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们对美好环境需求增加。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明显速度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7 年我国经济增速为 6.8%，超过 10%经济增速的时代已经过去。从 2013 年开始的去产能、降库存等一系列深化改革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对短期内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短期内激发的矛盾大多来自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弊病。典型的，早期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污染、低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需求迫切，产业结构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产业链升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国经历了几十年追赶式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国家领导人、企业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凸显出我国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的决心，过去边污染、边发展的理念也渐渐被企业遗弃，更加重视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总的看来，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区域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机遇。2019 年 8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此外，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资深优势，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这充分凸显出结合地区资源优势，合理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近年来，云南经济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发展困境。尽管如此，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本文认为机遇远大于困境，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转型的阵痛期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云南经济疲弱的原因。随着我国经济迈向新台阶，特别是互联网发展推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这为云南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机遇，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远离东部经济中心，工业基础薄弱1、运输成本也较高，发展具有较高污染的工业明显违反比较优势原则，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很好的发挥云南的自然优势，弥补发展短板，实现绿色、长远发展；二是生态文明建设引致的环境规制，当前，环境规制作用对象主要是具有较高污染排放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面对较大的规制压力，云南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建设者，具有高污染性质的企业很难进入云南进行生产，那也说明污染很难转移到云南，从企业成本角度来看，云南的低污染企业能够更好的适应绿色发展，在成本上占据较大优势，能够较快的适应经济转型升级；三是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助推优势。产业结构的演进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产业结构的提升通常是先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结构进入新台阶，此时资本积累也相对充裕，政府更加关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云南因地理、资源禀赋的限制，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增加值也不高，通过合理借助后发优势，面对相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时，云南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进程更加快捷，面对的改进阻力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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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2000 年以来，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恶化、产业转移、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引起了学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居民的广泛关注，在学术领域，大量关于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涌现，从各角度、领域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一、环境规制相关研究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波特假说”（产业升级）与“污染天堂”（产业转移）。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经济学家们认为，加大环境标准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企业来说，环境规制的实施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成本，降低企业家的投资热情，妨碍生产力的增长，最终严重降低企业竞争力。之后，波特（1995）提出不同的看法，波特认为短期的环境规制会减少企业创新投入，但长期内会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而当环境规制进一步增强后，企业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降低因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典型的，企业可以通过重新选址或者把高污染生产部门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地方（List et al.，2003），也即污染避难所效应（Copeland ＆ Taylor，2004）。Cai et al.( 201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水污染企业偏好在行政边界设厂，认为污染向行政边界转移的动力在于跨界污染的溢出效应。Albrizio et al.（ 2017）认为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此外，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Greenstone et al.(2012)、Rubashkina et al.(2015)使用美国、欧盟 17 国制造业数据，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负面影响。另一方面，Wang et al.(2016)、Yun et al.（2019）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创造更多兼容成本效应，相对于创新抵消效应。Zhang et al.(2011)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表现出“强”波特效应。环境规制效果的评估因数据来源、环境规制指标的选取等评估方法的不同而不同。沈坤荣、金刚等（2017）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进行因果检验，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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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第一节 环境规制的概念与作用路径
一、环境规制的概念
工业革命以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环境保护理念加深，环境规制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外部性概念最早源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890 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主要是为了和“内部经济”这一概念对应，以说明第四类生产要素的变化如何能导致产量的增加，关注点并未聚焦于因外部性导致的环境问题。更正式的，环境规制问题以外部性问题被庇古在 1920 年正式提出，负的外部性引起的一系列环境与经济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罗纳德·科斯在 1937 年、1960 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论文中，首次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这为当时因负外部性导致的“公共地悲剧”现象的解决找到了良方，而环境规制的核心就在于明晰产权或者通过修正因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实现均衡。
二、环境规制的作用路径
环境规制从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一是企业主动升级生产设备，使用清洁设备，降低污染的排放，产业结构实现由低向高的演进与优化。二是企业受到政府、民众的规制约束，企业被迫大力整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部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典型的就是一些高度依赖资源的高污染企业，这一类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大多通过减排、停产、转型、安装清洁设备等措施来满足强制性的环境规制命令。能源供给和能源价格角度会影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企业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较强的环境规则对高污染产业的企业的成本会造成很强的压力，改变该类产业的产业集中度，迫使企业转型发展；而对于低污染产业的企业，比较成本优势得到体现，反而可能在市场获得更大份额，获得更多因较低污染成本带来的收益（范玉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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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与效应
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是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农业，外来资本较为缺乏，这时经济发展目标是以解决温饱，建立一定的工业基础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也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合适的营商环境，大量外国资本进入，结合我国的人力资本禀赋、自然资源禀赋，通过外国资本及其先进的管理技术，我国得以建立一系列初、中级产业；我国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又进入新的产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淘汰落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为导向，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一般而言，产业优化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动态演变，而且这一过程是渐进与曲折的（朱卫平和陈林，2011）。总体而言，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要素禀赋的转化，旧的产业的发展模式动态的转移到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得以实现。
一、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
按照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产业结构优化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来度量，干春晖（2011）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减少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加剧经济波动，但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和平演进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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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26
第二节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测算 ......................... 28
第三节 面板回归检验 ..................... 32
第四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3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53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54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54
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检验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云南省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数据库等。同时,收集了云南省 8 个州、8 个市的经济数据，时间区间段为 2008-2017 年，构建州、市的面板数据，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内生性问题引起的偏误。本文使 Stata15.1 SE 版进行计量分析，Stata 具有出色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功能，使用 Stata 进行面板数据的处理和回归非常符合本文的研究需求。参考部分学者做法，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平滑化处理或填补为 0 值（数据本身极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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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产业结构演进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云南省 16 个州、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于云南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要素禀赋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本文研究相对前人研究有不少差异，前人的大量研究要么以全国省份、城市或者单独省份的州市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大多是东、中部发达地区，而对西部欠发达区域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结合云南经济发展的背景，深入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云南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云南的资源禀赋特征提醒我们，应当深刻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重要性，云南积极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于产业结构优化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此外，要警惕唯科技论的观点，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当关注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实施的区域性差异，避免“一刀切”政策，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经过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硬”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影响，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特征选择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保持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第二，来自云南的实证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明显影响，而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明显促进作用，这说明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考虑异质性影响时，本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具有强旅游资源都会影响环境规制的效果。
第三，从空间相关性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区域间的污染强度在大多数年份都存在空间相关性，而环境规制强度只在少数年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一检验结果说明州市间的环境规制协调水平有待提升，存在“污染转移”的可能，而州市间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关联，有利于产业优化效应的溢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