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 2018 年发生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技术创新，尤其是前沿的重大技术创新极为关注。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在当下世界格局中变得愈加重要，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针对中国创新系统的建设有八个问题需要深化研究，其中一个是创新政策评估的深化问题。
世界经济中心的变化展示了科技创新所发挥出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具备了领先的科技，就可以达到发展制高点，拥有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在 16 世纪以来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中，英国、德国和美国抓住机会成为了工业强国。日本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引进消化吸收发展新技术，崛起成为新的工业强国。现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理化学等相结合的复杂科学技术逐渐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建设创新型国家利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登上世界的高峰需要我们重视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在创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一些创新活动的开展需要政府的力量才能顺利实施，政府逐渐成为部分科技活动的依靠。美国第一部宪法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独立发展的保护，二战以后科研机构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创建以及《拜杜法案》的颁布，都使得政府工作强化了美国官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和市场相互合作，使德国的关键技术研究、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历史证明，国家强大离不开创新，创新的发展需要借助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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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政府创新政策
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创新政策出现于欧洲学者中，随着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政策成为政策领域的一项重要措施。第一类主要是对创新政策本身的量化和分析。彭纪生（2008）认为创新政策中财政措施对经济绩效具有糟糕的影响。仲为国（2009）认为政府创新政策对技术绩效指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刘凤朝等人（2007）认为创新政策从最初的单一的科技政策逐渐发展为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协同统一，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逐渐由政府主导到市场调节。有学者将创新政策运用指标变量代理研究了政策本身的绩效。王思薇（2010）研究了科技政策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影响，认为除了科技人员总数的增加对经济没有显著影响之外，其他都对技术绩效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上述学者主要针对于创新政策进行了研究，未将创新政策当成创新整个活动的一部分。
第二类将创新政策融入创新系统中，不再单独分析创新政策本身，认为政府创新政策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彭宜新，2009；王德华等，2015），但是中国政府相比于美日德等科技发达国家来说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缺乏互动，而促进互动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科技政策的改变和支持（柳卸林，2000）。蒋选等人（2015）对创新政策进行了分类，得出在创新政策中财政政策对国家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长期以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外国技术和方法，我们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地增长。基础研究投入多，投入周期长，且风险大，同时基础研究本身具有公共物品性和正的外部性。对企业来说，在基础研究方面往往缺乏资金或者由于基础研究结果不确定性，企业投入大于收益以至于没有动力去参与。针对上述特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大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资金，用于大学及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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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定义与技术市场发展进程
2.1 效率、绩效和效用
为避免混淆，本文首先对效率、绩效和效用进行概念上的区分。“效率”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受到经济学者的青睐，对“效率”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最著名的帕累托效率指不存在不损坏一些人的境况而让其他人的状况变得更好。Koopmans（1957）对创新效率做出定义：当所研究的对象不增加投入就不会得到更多的产出的时候即达到了创新效率最优。创新效率涵盖了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大方面。在其他情况不再改变的条件下，当厂商的产出无法再增加或者投入不能再减少的时候即达到了技术效率，该值可以用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两者的比值，或者最优投入和实际投入之间的比值来测量。配置效率的研究对象是组合最优，用决策单元中投入要素的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比值来表示。现有数据下部分要素的价格信息没有统计，数据搜集存在困难，所以一般学者们都不选择配置效率。本文中所指的创新效率和其他学者一样为创新的技术效率。
绩效一般可以理解为成绩，或者在特定时间段内，某项措施、行为方式最终对其它事物造成的客观影响。部分学者会用到绩效一词来评价政府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当然也有学者将创新的整个过程纳入创新绩效的研究范围，本文中绩效主要指政策所产生的作用。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后文产学研的绩效用数量来衡量。效用在经济学中指消费者购买某商品所产生满足程度，本文中主要指功效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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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新理论
19 世纪 70、80 年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升级，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现在人们视野中。面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1912 年熊彼特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了“创新理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人口、资本等要素讨论居多，而熊彼特另辟蹊径引入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基于分析创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解释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
熊彼特的“创新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口、财富、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扩大，而是经济发展内部本身发生了本质的自发性突破，是经济社会中一些“新组合”。“新组合”是创新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创新者自发性的不断探索工业和商业中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组织形式之间新的结合方式，并不是因为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而发动的。通常情况下，新组合容易出现在新企业中，并最终取代旧组合。熊彼特认为创新不像发明和试验只产生知识，从熊彼特创新本质出发，它更是一种经济行为，最终是要将产生的新的知识和新的理论生产为真正的商品，投入市场商业化，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
传统意义上的创新通常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对“创新”的传统解释有：1、创新所需要的时间周期长。一个新思想的产生到投入商业化并取得成功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有的需要数年，有的则可能持续到数百年；2、创新不是必然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一旦创新成功将会开辟新的研究轨道，这种创新往往都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的，没有确定性无法预测；3、创新具有高成本和高收益。首先，创新可能会使企业面临巨大的难题，但创新一旦成功，则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使整个产业发生彻彻底底的变化，让该产业改头换面重新踏上新的道路。回顾以往的技术发展道路，创新是没有历史数据可以沿用的，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没有明确案例可供参考，因此创新成本是巨大的。相较于传统的创新，熊彼特是从创新的本质来看待问题，在他看来，创新并不是因为投入了成本，就必须获得收益的这种心理驱使发生的，而是因为在当前条件下，生产要素和现有的生产条件限制了发展，不得不想方法对所拥有的原材料和力量相结合，生产出一些别的产品，或者改变生产方法生产已经存在的商品。另一方面，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因缘巧合下随机偶然发生的，熊彼特创新强调这种创新至始至终是按规则展开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创新中的偶然因素大幅度降低，成为一种必然发生的事件，创新周期当然也随之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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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支持与技术市场规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 .......................... 20
3.1 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 .............................. 20
3.2 技术市场规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 .......................... 21
4 政府支持、技术市场规模对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23
4.1 方法选取 ............................... 23
4.2 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 25
5 技术市场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 39
5.1 研究方法和指标的选取 .......................................... 39
5.2 研究过程及结果分析 ........................... 40
5 技术市场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5.1 研究方法和指标的选取
关于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姜彤彤（2015）、王进富等（2011）、王帮俊等人（2018）的研究，根据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最终确定了 8 个投入指标和11 个产出指标。采取因子分析法，原因在于该方法可以简化数据，通过较少的因子来反映复杂的现象，而且因子分析可以将具有相关性强的指标分到同一组中，不同组别之间的相关性又很低，利于找出提高技术市场规模最具有相关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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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6.1 总结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单独依靠政府或单独凭借市场的力量取得成功，政府和市场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因此政府是不可能代替市场单独存在的，而市场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如果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社会投入将低于最佳水平。知识创新活动对于国家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知识创新的投入则需要政府对科研机构长期、稳定、充足的支持。在技术市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无法顺利流动的情况下，投入很难全都转化为产出，政府无法实质性的提高科技创新活动的产出水平，且市场机制的缺失会导致政府承担本应市场承担的职能，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政府对科技的支持活动反导致了创新效率低下；若在技术市场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补充市场作用，协助市场承担其做不到的职能，有效提高创新效率。因此，政府支持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真正发挥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在技术市场发展完善的基础上。
使用中国2001-2016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技术市场规模各个地区之间差异还是很大的，而最终固定效应模型中显示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体现为促进作用，但是门槛模型中由于技术市场规模成为控制变量，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便不再是线性关系；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给出了技术市场发展程度的阈值，清楚的知道技术市场规模转变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更好的发挥政府支持作用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中国落后的技术市场规模限制了中国创新效率的提高，因此接下来提高技术市场发展规模对中国创新系统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