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业人口的真正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农业人口的大量非农化转移，虽然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名义城镇化率已从 1978 年的 17.9%提高到 2016年的 57.35%，但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实际城镇化率却只有 41.2%。农业转移人口（即农民工）的实际城镇化率，即农民工的市民化，明显滞后于他们的就业非农化进程.
影响农民工有效市民化的因素有很多，较低且不稳定的工资收入一直是其中的首要阻碍因素（江金启等，2016）。对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学者们多总是先从新古典工资理论（即传统人力资本视角）来寻求解释，基于学校教育、经验、培训所表示的传统人力资本差异来解释他们的工资差异（王德文等，2008；张世伟、王广慧，2010；刘士杰，2011；赵显洲，2012；张世伟、武娜，2013；宋月萍、张涵爱，2015；张俊，2015；江金启等，2016）。然而，系统梳理这些研究后，我们发现，传统人力资本因素在控制住制度环境和职业、行业等结构因素的作用下仍均无法对同一个体在不同职业上的工资差异及同一工作上相似个体间的工资差异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刘林平、张春泥，2007；杨晓军、陈浩，2008）。特别是在个体受教育程度日趋同质化后，文化程度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已很难对农民工工资给出有效解释（陈技伟等，
2015）。
面对着上述传统理论的解释困境，以非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理论为传统理论的解释脱困提供了契机。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非认知能力在个人经济和社会表现上的影响也许比我们之前重视的教育等传统人力资本因素要重要的多（李晓曼、曾湘泉，2012）。早在 1977 年就有学者发现，在工资决定方程中，社会背景、IQ 和教育只可以解释 5%到 50%的部分，剩下的一大部分都未被解释，而这未被解释的部分就很有可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性格不同造成的，与人们的非认知能力有关（Turner & Martinez，1977）。这之后，部分国际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最具代表研究就是Heckman 与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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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探究我国当前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类别的回报率差别，针对不同收入组的人群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非认知能力分解对于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看，本文将为非认知能力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其次，在对于非认知能力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上，运用（Osborne, 2000）的方法，保证了研究的严谨性，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2.2 政策意义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需要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而推进市民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而传统人力资本要素如教育年限及工作经验等很难提升，这种情况下研究非认知能力对于工资收入及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有助于政府从人力资本角度为农民工提供相应培训、制定相应的政策从而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推动其市民化的发展，同时也更好的平衡农民工群体内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1.2.3 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基于 2010 和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民工样本，通过2012 年的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了解农民工就业传统人力资本状况和非认知能力状况。其次，对非认知能力进行内生性处理，剔除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再次，探究非认知能力对于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对于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然后对农民工性别工资差距进行非认知能力分解，为政府平衡农民工收入差距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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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非认知能力的形成
许多学者发现，父母亲或者说家庭在对于其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行程中有重要的作用（Carneiro&Heckman，2003；Cunha et al.2006; Heckman & Masterov,2004；Gr?nqvist, ?ckert & lachos, 2010; Bj?rklund & J?ntti, 2012; Anger, 2012）。更加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家长在帮助孩子提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中更加成功。由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人生的早期已经成型，那么收入的差异也很早就开始了。Heckman（2005）举出了证据表明早期的干预能够成功的减少孩子出生在较差家庭的不足。这些干预的成功并不能带来 IQ 的提升，但是能够对他们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例如，Heckman etal.（2006）提到的 PPP 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gram），此计划对有不足的儿童进行早期干预，儿童们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和实验组，这项实验一直持续跟踪到他们年龄到达四十岁。实验发现，这项项目并没有提升 IQ 分数，但是提升了成就测试的分数，教育，以及社会技能。这样就说明了非认知能力对于社会行为是有影响的，并且被计划所提升的非认知能力并不能被 IQ 测试所度量。其他的项目也都和 PPP 计划结论一致。比如，Heckman（2012）提到了 Project STAR，这项计划将幼儿园的学生和老师随机分配到不同大小的班级中。Dee and West（2011）使用此计划的数据发现被分配到小型班级的能够带来性格特征的正面提升。在后续的研究中， Chetty 等（2011）通过检验 Project STAR的数据发现，被分配到高质量幼儿园班级的学生（学生平均的 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成绩高）在他们成年的早期有着非常显著的更高的工资。
但同时又有研究发现，虽然家庭会对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但是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的非认知能力也会有很大的不同。（Plomin & Daniel 1987; Plomin 2011）。早在 1927年，基于 Alfred Adler 的工作，就有学者发现至少有一部分的性格差异是跟孩子的出生顺序有关的，其中最年长的孩子会更加具有控制力。之后，大量文献也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近期的研究关注点在进化理论，进化理论认为在出生顺序是非认知能力差距的主要原因（Sulloway, 1996）。由于同胞兄弟姐妹要争夺有限的家长带来的资源，所以他们就会尽其所能为家里填补“缺口”。首先出生的孩子主要关注点在取悦家长，进而为后出生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而后出生的孩子则被认为更加容易相处，更善于社交更加具有创造性。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这些研究发现，首先出生的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成就和收入水平，有更高的智力，也更有可能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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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认知能力的测度
劳动力市场非认知能力问题，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成为西方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因此，国外学者关于非认知能力测度的研究文献较多。Almlund（2011）提出大量证据表明稳定的个性特征是存在的并且可以预测许多行为结果。大多数的非认知能力的测度都是采用自我汇报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进行。迄今为止，最广泛的也是最为著名的性格测试之一被称为大五 测试（Big Five ）。大五人格包 括开放性（Openness ）,责 任感（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Costa 和 McCrae（1992b）详细说明了大五项的各个方面，John andSrivastava（1999）将大五人格极其包括的方面列出来了详细的表格。其他和大五测试相关的性格测试还有大三人格（Big Three），MPQ 和大九人格（Big Nine），Borghans（2008）和 Almlund （2011）对这些测试做出了比较。Cloninger（1999）发现还有其他的一些测试如 DSM IV 还有气质测试，也都跟大五人格有关系。
近年来被使用的比较多的度量非认知能力的量表还有罗特内外控制量表（the Rotter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和罗森博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Scale）。罗特内外控制量表是一个 23 个必答选择问卷的四个问题的省略版本。其用于测度个人是否对他们的生活有所掌控，量表是向内向方面打分的。分数越高，测试人性格越内向。Osborne-Groves（2005）提到罗特内外控制量表度量了个人对于生活的掌控度，并且在前人对于劳动力市场非认知能力的度量中被广泛应用。而罗森博格量表是一个十个问题的量表，Rosenberg（1965）提到罗森博格量表测量了个人对自己的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程度。Heckman（2006）提到罗森博格量表被广泛应用，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问题的回答分为四个维度，十分同意，同意，不同意，十分不同意。
此外，Goldsmith（1997）认为心理资本主要由自尊构成。Luthans et al.（2004）则主张心 理资本是指人的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希望（hope）、乐观(optimism)和回复力(resilience)四个维度。Luthans et al.(2005; 2007)编制的心理资本理资本量表采用了 6 点记分法，由 24 个题目组成，分别从自我效能感、希望、回复力和乐观 四个方面测量了被调查者的心理资本状况。王雁飞、朱瑜（2007）表明该方法较易实施，是目前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最普遍的测量方式。同时，与其他心理资本量表相比，Luthans et al.提出的心理资本量表是目前唯一通过信度和效度验证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心理量表。Christoph T Weiss（2010）在研究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时，使用了两种对学生母亲和老师提问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学生母亲进行提问其子女的行为，有八个问题，回答分为三个程度，1 代表“经常发生”，2 代表“有时发生”，3 代表“从未发生”。第二种方法是对老师提问，有九个问题，回答同上。
...............................第三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17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取.........................17
3.1.1 数据来源............................17
3.1.2 变量的选取..........................19
第四章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28
4.1 主要变量测量误差的校正................................28
4.2 非认知能力内生性的处理................................29
第五章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32
5.1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32
5.2 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回报率的性别差别............................34
第五章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利用 2012 年 CFPS 调查的农民工数据，我们对上文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4-1 所示。变量的选取我们参照 Osborne（2000）的文章，将社会地位替换成父母亲文化程度，工龄代替工作年限，认知能力代替 IQ。由于 Osborne（2000）的文章是以女性为样本的，所以本文再加入一个性别变量。模型的选择我们参考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的文章，前三个模型分别各加入情绪稳定性、宜人性和尽责性进行回归，第四个模型将三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一并加入，最后一个模型将总的非认知能力加入。我们使用 Heckman 两步法纠正样本选择性偏差，五个模型都展示使用 Heckman 两步法纠正后的结果。结果显示，lambda 系数在 5 个模型中均不显著。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第二步收入方程的部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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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 和 2012 年的数据，基于国际公认的非认知能力度量标准“大五人格”，研究了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于农民工社会经济表现的一系列影响。其中首先研究了农民工各维度非认知能力（情绪稳定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及非认知能力总指标对工资收入的回报率，及回报率是如何受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类别所影响的。其次本文将男女农民工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非认知能力分解，观察非认知能力在性别工资差距中所占的比重。
(1) 本文结果显示，非认知能力对于工资的回报率正向显著，非认知能力总指标每增加 1，工资收入增加 5.6%；分维度来看，情绪稳定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的回报率分别为 7.50%，6.00%和 11.1%，其中，宜人性的回报率跟教育年限（7.4%）十分接近，尽责性的回报率甚至超过了教育年限。文献中，传统人力资本方程往往重视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等对工资的影响，有时还会加上认知能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工资未被解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非认知能力在工资方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Kuhn & Weinberger, 2004; Heckman et al, 2006; Carneiro et al, 2007 等）。本文在这一点上与大多数以往文献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非认知能力和认知能力 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很重要。（Heckman et al, 2006；Heckman & Rubinstein, 2001）
(2) 其次本文延伸了研究内容，进行非认知能力回报率在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类别间差异的研究。结果显示，情绪稳定性对于男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回报率更加显著，而尽责性对于男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回报率都十分显著。文化程度分组下，非认知能力总指标、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在小学及以下学历农民工组别中的回报率都十分显著，充分说明了非认知能力在低学历劳动力群体中的显著促进作用。职业分组下，非认知能力在中低端职业类别分组下显著，在高端职业分组下不显著。再一次说明了非认知能力在农民工集中的中低端职业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显著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略)