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售业务市场开放与产能利用率

本文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角度出发，衡量了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对中国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重点包括：（1）基于国内移动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和宽带业务试点开放改革，设置时间虚拟变量，研究两大改革措施对电信业业务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产能利用率变化背后的原因。（2）选取移动通信业务服务贸易壁垒限制指数作为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对移动通信业务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产能利用率发展水平综合评判电信业对外开放的影响。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1.1.1 研究背景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很多学者都认为民营化改革可以有效提高电信业运行效率[33,46,76,79]。我国电信业市场发展的主旋律之一是不断进行民营化改革，实现国内转售业务市场的逐步开放。按照时间顺序，我国电信业改革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阶段一（1993 年之前）：政企合一，电信业市场由邮电部完全垄断。因为财政紧张，国家为了减少建设成本，以政企合一的方式直接管控电信业的投资运营。此时电信业服务能力有限，其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2）阶段二（1994-1998 年）：政企分离，双寡头垄断竞争格局显现。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企合一的弊端不断显现，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意愿不足，竞争活力下降。为了增强市场竞争活力，国家将邮政与电信分离，成立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标志着中国电信业市场化进程的第一步。（3）阶段三（1998-2001 年）：业务拆分，企业重组，电信业市场化进程加快。为了进一步提高电信业竞争活力，我国政府按照业务性质对电信总局进行拆分，组建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中国卫星通讯三家运营商，分别从事固定电话业务、移动通信业务和卫星通讯业务。同时成立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并发放电信业务许可证，实现了电信业分层次竞争的新格局。但由于中国网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的成立时间较短，难以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抗衡，市场竞争不均衡矛盾逐渐显现。（4）阶段四（2002-2007 年）：业务重组，六强争锋，市场开放力度加强。为了解决电信业市场竞争的不均衡，信息产业部对 6 家电信运营商进行拆分重组，保障同一业务领域内均有两家以上电信业运营商[41]，解决了竞争不均衡矛盾。中国电信业市场实现了初步开放，并形成了六强争锋的局面。（5）阶段五（2008-2014 年）：新一轮重组启动，“三巨头”垄断竞争市场格局成型。2008年，新一轮电信重组启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 6 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相互重组合并，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三巨头”垄断竞争市场格局。2009，工信部向三家基础运营商发放 3G 牌照，2013 年底，颁发三张 4G 牌照。国内电信业市场进入三家基础运营商全业务运营的均衡竞争格局。（6）阶段六（2014 年至今）：转售业务市场面向私企开放，民营化改革起步。2013 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始向国内各类民营企业颁发电信业虚拟运营商牌照，以期打破电信业的垄断竞争格局，实现电信业市场的有效竞争。民营企业的加入标志着中国移动转售业务市场开放迈出了第一步。随后，在 2014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针对宽带业务提出了“加快建设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强化互联网行业管理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实施宽带中国 2015 专项行动，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宽带业务试点逐渐开放。2018 年 5 月 1 日，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实现了正式商用，这一改革举措可以说是继 2008 年中国电信市场重组后的又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移动转售业务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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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1.2.1 研究目标
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设立以下研究目标：
（1）在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比较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的优劣性，根据本文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模型，筛选电信业投入产出指标，设置国内电信业市场开放改革政策虚拟变量，按照移动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和宽带业务试点开放的时间点构建时间虚拟变量，以 Battese & Coelli1992[54]模型为基础，以三大基础运营商 2006-2018 年间移动通信业务和固网宽带业务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而研究市场开放改革对移动通信业务以及固网宽带业务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2）探究对外开放程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以 Battese & Coelli 1995[53]模型为基础，以全球 43 个国家移动通信业务为研究对象，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以及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选取电信业服务贸易壁垒指数作为衡量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判断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同时对全球样本进行分类，研究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产能利用率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3）结合（1）与（2）的研究结果，综合分析中国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发展现状，对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分阶段变化特征进行总结，判断当前电信业是否存在产能利用效率低下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电信业未来的发展重点及改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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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产能与产能利用率概念界定
2.1.1 产能的定义
“产能”在很多经济学文献中都有出现过，而且通常很少讨论其概念，似乎大家都对其含义达成了一致。Chamberlin（1948）[57]最早在 1948 年提出产能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将产能定义为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产出水平。Kirkley（2002）[69]提出产能是在固定的投入禀赋中可能达到的最优潜在产出。一般来说，产能可以被认为是从固定投入的禀赋中获得的最大或者是最优的产出水平。然而多年以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产能概念，每一种“产能”可能对应着完全不同的产能水平。
通常，产能的定义会出现差异，主要取决于是指产能的技术概念、物理概念还是经济概念。无论是哪种概念，产能都是短期概念，企业和行业参与者面临着短期约束，如资本存量和其他固定投入、现有法规以及技术能力。由于产能概念的不同，产能利用率衡量的标准也不同。也就是说，由于产能输出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所以产能利用率的标准也有多种解释。
产能的物理概念指的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其测量方式完全取决于生产技术，通常将产能定义为从给定的一组固定投入和技术状态中获得的最大潜在产出。Johansen（1968）[67]将产能定义为现有工厂设备在生产要素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所能生产的最大单位数量。产能的技术概念则是在物理概念的基础上考虑了技术水平的影响，通过构建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等模型，计算出最优的产能。不同的技术水平对应不同的生产函数，将资本、人力资源以及其他要素作为投入要素以实现在不同技术水平下向最终产出的转化，企业实际的产出水平与最优产能的比值即为产能利用率。产能的经济概念可以从生产和成本的两个角度进行解释。Cassels（1937）[56]将产能定义为在给定投入要素以及要素价格的条件下，公司长期成本曲线最低点所对应的产出水平。Klein（1960）[70]认为部分公司的长期成本曲线是 L 型，无法找到最低点，因此将产能定义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作为最大化产出点。Coelli（2002）[60]将产能定义为利润函数最大利润对应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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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能利用率测定方法综述
产能利用率衡量企业生产要素是否充分利用，被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外学者从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展了关于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国内学者相关研究较少，所采用的方法也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总的来讲，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可以分为调查统计法以及经济分析法。其中经济分析法按照是否需要设定具体的参数形式又可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大类。参数法包括峰值法、函数法、协整法以及随机前沿分析法，非参数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
一、调查统计法
顾名思义，调查统计法就是直接对企业进行调查问讯的测度方法，主要通过问卷的形式将产能利用率数据传递给调查机构，调查机构取得企业数据汇总处理后得到整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调查分析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汇总数据的真实性以及受访者对产能的主观认知。如果在企业在汇报数据时，故意夸大产能利用状况以牟取政策扶持利益就会导致结果的不准确。另外，该方法在调查统计时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精力，很少会有学者采用此方法，多为国家统计部门使用。
二、经济分析法
1、峰值法
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 Klein[70]就开展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提出“峰值法”测量产能利用率，开创了经济分析法的先河。Klein 对企业或行业在一段时间内的实际产出进行汇总，选择时间序列内产出的峰值作为企业的最优产出，并假定企业在该时间点实现产能的完全利用，将其余各个时间点的实际产出与峰值对比即可得到产能利用率。国内学者沈利生（1999）[27]同样采用了峰值法估计我国潜在 GDP，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龚刚、杨琳（2002）[7]以用电量代替资本服务使用量，借助峰值法计算资本设备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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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随机前沿模型理论框架............................20
3.1 随机前沿模型的发展.........................20
3.2 随机前沿模型的最大似然法........................22
第四章 转售业务市场对内开放与产能利用率..............................27
4.1 指标选择与说明...................................27
4.2 随机前沿模型的引入与设定...........................30
第五章 对外开放与产能利用率.....................38
5.1 指标选择与说明................................38
5.2 随机前沿模型的引入与设定..............................40

第五章 对外开放与产能利用率

5.1 指标选择与说明
1、指标选择
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在生产函数投入指标上一贯的选择是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人力投入一般用电信业员工数量代表，资本投入分为物资资本和财务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包括主线数、交换机容量以及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财务资本包括资本存量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产出指标，学者们的选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电信业务总量或者电信业务收入表示的财务产出，一种是以用户数、通话次数或者时间表示的社会服务产出。为了避免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交叉重复性，本章选择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存量或主线数、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和交换机容量之一作为资本投入指标，选择就业人数作为人力投入指标，同时考虑资本投入和人力成本之外的运营成本作为其他投入指标。选择用户数或者电信业务收入或通话次数之一作为产出指标。
本章的重点在于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直接作为影响电信业产出的投入指标并不合适，有学者提出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也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可以带来电信业总投资的增加，进而带来电信业产出的增加[23]。可见对外开放程度对电信业产出具有间接影响。因此本文将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影响电信业生产前沿的外生变量，即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外生变量直接影响 SFA 模型中的技术非效率，进而影响模型的生产前沿面。
对于开放程度指标的选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李豫新，郑李昂（2019）[19]分别选取了对外开放水平（FDI）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何枫，陈荣（2004）[12]分析了经济对外开放的不均衡性对省份经济效率影响，选取了外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GDP）与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作为影响技术效率的外生变量。朱承亮（2009）[47]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影响因素，选取外资依存度、贸易依存度作为影响技术效率的外生变量。国内学者在选择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主要是贸易依存度以及外资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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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电信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先后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开放改革措施，实现了从起步到飞跃的高速发展。本文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角度出发，衡量了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对中国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重点包括：（1）基于国内移动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和宽带业务试点开放改革，设置时间虚拟变量，研究两大改革措施对电信业业务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产能利用率变化背后的原因。（2）选取移动通信业务服务贸易壁垒限制指数作为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对移动通信业务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产能利用率发展水平综合评判电信业对外开放的影响。
均小于 0，表明两大改革措施的实施不利于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尽管改革实施后一年的产能利用率大幅度提升，但因为监管政策缺失，开放程度不高，核心资源未能实现完全开放，转售业务商与三大基础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不具有对等性。所以长期来看，电信业产能利用率仍逐年下降。（2）服务贸易壁垒指数与电信业产能利用率呈负相关关系，即服务贸易壁垒指数越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电信业产能利用率越高。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外资进入市场参与到国内企业的竞争可能性增大，进而迫使企业实现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有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3）结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中国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将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分为 4 个阶段：阶段 1（2006-2008 年）、阶段 2（2008-2013 年）、阶段 3（2013-2015 年）、阶段 4（2016-2018 年），产能利用率分别呈现出逐渐下降、平稳增长、迅速增长、逐渐下降等特征。中国整体电信业产能利用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略有不足，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