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对家庭层面来说，优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父母要注重高等教育投资，关心子女的学业表现，尤其是在农村和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虽然在这些地方面临着教育资源落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等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转变态度。父母作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者，不应放弃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应当充分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不应存在性别歧视，减少或不对女性子代进行教育投资。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跨越式转变。但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18 上升到 2017 年的0.467，超过了 0.4 的安全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潜力，还会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加深等问题。
对于收入差距的成因，一直都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也受到广泛关注。人力资本对于增加个人收入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育作为形成人力资本最主要的途径，能够增加个人的知识技术水平，提高个体收入，推动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1995 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直到 2018 年，我国教育投入总量达 4.6 万亿，和建国初比，年均增长为 13.4%，教育支出也已经成为了我国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根据教育部《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 万所，比上年增加 5017 所，增长 0.98%；专任教师 16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 45.96 万人，增长 2.83%。
可以看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受益。而教育，也为很多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了增加收入和阶层流动的机会。但是，近年来有部分研究表明，教育收益率在不同群体内的分布具有差异，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剧。“官二代”，“富二代”等词语的出现，以及“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以及民众的讨论。高收入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在就业方面也有更广泛的选择，从而形成了高收入代际流动。而教育作为打破阶层固化的工具，其作用遭受到了质疑，也有人因此提出了“读书无用论”。关于家庭背景对于子女收入以及代际传递的作用也成为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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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教育收益率研究综述
对教育收益率的讨论，总是围绕着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国内外学者对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注总体趋势，二是进行差异研究。
（1）教育收益率的总体趋势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对教育收益率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要属希腊教育经济学家乔治·萨卡罗普洛斯。他基于 1973 年至 2018 年的累计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和变化趋势等进行持续研究。至今已经积累了 1120 个实证研究，研究范围涵盖了 139 个国家，可以说是目前对教育收益率最为系统和权威的研究(Psacharopoulos,1973、1981、1985、1994;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2014、2018)。根据萨卡罗普洛斯的研究显示，1950 年至 2014 年，世界平均个人教育收益率为 8.8%。从总体上看，低收入国家的个人教育收益率最高，中等收入国家次之，高收入国家的个人教育收益率最低。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中，国际上的整体趋势是，初级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中级教育收益。高等教育收益率在不同的国家和时间节点趋势各不相同。
我国对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后来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李实和丁赛（2003）利用 1990 至 1999 年对城镇居民抽样数据，估计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发现个人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齐良书（2005）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88 至 1999 年数据，利用赫克曼两步矫正法估计了我国居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在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有所下降,从 1993 年之后才有上升趋势。邓峰和丁小浩（2013）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89 至2009 年数据，对我国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研究表明，在 1989 至 2009 这二十年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9 年至 1993年，我国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高于城镇地区，与齐良书的研究结果一致。第二阶段为 1993 年至 2000 年，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教育收益率。第三阶段为2000 年至 2009 年，城镇教育收益率先升后降，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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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一般是指，对家庭发生重大变化和起重要作用的历史条件及现实环境。例如家庭结构和类型，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职业性质和经济状况等。众所周知，家庭背景对个体社会化过程会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 1976 年发表的《科尔曼报告》中将家庭背景划分为三个维度，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其中，家庭经济资本是指，一个家庭为子女获得教育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在研究中，家庭的经济资本一般使用家庭收入进行衡量。家庭人力资本是指，一个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与学习相关的各种环境与资源。家庭的人力资本一般使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家庭社会资本是指，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能够为子女提供与教育相关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网络。家庭社会资本包括了家庭实际和潜在的资源，他能够通过促进家庭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产生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较为复杂，一般使用父母的职业及身份地位进行衡量。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说的家庭背景主要是指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也使用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家庭社会资本选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中的子女 14 岁时，父亲的就业状况、父亲的单位或公司类型以及 14 岁时的家庭等级这三个指标来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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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新人力资本理论
1776 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道，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因此他认为劳动者接受教育、提高技能应当获得报酬和更多利润。以及 1890 年，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指出，知识具有重要的生产性，并且会强化组织始关注到人力资本重要性。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960）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作为诞生标志。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宏观角度阐释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他指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并且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和健康状况等方面，而其中最为重要和有效的就是正规学校教育投资。
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1958）在《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中首次提出并最早建立了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将个人工资收入与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和工作经验相联系，也就是“明瑟收入方程”。后来被人们广泛应用于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研究中。
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1962）他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理论的分析》一文中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决策框架，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后续研究。贝克尔将家庭视为生产单位，子女视为耐用消费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决策框架的基础。他认为家庭在养育子女时，对子女进行的投资也是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这可以解释家庭背景对于子女受教育水平或者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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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 22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 22
3.1.1 数据来源 ........................ 22
3.1.2 变量说明 .......................... 23
4 实证分析 ........................... 28
4.1 模型构建 ................................... 28
4.2 回归分析 ............................ 29
4.3 异质性分析 .............................. 31
5 结论、不足与政策建议 ................................ 38
5.1 研究结论与不足 ............................... 38
5.2 政策建议 ................................ 40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分析
由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收益率和收入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家庭背景变量时，使用明瑟收入方程估计出的子女教育收益率为 7.4%，如表 4.1（1）所示。而在加入家庭背景变量之后，估计出的子女教育收益率为 6.8%，如表 4.1（4）所示。说明家庭背景变量减少了能力对子女教育收益率估计造成的偏差，使得教育收益率的估计更为准确。由表 4.1（2）和（3）可以看出，家庭背景中的家庭社会资本使子女教育收益率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家庭人力资本则使子女教育收益率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表明在家庭背景因素中，家庭人力资本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影响更大。
如表 4.1（4）所示，家庭背景中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的收入有正向影响。其中，14 岁时父亲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类型和 14 岁时的家庭等级均在 1%的统计学水平显著。表明父亲为自雇佣就业的家庭，其子女的收入水平更高；家庭等级越高，子女的收入也越高。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均对子女收入有正向影响，且在 10%的统计学水平显著。表明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子女收入有正向影响。这点也体现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在家庭中多承担在外打拼，为家庭创造经济来源的角色，父亲的工作单位和受教育水平会导致家庭收入的多少，而母亲在家庭中多承担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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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不足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基于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数据，通过扩展明瑟收入方程，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收益率和收入的影响。并从子女性别、城乡、地区和受教育水平四个方面，进行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收益率和收入的异质性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整体来看，家庭背景对教育收益率有负向影响，即引入家庭背景变量后估计出的子女教育收益率更为真实。此外，家庭背景在子女教育收益率中存在着差异，男性子代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子代。这表明在我国，还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家庭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倾向于给与男性子代。城镇子女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子女教育收益率，东部地区子女教育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收益率。说明我国在城乡和区域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高等教育收益率高于高中及以下教育收益率。说明接受高等教育依然能够提高个人收入，高等教育作为打破阶层固化的工具依然发挥着作用。
（2）在家庭背景对子女收入的影响中，14 岁时父亲的就业状况对子女收入有负向影响并存在差异。通过异质性分析可知，父亲从事非农业工作对于男性子代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城镇子女，农村子女的收入也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从事非农业工作因素的影响。这表明在我国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经济来源的农村地区，家庭中父亲从事非农业工作带来的经济收入要比农业生产收入高，其对子女享受的教育资源也会相对更好，进而提高了子女的收入。在地区差异中，14 岁时父亲的就业状况对东部地区家庭子女的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区域，父亲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积累的家庭经济资本等较中西部地区相比要更高，因此子女的收入水平更高。
（3）在家庭背景对子女收入的影响中，14 岁时父亲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类型对子女教育收益率有正向影响。表明父亲为自雇佣就业的家庭，其子女的收入更高。本文所说的自雇佣就业是指，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父亲为自雇佣就业的家庭，有可能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父亲没有工作单位。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可能为父亲从事农业生产工作所得，或者依靠其他家庭成员工作所得，也有可能依靠低保等国家政策补贴来维持生计。但无论为何种情况，其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其他家庭比都相对较差。因此，其子女更可能会更加努力来摆脱这种困境，所以他们的教育回报和边际收益相对于家庭背景较好的子女来说要更高，其收入水平也会因为教育而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