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要素禀赋结构演进的理论与实证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经济，对外贸易增长迅猛，经济总量不断提升。2009 年货物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0 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外汇储备突破 3 万亿美元继续稳居全球之冠。2012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38668 亿美元，其中出口达到 20489 亿美元，贸易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出口规模持续攀升的基础上，出口产品结构也有所优化，2012 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为 11794 亿美元和 6012 亿美元，分别占出口货物总额 57.56%和 29.34%。即使在 2008 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出口贸易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态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亮点。
然而在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出口总额逐年递增，出口额成为世界第一的同时，中国也遭遇了诸多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截止 2011 年，中国已经连续 17 年成为世界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频繁的贸易摩擦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贸易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而巨额出口贸易额的背后，加工贸易出口占据的份额超过四成，仍然是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在出口企业主体中，外商投资企业仍居于首要位置。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仍表现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出口产品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比重仍较大。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衰退，时至今日仍然复苏缓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得到根本化解。而与此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却几乎重回金融危机前的高位，从而给本就复苏困难的各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还呈现下降趋势。在外需下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稳中有升，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仅仅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将难以为继。在一定时期内，我国的对外贸易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国内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急需重大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占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2011 年最终消费率为 49.1%。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大量产能要靠国际市场吸收，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这种压低国内消费，不断扩大出口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经济模式的调整，必然意味着要将增长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因此，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实现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已是必然选择。

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对出口产品结构决定因素的研究
从亚当.斯密 1776 年《国富论》出版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探索国家间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是哪些因素决定着当前世界贸易中各国所处的分工地位。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在其 1817 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进一步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两国产品中机会成本的不同，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分工与贸易，一国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该国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比较优势理论一直在贸易理论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其核心观点一直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指导思想。俄林（1933）将一般均衡分析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从多种生产要素角度分析贸易产生原因，认为各国要素丰裕度不同，导致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各国商品的价格不同，引发贸易。因而，各国贸易结构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差异决定。要素禀赋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论一般化，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来源，成为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Samuelson （1948）, Jones （1965）和 Vanek （1968）等人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严格论证，假设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且位似的偏好，那么当开展自由贸易时，每个国家在每种产品上的消费量占世界该种产品的份额都等于其总消费与世界总消费的比值。再假设所有国家都拥有完全相同的生产技术，但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在不同产品上的生产量不可能都等于其消费的世界份额。如一国劳动力丰裕，则该国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会大于其在该产品上消费的世界份额，因此会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因而也会相应地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Deardorff（1980）建立了一个多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比较优势弱公里的有效性，即产品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贸易模式。Helpman（1984） 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广，利用其构建的相对价格与贸易结构的模型，得出结论，在要素价格均等假设前提下，国与国在技术上的差别引起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机会成本不同，因而比较优势不同。给定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约束，产品的相对价格等于机会成本，所以比较优势不同引起相对价格的差异。当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相对价格时，该国家出口该种产品。反之，则该国进口这种产品。

第 2 章 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对国际贸易的产生、贸易模式的决定以及贸易结构的演进的解释，一直是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贸易现实解释能力的不断加强，贸易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贸易理论也因而不断地发展和演进。在贸易理论不断前行的过程中，比较优势理论贯穿了整个发展过程。虽然当今贸易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但无论是新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其理论思想依然是从比较优势的思想衍生而来，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约束条件进行拓展，和引入新的假设从而对贸易实践得出新的理论解释。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实际上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约束条件不断完善和拓展，对理论内容不断丰富和创新的过程。因此，对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理论演进大致可以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三个阶段来考察。

2.1 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演进首先是从基于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开始，到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比较静态分析，并进一步演进为动态分析。
2.1.1 基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1.基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静态比较优势
出口商品结构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开山之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其 1776 年的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中阐述了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国际贸易的产生是由于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而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决定，分工有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国通过分工分别生产各自在劳动生产率上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从而使各自生产的成本最低，并通过交换使各国都可消费比单独生产全部产品更多的产品，从而使贸易各国的福利都得到增加。
李嘉图在 19 世纪初引入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并指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唯一决定因素。由于一国的资源是有限，其所能生产的产品也是有限的，因而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中存在替代问题，一种产品产量的增加必然要以牺牲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作为替代。所以一国应集中生产其拥有比较优势较大的商品，而进口其比较优势较小的商品，通过贸易既节省了资源，又使贸易的双方都能获利。“最能保障整体利益的莫过于把资本作最有利的分配，也就是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①这一理论被称为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比较优势概念反应出了价格与生产的关键命题，即当一国某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低于其机会成本时，该国就会专业生产这种产品，反之则进口该种商品。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通过模型化进行表述。其模型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产品的生产只有一种要素，且要素禀赋固定；二是需求方面，假设贸易是均衡的，整个经济的支出等于收入；三是贸易方面，存在两个国家，通过贸易无运输成本地交换两种商品，但要素并不能在两国间流动；四是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条件。


2.2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基于劳动生产率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的基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分析的主要框架。即使 Krugman、Helpman 等发展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仍然是比较优势。但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忽略了时间因素，一国的技术和要素禀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进，其结果是否会强化该国原有的比较优势，并产生“锁定效应”，还是会改变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最终改变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对此需要引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根据比较优势变化的原因，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大致可分为外生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内生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2.2.1 外生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决定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要素禀赋和技术的演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为 FDI 的东道国带来了稀缺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有可能改变国家间的贸易模式。雷布津斯基（1955）定理证明了当要素相对价格不变，且所有要素都是非特定要素时，一种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生产的产品的产出增加，而密集使用其他要素的产品的产出将下降。①Mundell（1957）的要素流动模型表明，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同等地意味着，如产品贸易因关税等障碍被阻碍，且一种要素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则要素流动将消除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意味着产品价格将均等化，使得原先的贸易基础被消除。小岛清（1981）的国际投资模型表明，如果两国生产函数不同，则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转移生产要素会扩大贸易量，因为国际投资包括了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多种要素。对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下图进行分析：

从上图 A、B 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可以看出，A 国较之 B 国技术水平更高，因为 A 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更大。假设两国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分别相切与 Q 和q 两点，由于 A 国在 Q 点切线的斜率比 B 国更小，说明 A 国 Y 商品相对价格比 B 国低。假设 Y 商品为资本密集型商品，X 商品为劳动密集型商品，则贸易均衡条件下，A 国出口 Y 商品，B 国出口 X 商品。因为 A 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优于 B 国，因此如果 A 国向 B 国转让 X 产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则 B 国 X 产业将因为技术和经验的引进而提高生产率，生产可能性曲线将向 X 轴扩张，生产均衡点将向往移动到 q '点，线段 qq '即为雷布津斯基线，显示生产要素流入后生产均衡点的移动轨迹。由于 B 国 X 产品产出增加，因而会增加出口量。A国虽然生产可能性曲线未发生变化，但因 B 国 X 产品出口量增加而使贸易条件发生改善从而获得利益。

第 3 章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演进及趋势分析 ............... 33
3.1 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历史演进 ........................ 33
3.1.1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阶段 ................. 33
第 4 章 要素禀赋结构演进对出口产品结构作用的机理分析 ................... 66
4.1 物质资本积累对出口产品结构演进的作用机理分析 ..................... 66
第 5 章 要素禀赋结构演进对出口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89

第 5 章 要素禀赋结构演进对出口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国出口贸易的结构，最终是由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的成本，从而影响了出口商品的成本。因此，其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资本的累积，从而改变资本劳动比，使原先的要素禀赋丰裕度发生变化，使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并导致产业优势的改变，最终影响到贸易结构的改变；二是通过技术创新的不断投入，使得技术进步，从而带来产品生产成本的改变，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结构。三是人力资本的增值，使得相关产业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利于创新的产生。另外一些重大事件，也可能对一国出口贸易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第 6 章 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路径选择及主要政策建议

6.1 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路径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出口贸易增长比较稳定，如果背离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出口就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动态的演进，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都会影响到出口产品结构，因而一国在出口结构优化的战略选择上，应当注重遵循比较优势，盲目实行赶超战略，扭曲要素市场价格，对某个或某些产业实施补贴或扶持，以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会因为被扶持的产业自生能力差而导致事倍功半。所以，在产业和出口结构升级的政策选择上，应当注重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通过政策导向，促进要素丰裕度的改变，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和要素配置的作用，进而实现产业和和出口结构的升级。
6.1.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条件下的资本深化路径分析
资本深化的实质就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裕度增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严重不足，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缺乏活力，出口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外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和内部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的条件下，亟需转变增长模式。

上图显示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和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 80 年代以来就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进入 2000 年成加速下降态势，截止 2011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仅 35.45%，而同期的资本形成额则占到了 48.3%。高资本形成额是由高储蓄率所支撑的，长期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虽然支持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但导致的负面结果是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的持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逐渐失去最重要的内需因素之一。而投资需求不可能持续单独支撑经济发展的有效需求，从而迫使经济更多的依赖出口，这也是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超过 3 万亿美元，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外需恢复乏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最终消费仍可能继续下滑，因此经济增长必须启动内需，向以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变。同时我国人口增长却进一步放缓，1990 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 14.39%，2011 年已经下降到4.79%，劳动人口增长也呈明显放缓趋势，1990 年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为 56.6%，到 2003 年缓慢增长到 57.1%，2011 年又逐渐回落到 56.7%。预计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劳动人口增长的放缓，我国资本积累仍将继续深化，但鼓励投资和高储蓄率，从而增加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式已不应成为政策的优先选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