李晓庆（2018）将企业分为贸易企业和非贸易企业，又将贸易企业划分为纯进口企业、纯出口企业和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研究发现中间投入品进口对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对比其他类型企业）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数量，企业的就业波动性也是达到最低水平，而对于纯进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日本终身就业制度的就业有助于缓解就业破坏，但也阻碍了就业机会的创造，而后者的影响主导着整体就业增长的减少（Liu，2018）。
2.2.2 劳动需求弹性
劳动需求弹性会提高员工就业的不安全因素，增大就业波动水平（Fabbri 等，2003；Bertrand，2004）。通过计算中国三大地区的对外贸易就业弹性，张江雪（2005）认为东部地区呈现的结果最好，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基于工业行业数据，周申（2006）认为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考虑到劳动需求弹性的作用，进出口贸易仍然会对劳动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尤其是进口自由化导致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加。就业市场会随着劳动需求弹性的上升而不断波动，进一步影响企业与劳动者的雇佣关系（盛斌和牛蕊，2009），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生产工人有条件的劳动需求弹性与外包呈正相关（Senses，2010），而贸易开放将使中国劳动需求更富有弹性，从而加剧就业市场波动（李娟和万璐，2014）。无论是发包还是接包，中国制造业外包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劳动需求弹性和交叉需求弹性，对就业市场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史青和张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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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 ...................................14
3.1 理论模型...................................14
3.1.1 定价和产品类别....................................14
3.1.2 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16
第 4 章 计量模型构建 ................................21
4.1 模型构建....................................21
4.2 核心指标测度...............................21
4.3 数据说明....................................23
第 5 章 实证分析 .........................25
5.1 基准回归..............................25
5.2 工具变量回归......................26
第 5 章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
下表 5.1 报告了使用跨度为 2000—2006 年企业至少存活 3 年的非平衡数据所得的基准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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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首次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发，同时参考 Kurz 和 Senses（2016）就业增长率和随时间变化的就业波动性的测算方法，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工企和海关数据匹配成功的微观企业数，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行为对国内就业波动性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两个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比非贸易企业，进口企业对国内就业波动性更大，影响程度达到4.3%，而出口企业和混合企业则会降低就业波动水平，稳定就业。中国加入 WTO的政策确实会改善国内就业，降低就业波动，影响程度达到 22.8%。因为中国加入 WTO 后会减少各种贸易不确定风险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良好的贸易环境，能够降低贸易风险，稳定就业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强度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方向相反，进口强度反而会降低就业波动水平。
其次，本文为了探讨企业不同贸易行为对就业波动性产生非均衡差异的原因，剔除掉非贸易企业，从贸易企业的贸易伙伴国入手，主要分为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根据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的国家数和产品数、贸易持续时间、伙伴国的收入水平以及具体国家特征等进行机制分析。研究结果表示，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企业进行贸易持续时间越长，越能稳定就业波动。从来源国进口的产品数量越多，越能保障中间产品的进口数量，那么对国内就业波动水平越小。企业出口目的国的国家数量越多，能够较好地分担企业面临的贸易风险，因此能够减少劳动者就业波动，对就业市场起到稳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